略论王禹偁的文学观

<正> 王禹偁在北宋初期文风颓败之时,打起了“革弊复古”的旗帜,对晚唐五代浮艳的文风进行了有力的挞伐。他强调为文取法韩、柳,诗歌学习杜甫、白居易的有为而作精神,为欧阳修等人掀起的诗文革新运动开了先声,遂成一代前驱。宋初文坛深受晚唐五代文风影响,唱和之诗风靡一时,“苦吟”诗人争相涌现,以逃避现实,歌时颂圣为能事的各种文学流派充斥文坛。晚唐五代由于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经济日趋衰退,多数文人墨客钻进了与世隔绝的书斋,或吟唱用典繁杂的“闺闱诗”以自娱,或     

宋初文风与王禹偁的文学观

<正> 入宋以来,王禹称是首先对风行宋初文坛的颓靡文风进行讨伐的一位作家。围绕着“革弊复古”的宗旨,他提出了“宗经传道”的进步理论主张,为后来欧阳修、曾巩、苏轼等人的革新运动奠定了基础,成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一) 如同社会的发展,文学的发展也是沿着一条曲折的轨迹。中唐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给予了有力的冲击。但是,由于古文运动并未得到进一步发展,致使唐代一直流行着的骈体文在晚唐五代再度盛     

不事雕饰 一往情深——谈归有光《项脊轩志》的艺术特色

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既没有惊人的情节,也没有华丽的词语,只是围绕着项脊轩,写了自己读书、生活的情景和一些家庭琐事,看来似乎平淡无奇,但是它却以它独特的风姿吸引着读者。 归有光活动的时期,正是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文风十分盛行的时候。他敢于和这种“以琢句为工”、“摹拟剽窃”的形式主义相抗衡,敢于直斥当时“主盟文坛,声     

北宋初年的行卷风尚和古文复兴

北宋初期的文坛沿袭着晚唐五代以来的华靡风气。这种文风也影响到以文词取仕的科举考试的评判要求,致使大量追求平易风格、提倡儒家之道的优秀作家被排除在仕途之外。流行于当时的行卷风气,反其道而行之,使一些力图改革文风的士子和显人联系起来,既为士子拓展了成功的道路,又为显人扩大了社会的影响。这种风气对振兴宋初衰败的文坛,提携文学的新人,复兴并弘扬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精神,起到了间接的积极推动作用。     

谈温李齐名

温庭筠以诗、词赋的成就,给“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晚唐文坛带来了生机。《东观秦记》、《北梦琐言》、《全唐诗话》、《唐诗纪事》《唐语林》、《新唐书》、《旧唐书>(《李商隐传》、《温庭筠传》)等都载录温庭筠和李商隐齐名。温庭筠和段成式、李商隐号称三才,文称三十六体(岑仲勉《唐人行第录》载录三人族兄行第都是十六)《四库全书·西崑酬唱集提要》说:“冯武序以李商隐诗与庭筠、成式并称‘西崑三十六体,”《册府元龟·才学类》     

杨万里诗歌艺术探析

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江西吉水人,是南宋与陆游齐名的“中兴四大家”中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力求冲破江西诗派的束缚,在更广阔的领域对诗歌创作展开新的探索。他所创造的“诚斋体”,无论在内容方面还是在艺术表现方面,都很有特色,在当时自成一体,为诗坛一大家。一北宋后期,黄庭坚所代表的江西诗派是诗坛的创作主流,他们在创作与欣赏上,偏重于形式而忽略内容,强调诗歌的创作技巧。但是,随着江西诗派缺点的逐渐暴露,有一些诗人,如吕本中、陈与义、曾几等人,认识到江西诗派的局限性,因而在创作实践中,力图有所突破。特别是南…     

简论晏殊词的积极因素

晏殊是我国北宋词坛上一位影响较大的“宰相词人”,他与欧阳修齐名,曾有“翔双鹄于交衢,驭二龙于天路”的美称。以他们为代表的“江西词派”的创作,遂开北宋之“正宗词风”。正如冯煦所说:“晏同叔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宫右徽,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     

评严羽的妙悟说

一、《沧浪诗话》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意蕴从北宋的文坛来看,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轻视文学艺术创作的形象思维、形象特征,提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文学理论。严羽的“妙悟说”是针对江西诗派而发的。他说:“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     

论田锡辞赋的新变

宋初文坛承接五代平弱的文风,流连忘返。田锡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探索宋赋的发展之路,以革除文坛积弊。田锡论文重视文学自身的价值,主张表现真性情,这是他变革赋风的理论基础。在辞赋创作中,田锡追求雄豪壮大之美,以革除繁采寡情之弊;追求清丽深婉之美,以革除枯槁憔悴之风;追求理趣韵致,初露成熟的宋赋风貌;追求文气的圆转流畅,变革骈体文风。     

论柳宗元散文的语言艺术

公元八世纪末至九世纪初期,即唐德宗贞元至唐宪宗元和年间,一个革新文体、文风、文学语言的“古文运动”;以空前的气势开展起来,华丽、柔弱、造作的骈体文失去厂文坛上的统治地位,质朴,刚健,文从字顺的散体新文风引人瞩目。是时,古文作家人才济济,作品的内容和意境都有开拓性的创新,散文创作的技巧达到唐代的高峰。在这一运动中,韩愈和柳宗元是两员大将,“他们的散文成就在唐代成为两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论元代的诗派及其宗唐复古倾向

“遗民诗派”、“雪堂雅集诗派”、“延事占诗派”与“铁崖乐府诗派”,是活跃在元代诗坛上的四大诗派。“遗民诗派”由金遗民诗人与宋遗民诗人两大诗人群体组成,他们一方面于宗唐中讨生活。一方面则反复吟咏着亡国之恨与遗民之哀。“雪堂雅集诗派”与“延祐诗派”为元代中期诗坛的中坚．在“转而学唐”方面,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就。元末以杨维桢为首的“铁崖乐府诗派”,以“力复唐音”与“宗唐复古”为己任,使得“古乐府”的创作在当时成了一种风气,并于明初诗坛产生着深远影响。     

宋初三朝的崇文风气与文风的演进

宋初三朝的崇文风气与文风的演进程杰北宋诗文革新的历史起点可以追溯到宋初柳开、王禹等人的复古主张和实践，但就宋初文坛的整体情况而言，柳开、王禹等人代表的文学复古革新倾向却没有发展为文坛的主流。当时文坛最为壮观的是佑文政策刺激下崇文风气的形成与诗赋创作的...     

中晚唐之际的刘白诗派与姚贾诗派

刘白诗派和姚贾诗派是中晚唐之际两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刘白诗派的成员多是高官显贵,其诗歌多叙写闲适之情,诗风平易畅达;姚贾诗派成员多是下层文士,其诗歌多叙写荒凉冷落之景和身世之感,诗风寂寞寒苦。他们的创作一直影响到北宋初年的白体和晚唐体。     

简繁互动中追求生命的永恒与宽广——解读陈敬容的诗《山和海》

19世纪40年代中国文坛崛起了一个新的诗派——中国新诗派。他们当时提出新诗的要务在于:追求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传统。这可以说是他们的宣言。之后,由于《九叶集》的出版,故有“九叶派诗人”之称。陈敬容是九叶诗人中很认真内敛的一位诗人,在艺术上孜孜不倦地探索,在生活中     

唐人如何对待辞赋

辞赋,是汉魏六朝文学上的重要文体。但自从汉代著名辞赋作家扬雄论定它“雕虫篆刻”、“讽一劝百”以来,历来对之多有微词,许多人甚至把它看做是雕琢浮靡文风的代表。现在文学史上写到辞赋,往往也是几笔带过,简单地把它论定是形式主义的产物。但是,考察一下直承六朝的唐代文坛,却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坚决摈弃辞赋的作家,文学成就并不高;而那些真正改革一代文风、创造文学高峰的人,倒是相当推崇、重视辞     

显隐难遂病才子 新旧始更雅文风──卢照邻简论

卢照邻是初唐文坛的一个重要诗人，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极具典型性的悲剧诗人。他在封建社会上针时期，由入仕到入道，最终惨死颖水，经过了文人精神、入仕之念与道家哲学的激烈斗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病才子。他积极推行新雅文风，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创作传统，提出了很多有借鉴意义的文学主张，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叙情长篇──七言歌行的创作，丰富了唐代文学的创作园地。     

论欧梅诗派的诗歌风貌

欧梅诗派是北宋仁宗天圣至神宗熙宁年间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为主要成员而形成的一个诗歌流派.在长期的诗文唱和中他们形成了基本一致的诗歌风貌:创作题材上取材广而命意新、创作风格上追求宋调风味、创作技巧上追求"状难写之景"和"意新语工"、创作方法上转益多师和博采众长.这些共同的创作特点开创了宋诗的主体风格,奠定了他们的诗歌史地位.     

诗意的消解与重铸——“他们”诗歌精神特质简析

“他们”诗人不事张扬,只是默默地创作。正如“他们”诗人于坚说的那样:“我活着,我写诗。”这种姿态与“他们”一词所透射出的那种“被隔绝同时又相对自立的情绪”①,使得这些诗人唱出了当时诗坛的最富特色的音符。“他们”诗派并没有像当时其他诗派那样制定什么诗歌宣言与理论来供我们分析研究,而是更多地以其创作实绩向世人昭示着他们的存在与诗歌精神。一、诗歌本体论的建构文学是语言艺术,诗歌以语言的特殊的编码方式和操作规则成为其中的精品。“他们”把诗看作“语言和语文的运动”所生发的生命形式,充分体现了语言的自觉和对诗歌本…     

吴中派与七子派——略论明中叶吴中诗派的文学史意义

吴中诗派为明代文坛重镇。明中叶李梦阳崛起文坛,倡导复古,其目的是要重振传统悠久的古典主义文风,其真正批评的对象是宋元以来文学的世俗化趋势,而吴中作家正是这种趋势的重要代表。尽管前七子的复古运动喧嚣一时,但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以个人日常生活为内容的作品始终占主导地位。吴中派是推动近世文学转型的重要力量。     

杨万里与南宋“晚唐诗风”的复兴

晚唐诗风在北宋初期曾风靡一时，后在诗歌复古运动的冲击下，才渐告消歇，但到南宋中后期，诗坛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过程，久已销声匿迹的晚唐诗风又重新兴盛，且欲取“法席盛行”的江西诗派而代之。在晚唐诗风的复兴过程中，杨万里起了领军作用。杨万里初学作诗，本从江西派入手，但随着江西派诗歌流弊为越来越多的诗人所不满，杨万里本人也从自己尴尬的创作处境中痛感到江西诗法对诗人艺术创造力的扼限，于是脱出江西诗派，转而提倡与江西派诗歌审美趣味迥然不同的晚唐诗风。他不但提出“去词”、“去意”而求“味外之味”，以及“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等系统的诗歌理论，为晚唐诗风的复兴极力张本，而且以其诗坛盟主的身分有意识地引导当时的诗人在创作上趋同于晚唐诗风，以此扩大反江西诗派的阵营，彻底转变当时诗歌的流向。所以，“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