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是非"价值观念是何以可能的?--汉语原初"是"的语义结构分析

探索汉语价值判断"是非"观念的来源以及与原初"是"时"观念的源流关系.认为在汉语"是"与西语"to be"之间,既有对应性,又有差异性.作为价值判断的"是非"观念,来源于作为形而上学观念的早期"是"的存在者化的指代神圣性;而这种形而上学的"是"观念,又来源于前形而上学的更为原始的"是"时"的标示存在本身的系词性;这种原始的"是"时"观念,乃是华夏先民的源始的生存之领会与解释.     

从观卦［ ］ 看《 周易》 中的“ 神道设教” 观———兼论儒学的宗教性问题

观卦[■]九五、上九两个阳爻在四个阴爻之上,有阳观于阴之象,亦犹人之二目下视或日月当空之象。圣人通过观察天地万物而明天道、神道及人道,并施其教化。如果人能做到内心诚敬、洁静精微,就可以与天交感、贯通天人。观之大用,不在祭祀,而在感孚,上观以孚天性而达性命之源,以立其本;下观以孚于人情而化育万物,以达其用。与天感孚又赖人之"中正"之德。"四时不忒"乃"神道"之显现,但非"神"之自为,而是阴阳消长循环所致。神"藏于心,发于性,与生俱生",人们通过"观心"即可知"神"之所存,通过"观性"即可知"天"之所在。故这里所说的"神道"即"性道"。"神道设教"能够让人们生起敬畏之心,而如果没有敬畏之心,则所谓"内在的超越"及儒学的宗教性就难以坐实。     

"即世而超越":论道教的出世与入世——读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

道教信仰是人对超越有限存在的无限整体--道的体悟和把握.这种体悟和把握既超越世俗之人的经验之外,又是生活于具体时空中的世俗之人通过日常的修道来实现的,因此,出世与入世就构成了道教宗教生活之两极.古代道教在出世与入世中倡"即世而超越",表达了立于人世间以追求"得道成仙"的信仰特色.本文以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为出发点,通过分析道教的出世与入世.来说明当代道教所面临的挑战是在伴随着现代化而出现的宗教世俗化潮流中,如何既从理性角度为人们提供一种生存意义与文化价值,又保持道教本有的出世性与神圣性之特点,以在今天的新文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理性张扬与神道教化 --《醒世姻缘传》的神道设教

在晚明儒道佛三教合一的观念背景下,在小说神道设教崇佛尚道的文学时尚中,<醒世姻缘传>从儒家理性立场出发,用神不尚神,体现出一份坚守传统的执着.<醒世姻缘传>理性而深刻地批判了佛道的世俗功利化,揭穿其神圣外衣下的虚假与丑恶,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伪宗教的精神迷惑作用.<醒世姻缘传>的理性自觉亦导致作者自拆神道之台.这虽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小说的神道设教,却在一种更深的观念层面揭示出儒家理性精神对各类神道的本能排斥,以及文以载道传统时正统文人的深刻影响.     

“神道设教”与“神道助教”--儒家“神道”观发微

《易传》“神道设教”的观念,在儒学发展中经不断诠释,其“神道”获得了自然义与德性义的肯定。汉以后的儒者尚有“神道助教”的说法,其所谓“神道”指信仰和祭祀的“神灵”。在儒家的政教实践中,关于“神道”的理解常采取政治实用主义立场,存在“道义化”与“神义化”的紧张。儒家的“神道”观念,奠基于中国人的存在领悟,并通过存在境遇的开显而与“教”相统一。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神道设教”的形式、策略与场域论析

利用“神道”传统进行道德教化是话本小说叙事特色之一。话本小说中“神道”种类众多,神道叙事灵活,富于策略性。小说大力宣扬神道好恶及力量,以种种善恶报应来引导或警惧世人,或宣扬天命迷惑民众。神道叙事与小说人物命运的走向、情节的建构紧密结合,将世俗社会的伦理道德评价融入其中。神道叙事既暗应了统治者“神道设教”的意图,也增添了小说的趣味性、通俗性。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神道设教”的形式、策略及场域极大地影响了话本小说道德教化的效果。     

从天书封祀看宋真宗时期的忠节文化建设

天书封祀是宋真宗统治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是宋真宗利用当时仍具影响的神道文化,为加强忠节文化建设所实行的一个举措,其目的是为了论证宋室统治的神圣性和合法性。将此事件放在宋初忠节文化建设的背景下,可以看出天书封祀是当时忠节文化建设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神道文化在政治上的反映。该事件中,人们对神道设教的质疑和对从道、从君问题的思考和抉择,既暴露了君主在忠节建设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也反映了臣民对何谓效忠所存在的困惑;同时也折射出随着儒学的复兴,宋代文化发展出现的新动向和新趋势,对此后的忠节文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统"储存器"里的民间叙事——关中祈雨歌解读

仪式是传统的"储存器",储存了民族的历史与历史深处最真实的记忆,无法看见的宗教与神话信仰在仪式歌的"真情诉说"中成为真实的"存在".由于干旱一直是对关中农业社会危害最大又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所以为禳除旱灾举行的祈雨祭祀是关中地区重要的仪式风俗,伴随着祈雨仪式流传下来的祈雨歌是农耕民族在与旱灾抗争中谱写的悲壮乐章.祈雨活动在营造宗教氛围之同时,又根据现实生活之需要使仪式成为最具有现实性和实用性的民俗活动,事实上,神话性与宗教性只是祈雨仪式的显性结构标志,其本质是对民生疾苦与现实社会的人文关怀.     

素王、方仙与赤龙——谶纬中所见的儒家与道教之互动

在勃兴于两汉之际的谶纬传统中，孔子的形象由战国时期的君子及圣人转变为神圣的素 王，学界多以此认为自董子之后的儒家宗教化更趋明显，然而，作为政治谶语的素王形象的根基实为 刘汉政权提供合法性的神圣历史。在谶纬传统中，自方仙及黄老转化的神仙信仰及养生方术体现了两 汉之际儒道信仰分工。赤龙与素王的神权政治与黄老方仙的长生之术在谶纬文书中的互动凸显了两汉 之际信仰的两种向度。文章寄望于在细致的文本研究之前提出一个方向性和线索性的论点，并为进一 步的文献梳理提供方向。     

现代性的信仰维度--论近年思想界对"五四"、"文革"的反思及误读

近年思想界以现代性的视野对"文革"与"五四"进行反思时伴随着误读的现象."五四"、"文革"与现代性"信仰"之间各自形成了某种"异化"而又迥异之关联,前者是对信仰的误读,后者则是对信仰的亵渎.亵渎信仰,"文革"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催生出现代性因素;误读信仰,"五四"科学主义、进化论式的现代性诉求亦值得反思.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思潮已孕育着现代性反思的萌芽,即以人性为基本评判准则的人文诉求."立人"的命题在今天理应赋予符合时代内在需求的新的内涵,即夯实现代性的人性论基础,切实获得现代性的信仰维度,从而通往人的自由和超越.     

普请与参禅——论马祖洪州禅"作用即性"的生活实践

中唐马祖道一为代表的洪州禅提倡的“作用即性”的思想,一方面因其将“弹指动目”等行为视为“佛性”的体现而受到石头禅系的批评;另一方面在肯定日用生活的神圣性之时,解释了洪州禅乃至整个南宗禅劳动实践的佛学意义。百丈怀海建立禅门规式,其中的“普请法”便是“作用即性”思想的产物。在普请的劳动实践中完成禅理的参究,是洪州禅的一大特色,并影响到禅门其他宗派。     

论庄子的"大美"思想

“大美”是由庄子最早提出的一个原创性美学范畴 ,它在道家美学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崇尚“大美”是庄子美学思想特征的突出表现 ,他的整个美学体系都贯穿着“大美”的思想。在庄子美学中 ,“大美”思想与其崇尚自然之道、推崇淡泊无为的人格精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大美”的思想内涵包括澹然无极、寂漠无为的自然美品格 ,朴素、本真、天全的真美形态 ,浩瀚博大、雄浑磅礴的壮美境界。这种思想对于当代理想人格的建构和人生境界的提升 ,以及当代文艺学和美学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Milky Way的"误译"谈翻译实践中的归化和异化

从Milky Way等几则传统的误译谈起,探讨翻译界长期存在的"归化和异化"之争,认为翻译不可片面追求"归化",而应该通过直译加注释等方法,既求易解,同时也应尽量保存原作丰姿.     

论法汉诗歌翻译的再创造

诗歌翻译要忠实于原作，但这并不意味着译作对原作亦步亦趋，生搬硬套。译者要在原作的制约下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再创造”。“再创造”是法汉诗歌翻译中必不可少的手段，而不同的创造形式，又形成了法汉诗歌翻译中忠实性、牺牲性、叛逆性的创造风格。     

崔颢《黄鹤楼》诗解要诠

崔颢写《黄鹤楼》诗是根据不精确的传闻,而非故意用典,今人引经据典指实“昔人已乘黄鹤去”故事,似无必要。崔诗所谓的“昔人”,应该指与黄鹤山有关的“列仙人”,也可以将“昔人”理解为单数,即仙人子安。《黄鹤楼》首旬用“黄鹤”较之用“白云”,应更符合原貌,“唐人选唐诗”作“昔人已乘白云去”的原因可以推测。崔颢《黄鹤楼》一诗有风骨、有兴象、有情思,并非纯粹的七律,而是歌行与七律相结合的佳作。从诗体结构分析,李白《鹦鹉洲》与《凤凰台》仿效崔颢《黄鹤楼》,并未得其神髓。     

培根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三解——兼论弗兰西斯·培根的宗教观对其知识观的影响

先揭示出"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培根名言的出典语境,并依此语境又把它解读为"知识就是能力"。同时,通过对培根时代科学不发达状况的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培根不可能在当时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样具有超前意识的命题。即使把这个命题改读为"知识就是权力",也仍与培根本人的宗教观相冲突。相比之下,反而是把培根名言误读为"知识就是力量"最为合理。总之,三解培根名言旨在印证解释学关于"误读"有其正面意义的观点。     

“理性”、“信念”与“道德原则”——从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法”到德沃金的“建设性阐释”

20世纪以来,西方伦理学方法发生了转向,一改近代以来理性主义伦理学方法,走向直觉主义、情感主义。当代美国齐名的道德哲学家罗尔斯与德沃金对理性主义与直觉主义、情感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综合,以寻求理性、信念与道德原则的有效融合。为此,他们在创建各自道德理论时分别提出了"反思平衡法"与"建设性阐释"两种伦理学方法。尽管这两种方法在结构上有差异,但本质是一致的,都是立基于建构者对某些经验事实的态度。同时要进一步显明的是,"反思平衡法"与"建设性阐释"这两种伦理学方法,从本源上看都必须通过对"符应真理观"的颠覆才能真正显现。     

中国乡土文化视阈中的天主信仰——以晚清华北的天主教为中心

对于“天主”的信仰和崇拜可以说是天主教信仰的基石和核心。晚清乡土教民在按照天主教教义的要求有意识地去吸纳“天主”信仰的过程中,常常不自觉地以他们固有的认知结构、生活经验以及信仰习俗,对其进行“无声的改造”,将中国式的宗教意识、思维逻辑和信仰模式植入天主信仰之中,使天主教义中原本清晰单纯的“天主”观念呈现为一副斑驳陆离的文化景观。     

客家“和文化”的符号学解读

客家文化是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挖掘其文化特质是研究的重要任务。"和文化"是客家人的民系性格、生存方式和精神信念,"和文化"符号在客家社会里从器物形式到精神文化都有丰富和生动的表现。对客家"和文化"进行文化符号学解读,从表现形式看,客家族谱、客家方言、民俗活动、土楼建筑等文化符号无不闪耀着客家"和文化"的光芒;从功能看,客家"和文化"具有认同、协调、教化、调解等功能。解读客家"和文化"符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