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索病毒事件的科技伦理隐忧与消解

2017年两次勒索病毒事件袭击全球,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科技研发与应用的理性化思考:一方面试图从病毒本身技术出发来研讨对新技术进行制约;另一方面从根源上和广度上思考如何降低这一类似科技的社会风险.为此梳理这两次病毒事件破坏力及其呈现的科技伦理问题,剖析其主要的四种应对措施及效度缺陷,并以"区块链"充实技术本身治理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同时倡导人们秉持"科技伦理+N科技措施"的应对策略,在原有科技处理技术及措施上,一是要消解科技与人文分离的思想,二是科技伦理教育要终身制,三是落实科技发展要"好一点",科技伦理建设要"快一点".     

数字化"圆形监狱":算法监控的规训与惩罚

算法监控在海量数据与强大算力的加持下已经成为一种解放力量,但任何事物都是矛盾体,算法监控在"座架"与"巨机器"的支配下也会带来"信息茧房"与算法歧视等伦理风险.这些伦理风险与"圆形监狱"中规训与惩罚的核心要义存在"逻辑共契".针对算法监控伦理风险的社会治理,要从个体层面、技术设计层面、制度层面着手,这样才能确保该技术成为"大规模为人类造福的工具"而不是"大规模数学杀伤性武器".     

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运行机制研究 ——以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为例

社会实践是高校践行"立德树人"目标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实践育人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会议中强调实践出真知,"要坚持知行合一,注重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加强磨炼、增长本领".高校应做好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完善实践育人顶层设计,丰富社会实践活动的内涵和形式,扩大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力,凸显实践育人的成效,引导和帮助大学生在社会这个大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     

教育制度伦理何以可能

把一个还不是专门概念的教育制度伦理问题做专门研究是有一定风险的,但却是有意义的.教育制度伦理是指存在于教育机构系统和教育规范系统中的伦理原则,这种原则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能形成并不断完善.伦理和教育在宗源上的旁系关系使它们无法分离开来.各种应用伦理学的诞生与发展,证明了教育制度伦理存在的事实合理性,而教育对社会和人生的影响及教育本身的不完美,说明了教育制度伦理存在的价值可能.     

风险社会的灾难式景观:一种针对灾难电影的社会学考察

风险社会是灾难电影的社会学语境,灾难电影中的灾难场景表达了社会结构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并且承载了人们对风险的伦理思考——如何面对并处理超出社会结构的不确定力量.基于"确认风险"与"感知风险"两个风险认识维度,灾难电影以"感知风险"的认知形态参与建构了风险社会的事实;灾难电影的个体命运叙事以"灾难终将过去"的结局寄托了人们意图掌握自己命运的伦理诉求.当维系社会结构的理由日益形式化,灾难电影传达了反思现代性的伦理主题:现代人需要从个体中汲取支撑社会合作的自然人性力量,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试论当代中国道德转型中的现代伦理意识的滋养

当代中国在社会体制改革进程中,能否滋养出国民的现代伦理意识,是中国现代道德转型的关键问题。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其国民道德转型只能在当前社会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完成。在社会体制改革中同样可以完成:(1)革命传统与国民伦理意识的综合;(2)国民道德与国家伦理形象的综合,以此滋养出国民的现代伦理意识,为实现国民道德转型奠定现代形态,进而促使国民道德转型的完成。     

内外兼修:当代中国公民道德信仰重建路径

当代中国公民道德信仰危机是传统理性伦理精神失落而导致的内部伦理价值危机和外部伦理秩序危机.因此需要从内外两个向度合力而为,通过"内外兼修"的方式重建当代中国公民道德信仰.一方面,要通过公民道德教育系统工程建设来进行内部伦理价值重构.为此,需要在公民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上进行结构层次与序列安排的细化探索,实现家庭、学校、社会等多种公民道德教育场域的协同;另一方面,要通过现代伦理国家建设来进行外部伦理秩序的重构.为此,需要进行公民生命与财产安全保障机制建设、公民个体尊严与主体自治权利制度建设、国家公权力的规制与监督体制建设,从而实现道德、法治和民生福利有机统一、彼此联结的外部伦理秩序安排.     

现代社会的伦理观念变革——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

我们所生活的现代社会从某种意义上就是风险社会。随着理性的张扬,科学技术无止境的发展,人类制造了许多文明风险,我们生活在各种社会风险之中。同时,在现代社会里,人类面临的风险状况已经发生改变,各种人为的文明风险在社会风险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从伦理方面寻求应对的希望。然而,传统的伦理理论主要属于信念伦理的范畴,它注重行为所依据的动机和目的,而忽视了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联,不重视对责任后果的承担,因此,它难以契合风险社会要求对行为后果的关注。而责任伦理则和现代社会有诸多契合,它认为道德的根据主要在于行动的后果,它要求行为者对自己行动的后果负责。面对如此复杂的生存环境,我们应该进行伦理观念的变革,实现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的转变。     

教育政策制定之精英模式的伦理缺失与重建

伦理为教育政策提供道德基础,对教育政策的制定有着特殊意义.但我国当前教育政策的主导模式是精英模式,在教育政策的伦理价值选择上,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即在问题的认定上,表现为精英价值取代了社会价值;在目标的确认上,表现为形式上的公共利益取代了实质上的公共利益;在方案的选择上,表现为精英认知取代了社会期待;在权力运行上,表现为以行政权力指导学术权力.重建教育政策伦理基础,根本的途径在于推进教育政策制定主体的转型,现实的选择是强化教育政策的伦理基础,提高教育政策主体主观伦理责任,使教育政策伦理价值制度化.     

建构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信任关系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伦理与风险问题正在,甚至已经成为风险社会最突出的特征,科技伦理治理的迫切性日益凸显.科技伦理有效治理的实现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需要构建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信任是建构和维系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有助于实现科技伦理治理中多元主体的"风险分摊"与"责任共担";增强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凝聚力,进而建构多元治理主体间"合作共治"的依赖关系;降低科技伦理治理的成本,塑造治理共同体内部的多元主体为了达成某种共同目标而通力合作的能力.就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信任关系建构路径而言,一方面要基于制度、文化、资本三个维度培育内部信任.另一方面,要在内部信任的基础上实现外部信任的扩展,培育全球性信任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基于风险视角的"伦理型科技创新"思想探究

在风险社会,面对各种风险的表现与发展,不同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往往会形成不同的指向和冲突,常常会导致科技创新上的道德困境,因此,伦理型科技创新是我们面临风险社会所要做的重要选择.在对风险现状考察的语境下,对伦理型科技创新的概念界定、思想依据、指导方法、现实基础及发展逻辑做全面的梳理与论述,以探索现代社会风险下的科技创新的伦理型路径.     

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

儒家伦理的特点是以群体利益为本位,强调克己奉公;以仁爱厚德为核心,注重人际和谐;以精神境界为灵魂,追求理想人格;以知行合一为宗旨,重视内省与外推.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是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础,是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支柱,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有益借鉴,有助于缓和现代社会重"物"轻"人"的弊病.历史启示,儒家伦理的时代价值在于继承与创新.     

朱熹的家族礼仪论与乡村控制思想

朱熹顺应宋代重建平民化乡村宗法组织的思潮,认为要建立平民化的宗族及家族制度,重建新的家族、宗族礼仪就是一个重要的"有补治道"的工作.首先,应确立"礼"出于天这一重要的道德立法及伦理规则;其次,应注重礼制中乡村宗族、家族之礼的建设;第三,应重视社会转型期乡村家族、宗族礼仪、规则与国家礼法的一致性与共同性,倡导家礼乡规随时势而变易;第四,应强调封建伦理的孝、悌、节的礼仪规范;最后,是主张由家族伦理向国家、社会伦理扩充,并使家族礼仪成为教化民众"忠"、"孝"、"慈"的工具.在乡间及地方大力推行与维护宗族、家族伦理,目的是保证国家意识形态及政治伦理纲常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虚弱生命中的罪与赎--卡夫卡的一片潮湿落叶

通过分析卡夫卡个人的生存困境,揭示他借助写作所展开的内在生命救赎,不仅仅是一场个人存在意义上的找寻,也可以被看作是现代社会精神危机的一个症候性体现.写作构成了卡夫卡生命言说的最根本需要,是他面对社会时所建立的一种自我保护、自我救赎的本能机制,而写作在他那里所呈现的社会功能,其所包含的"他"与"我"这二者之间深刻的紧张及对立共生的结构关系,也成为充满冲突与紧张的现代社会伦理结构的一个隐喻.     

“道体下移”与晚明基层社会的教育困境——兼及晚明塾师职业生存伦理的异变

通过对韩愈<师说>与明末张履祥<处馆说>中"师道"的比较,不难揭示出晚明士人对基层社会教育中"道体下移"的种种感悟.这种"道体下移"实际上反映出了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尤其是经学教育--工具理性的强化.经学教育中对生活理性与理性生活之养成能力的下降,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的一个困境所在.这种困境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乃是由于晚明社会变迁中"仕途经济"的强化,以及"科举必由学校"的体制效应使然.这种教育困境的濡染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促动了晚明塾师自身职业生存伦理,从"传圣道"向"做生意"的潜在转换与异变,这也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困境深化的一个外在表征所在.     

从制度伦理视阈审视德性伦理之意义——兼论罗尔斯“自由优先于德性”之含义

罗尔斯"自由优先于德性"的论题反映了在制度化趋势空前加强的现代社会,制度伦理研究已成为伦理学研究的范式转移.在道德建设实践中,由于德性伦理自身的优势,德性伦理在地位上高于制度伦理,但由于制度伦理的基础性,制度伦理在程序上又要先于德性伦理.在处理好制度伦理建设的基础上,需要培育和塑造具有完全道德意义的德性伦理.     

“经济人”理念下的中国行政伦理建设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经济人"的特征.这种"经济人"理念的植入并内化是我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是现代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基于"经济人"追求最大化利益的倾向,其在行政领域的适用,引发了行政人恪守行政伦理的困厄:追求自身利益与代表公共利益的矛盾;对上负责与回应民众的矛盾;为政绩而政绩的"政治作秀".笔者以为,"经济人"理念下的行政伦理建设必须从转变观念、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制度伦理等层面入手.     

试析老龄化社会与日本的"看护保险制度"--兼论中国的养老社会化应强化生理和心理的保障功能

日本的"看护保险制度"对中国有参考借鉴作用.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核家庭"已不能承担起夫妻二人要照看四位老人的重担.中国虽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但是与经济发展和经济承受力不协调的是,中国过快地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要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必须走养老社会化之路,在养老问题上必须从传统社会的"家庭中心论"转变为现代的"社会中心论".中国仅有过去的注重经济资助的养老保险还是不够的,中国的养老社会化应大力强化生理和心理的保障功能.     

精英下乡: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制度变迁——对"村官工程"的政治社会史解读

资源困境决定了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一般路径是与农村精英合作,由此形成农村精英从"公共型"、"官僚型"到"政党型"和"经济型"的变迁史.现代国家与农村精英的关系变迁表明农村精英与现代国家推进的现代化建设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回归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路径选择,精英下乡是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理想模式,是对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一般路径的超越.它存在发生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同时也是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必然结果.     

文化场域、文化资本与中国近现代精英流动

通过对由文化构织而成的社会空间中文化资本与精英之间关系的探讨,可建构精英流动的一种可能的机制。并以此分析了近现代中国精英流动的状况。在文化资本作为社会分析中心的现今,精英、教育与文化资本越来越紧密,在现代的、工业的与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教育系统显然已衍生出另一种资本结构,成为影响阶级区分与精英形成的重要机制之一。这是因为,教育不仅提供给人知识上的增长,还包括在生活各层面的品味方式的传承。人因教育影响其生活消费的能力,不同的教育让个人展现不同的品位,创造出不同的生活。由此,我们可能进一步用此框架分析当代社会的精英流动机制及可能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