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权的非道德性

从法律的公共道德性看,人权的道德性必须通过法律制度体现出来,离开法律判断,人权的道德性不具有公共性。而在法律制度下,人权价值的取舍不完全受制于公共道德的要求,还要受到社会现实的客观性、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自由目标等本体论、认识论等因素的制约,所以,人权的正当性不完全来自于道德评价,人权也具有非道德性。人权的非道德性主要是强调人权的正当性应当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视角来考察。人权本身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受到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因素的制约,人权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的。人权离不开道德评价,但是,人权价值背后的利益冲突导致人权的价值取舍不完全受制于道德要求,人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所以,考察人权的正当性基础应当关注人权的道德性与非道德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人权的道德基础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人权的规范要求上,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中来考察人权的特性,需要重视人权所追求的人格利益在现实中可以得到制度保障的实际状况和程度。人权性质过于主观化不利于人权事业的发展。     

普遍人权:希腊哲学中的主体寄思

目前对于人权普遍性的理解缺乏深刻的哲学说明。希腊哲学中对人的主体性有刻深的论述。主体性的哲学说明,是正确理解普遍人权的知性前提。否则,人权普遍性的说明就没有服众的理论韧性。     

宗教人权的基础

宗教和人权的冲突提出了宗教人权的基础问题.人和人性是宗教和人权的终极根据,这就预制了宗教和人权内在联系的实证根据、理论基础和主体根据.由于人权是人的普遍性道德权利,是人之为人的价值确证,所以人权也是宗教的价值基础或伦理命令,这种与宗教密切相关的人权就是宗教人权.人权神圣不可践踏,它高于一切信仰、宗教和组织,或者说,人权才是最高的普遍信仰,任何个人和组织包括国家和宗教组织都应当奉若神明,而绝对无任何权利侵犯之.     

德性与自由:道德的两个基本构成因子——基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分析

在实践唯物主义视域中,道德是塑造和完善人性的一种实践-精神活动。德性与自由是道德的两个基本构成因子,是道德的本体规定。德性是人性的升华,是道德的实质规定;没有了德性,道德的人性底蕴将不复存在。自由是人的主体性的确证,是德性的形式根据;没有了自由,德性的自律本质将无从显现。德性与自由的融通,是道德存在与发展的内在根据。     

对美国策略性人权批判的化解

美国为自己政治目的服务的策略性人权批判严重侵蚀了中国的人权话语主导权,同时也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我国必须借鉴美国策略性人权批判的经验,以儒家学说为基础,抢占道德制高点,化解美国的策略性人权批判,才能建设一个“和谐世界”.     

儒家道德本源论辨析

虽然古代儒家没有明确提出道德规范等概念,但是义概念体现了与道德规范等概念较为接近的内涵和观念,义的本源便是古代儒家道德原理与道德规范的本源。古代儒家关于道德的本源理论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传统,即以孟子为代表的性本论传统和以荀子为代表的教化论传统。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传统在宋明时期得到了统一,并形成了新型的儒家道德本源论。这一本源论的理论框架是体用论,理学家将存在分为体用,认为德性是体,教化是用。从形而上的角度来说,道德本源于德性;从形而下的经验来说,教化则是道德的本源。德性与教化分别构成了儒家道德的本源或基础。     

社会保障的人权基础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变化, 它的理念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即由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手段转变为保障人权的措施。当代社会保障制度是以保障人权为出发点的, 人权是社会保障的基础之一。     

德性与规范的统一:道德重建的现代选择

从传统向现代发展进程中,道德模式经历了从德性伦理向规范伦理的转换。规范伦理为现代社会发展制定了维持社会稳定的道德规则,却无法解决现代人内心深处的精神迷惘和道德冷漠,使得人们免于陷入价值迷失、道德沦丧的精神困境。社会道德不是道德自身独立展开的过程,而是自律与他律、个体自觉与社会调控的统一,是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互动。道德完善的途径,不仅需要完善的规则支撑,更需要个人内在德性的培养与全社会的配合。     

人权的正当性与良心理论

对人权正当性的回答是达成人权真共识的前提。欧陆传统的先验式人权推定和英伦传统的经验式人权推定、自然权利理论和功利主义学说等等,都经受不起人权正当性的进一步追问。人权的正当性来自价值判断,根源于人们的内心感受和情感体验,体现了人类弥足珍贵的道德情感。作为价值判断的人权无关真假,是一种类似于真实性的要求。人权的概念产生自西方,但在儒家的良心理论中却可以找到人权本原的最佳阐释。个人主义与权利观念的缺失应该是儒家虽有丰富的良心理论而未发展出人权概念的一个重要原因。     

道德自律与意志自由--兼论道德自律的社会基础

意志自由是道德自律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中,个人拥有平等的自由权利既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道德秩序的根本依据和核心内容.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忽视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在当前中国社会还没有普遍确立起真正的法权人格和道德实践主体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在强调道德自律的同时,必须高扬人的自由,致力于培育理性的社会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自律.     

道德信仰的哲学基础

道德信仰在伦理学体系中的缺失,使得道德的神圣感不复存在,人生的意义难以寻觅。信仰在本质上是对实体的回归,道德则是对"道"、对"伦理普遍物"的追求、分享,是使个体"单一物"与伦理"普遍物"合一的冲动。道德与信仰的结合在伦理,道德信仰最终实现在个体对实体性或普遍性回归的伦理精神。     

自由、权利与德性

自由是德性的内在构成因子之一,是德性自律的根据;权利是自由的现实存在形式之一,德陛主体以权利主体为前提;在现代社会,“人权”制度是德性存在与发展的重要社会保障机制。     

关于人权和工程实践的哲学思考

“人权”专指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它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笔者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通过阐明人权的内蕴及其特性,指出在工程实践中必须尽可能照顾每个社会成员应享有的生存权、发展权。一、人权既是法律权利,更是道德权利人权特指人的权利。在一个特定国家或社会中,法律权利可以分别给予不同的个人、社团或地区,道德权利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国家和社会中也常常显示出极大的差异。但是,当我们提到人权或人的基本权利时,我们实际上已在某种程度上跨越了时空和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     

人权的道德性——米尔恩人权思想述论

米尔恩认为,人权并不是西方竭力宣扬的理想标准概念;人权是这样一些基本权利,尊重它们是最低限度道德标准的要求。虽然人类生活具有多样性,道德原则也随时间、地域、传统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一些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却是人类所共有的。正因为如此,基于最低限度道德标准的基本权利才是真正的、具有普遍性的人权。     

论儒家管理哲学的道德律

管理哲学是管理学的重要内容。在延绵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儒家文化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伦理道德思想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 ,也是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道德律作为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批判哲学基础

道德形而上学是康德伦理学体系独具特色的核心观念,它缘起于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代表着康德对形而上学实践论而非知识论存在范式转换的全新理解.总体上看,道德形而上学作为一个纯粹实践理性的概念和原理体系,其系统化的理论建设包含两个重要方面:其一,以纯粹理性为伦理道德奠基,确立和阐明道德实践原理的最高原则;其...     

儒家道德思想与当代大学生道德人格的塑造

传统儒家哲学的道德思想,对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塑造和中国人精神气质的形成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针对当前大学生道德缺失现象,提出了用儒家道德规范提升大学生道德人格的理念。     

激进意志论与道德责任的基础——与苏德超商榷

近来,以聂敏里、黄裕生为代表的激进意志论者,和以苏德超为代表的无意志论者之间,就意志概念的合法性产生了一场争论。前者认为,意志概念是说明道德责任基础的必要条件;后者则对此进行否认,指出了激进意志论面临的一系列困难——缺乏经验证据、导致无穷后退、陷入神秘主义等,并给出一个"无意志"的道德责任理论。在笔者看来,一方面,激进意志论可以妥善地应对这些批评;另一方面,由于"无意志"的道德责任理论无法妥善地处理应受性问题,且缺乏由意志所代表的"发动"概念,因而最终无法妥善地为道德责任奠基。     

论人权的普遍性与人权主体观

人权以其普遍性区别于特权。人权的普遍性首先是人权主体的普遍性,不仅要求形式上的普遍性,更要求人权理论揭示存在殊异的人权主体各自的独特性,承认并尊重其对人权的特殊和特定要求。自由主义的人权主体被塑造为理性的、抽象的精英形象,与之相对应的是自由权本位的人权体系,这样的人权体系使大量真实的人受到形而上学的人的压迫。20世纪人权主体向真实的具体的经验的人的转型,带来了人权内容的扩张和人权体系的重构。历史上的人权主体经历了形式上的从有限主体到普遍主体的演变,人权的正当性要求着人权主体继续进行实质上的从有限主体到普遍主体的演变,也即从抽象的人向具体的人的演变。能与普遍的、多样的和具体的人相契合的人权才能真实保障每一个人的尊严,才称得上是普遍人权。     

先秦儒家的精神实质:从道德理性主义到道德理想主义

先秦儒家的精神实质是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内容的道德理性主义和以“内圣外王”为终极追求的道德理想主义。儒家的道德理性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尽管在秦汉以后受到了压制、扭曲和异化,但它却为一代代儒家知识分子提供了批判现实的精神力量,使中国古代君主制带有“开明”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