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学术史上的民间故事研究——刘守华先生与比较故事学

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又称比较故事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在比较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刘守华教授在吸取借鉴的基础上,立足于弘扬中华文化,创造性地形成了自己跨国度、跨民族、跨学科的中国比较故事学,成为近二十年来在比较故事学方面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学者,为中国比较故事学的学科建构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文化在中亚的传承与变异——东干与中国民间故事之比较

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东干族,是130年前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于1877年迁居中亚的华人后裔,现已发展到10万余人。他们从中国带去了许多民间故事,在口传过程中,也发生了某些变异。此处选取有代表性的三个民间故事及其异文加以比较研究,以揭示中国文化在中亚的传承与变异。     

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文化模因探析

模因论作为解释文化发展和进化的新理论,对于解释和促进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从模因论的角度分析了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文化模因现象,并且阐述它在中西方跨文化交流中的传播方式和变异过程.通过对模因现象的拓展分析,结合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一般模式,尝试从模因论的角度,探讨促进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方法和路径.     

口头文本的意义:民族想象、族群记忆与民俗“书写”——以裕固族民间故事为研究个案

口头文本是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在民族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裕固族民间故事映现了一个民族的集体想象,在想象中进行着民族寓言和民族神话的建构.在口头文本的传承过程中,裕固族民间故事成为展现民族历史的"活化石",不断实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增强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感.与此同时,在大量的裕固族民间故事中还表现了丰富生动的民俗生活,提供了真实鲜活的民族志材料.裕固族民间故事为人们全面了解裕固族的历史和现实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文学信息传播视角下的语言文化变异研究

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文学信息传播中语言文化的变异研究,其核心在于强调信息传播的过程中,除了注重翻译人员语言中体现的语言文化价值外,还要注重文化翻译人员的文化背景以及其翻译过程中体现的文学信息及实质感悟,并以此来掌握翻译人员在信息传播中所发挥的媒介作用。由此不难看出,文学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有着促进文化交流的作用。基于相关因素的影响,文学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在此,本文针对文学信息传播视角下的语言文化变异,做以下论述。     

印度“二母争子”故事在西藏的流传

印度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印度文学曾对世界文学有过重大影响,她那象大海一样丰富的生动有趣的民间故事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世界各地,激发了各国各民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二十世纪初,由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蓬勃兴起,文学研究的视野扩大到民间文学,并且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界限,比较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成为热门学科。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民间故事对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曾有影响,这一被历史的流沙淹没了的事实才重新受到重视。     

跨界融合中的文学魅影——融媒体视域下的文学新生态考察

融媒体正成为媒介文化发展的新场域.文学正在融媒体转型过程中进行着跨媒介化内爆,在融合众多媒体的多元化传播路径中,重新唤醒文学价值的综合效力.同时,文学也发生着跨媒介化变异,其中,显性变异主要是数码化,即由文字符码转化为比特符码,在融媒体介质中自由再生产和传播;隐性变异则主要表现为接受语境与文化消费心理方面的变异,"穿刺式"阅读、时尚快评等成为新的传播反馈模式.在新媒介语境中,文学语言必然要与虚拟空间中的感性直观和欲望表达相接通,且努力适应这种共生性的空间生态.由此,新媒介文学的持续发酵和再生产效应孕育出了膨胀型的大文化载体.在未来的"融媒体+文学"新生态中,文学与融媒体的双向度敞开,将引导人类进一步探寻人文与技术生命相融合的、带有命运共同体特征的融媒体精神空间通道.     

抗日战争时期《赤旗歌》的流传及其渊源考

抗日战争时期《赤旗歌》(又称《红旗歌》)在东北乃至全国各民族抗日军民中广为传唱,成为抗日战士赴汤蹈火、英勇献身的强大精神武器.然而,《赤旗歌》并非东北中朝抗日军民首创,其国外渊源有迹可循,从"放送者"到"接受者"的传播途径颇为曲折复杂,同时在其流传过程中从歌词内涵到音乐形式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因此,跨越国界、时空的《赤旗歌》既是渊源学的最好研究对象,又是反映20世纪上半叶国际共产主义理想所具有的强烈时代感召力以及音乐所具有的"世界性"的最好范本.通过对《赤旗歌》在抗战时期东北各民族抗日军民中的广泛流传及对其渊源的追溯,可以揭示中国朝鲜族抗日歌曲背后的文化现象及当时人们的文化意识和民族精神.     

广西彩调中的多元民族审美文化意蕴

广西彩调诞生于南疆多民族融合与多元文化并存的环境中，在其生成与发展、传播与流变的过程中，各民族剧作家以及导、表演艺术家对其做出了重要贡献。彩调在剧目内容上往往取材于广西多民族的民间故事、传说或民族生活，展现了南疆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风情习俗，反映了各民族的审美情趣、宗教信仰和思想情感，在音乐上广泛吸纳多民族的民歌曲调、唱腔或唱词，在表演上积极借鉴各民族的民间舞蹈、说唱艺术、巫傩仪式及法术等来丰富自身的文化内涵和艺术表现力。     

跨文明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

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明碰撞的结果。文明交流中的异质性和变异性大于共同性,因此,比较文学在注重求同性的同时,更要注重异质性和变异性研究,异质性与变异性也是中国比较文学最为突出的表现形态。变异学是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的重大突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和新理论,它开启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变异学研究中的形象学与西方文论中国化研究更凸显其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与发展。中国学者提倡变异学,希望在保持和发展不同民族的文学和文化特色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     

蒙古族民间童话的生态情结

蒙古族民间童话蕴含着鲜明的生态情结,体现在强烈的生态意识、和谐共生的生态教育主题、自觉自律的生态道德观和穿插其间的生态知识几方面。其生态意识无处不在,带有理想情结,自觉自律又生生不息。人被看作是与自然万物平等相处、生存发展的亲密伙伴。其生态道德观主要包括敬畏、顺应和保护大自然,不损害自然万物,善于应对自然灾害。其中的生态知识充满童趣和智慧。     

羌族的和谐思想和行为——从人类学视角出发的讨论

羌族的和谐思想主要表现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具体形式体现在羌族民间流传的原始宗教经典、谚语、传说、故事、诗歌等文学作品中,并以日常生产、生活的行为准则和民间习惯法的形式贯穿于羌族社会生活的多方面。     

蒙古族文化对民间怪孩子故事形态的影响

蒙古族民间怪孩子型故事非常多,最为丰富的应属神力儿、蛤蟆儿和拇指儿三种类型,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表现为：动物崇拜、尚力美学追求和神秘宗教色彩。对这些文化特性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丰富世界民间怪孩子型故事的整体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比较研究中发现民族与地域对于怪孩子故事传播的影响。     

明清小说作者的民俗观与江苏民间制度文化

明清小说的作者凭借对于民俗的敏感度关注、认可并记录和描述江苏民间制度文化,其民俗心理、民俗意识乃至民俗观,是他们在作品中描述民间制度文化内容的必要前提。作品也描述了江苏民间制度有许多先天不足。作品对于民间制度的态度完全根据反映作者创作倾向的需要而定,民俗观与民间制度文化内容褒贬的价值取向相一致。中国历来重视道德规劝和教化,同时还十分重视自律性约束,在这一点上,民间制度与国家制度保持一致,而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为国家制度拾遗补缺。     

论中国文学童话的产生

本文研究中国文学童话的产生。中国文学童话创作始于19世纪20年代。本世纪初开始的外国童话译介启动了中国文学童话的产生进程。“五·四”运动前，此进程较为缓慢，童话理论研究方面有所进展。“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带动儿童观、教育观、儿童文学观的转变，间接或直接促成了中国文学童话的诞生。以叶圣陶的创作为标志，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学童话，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在民族音乐中进行多元文化教育

世界各民族都有着灿烂的民族音乐文化。为了民族音乐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世界民族音乐教育逐渐趋向于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方向。我们有必要结合我国的民族音乐教育现状对未来发展进行了一番思考,并提出一些建议。     

珞巴族博嘎尔部落的婚恋习俗

居住在西藏高原上的珞巴族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情,在他们源远流长的民间传说中,有着大量的描述。我们从珞巴族博嘎尔部落的神话传说中,可以窥视到这一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婚恋习俗的演变。     

站在更高的阶梯上再现童稚——从金近童话看成人对儿童文学的“介入”

对于儿童文学创作与接受过程来说,成人的介入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儿童文学作家将儿童的视角与成人意识巧妙结合,使儿童文学呈现出特有的审美风貌.一面是童真童趣,一面是现实人生和生活的哲理.金近的童话创作实践是对儿童文学这一特点的最好诠释.他再现童稚,又以成人的责任与智慧为这份童稚竖立一个通往广阔与深邃的阶梯.     

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权力系统之比较

尽管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内部都是实行“家长制统治”,但就权力系统而言,两者存在如下区别:第一,在权力的来源上,民间教门的创教者及其教首主要依靠自我神化的方式来获取对信徒的控制,而秘密会党中“大哥”地位的取得主要依靠自身的实力与威望;第二,在权力的运行方面,如果说民间教门的教首相当于封建家长制统治中的家长的话,那么,秘密会党的会首则只相当于封建家长制统治中的兄长。因此民间教门的教首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其组织的运行,而秘密会党中的会首只是拥有维持组织正常运行的权力;第三,在权与利的关系上,民间教门中教职的高低与现实利益的大小呈现出对等的关系,而秘密会党中的职衔绝对不是获取个人利益的资本;第四,通过血缘关系世袭教权是民间教门中权力继承的基本方式,而秘密会党中鲜有父死子继的情况出现。     

女娲民间信仰的世俗化演变及其文化意义

在远古神话中,女娲创造世界、孕育人类,是一副大神的气派,而在后世民间信仰中,女娲信仰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的演变过程.通过形象的人格化塑造、功能的多功利性诉求和情感的伦理化投射,女娲走下了神坛,走进了信仰者的世俗生活,这种演变过程较为典型地表现了民间信仰的世俗性特征.同时,女娲在民间的这种存在方式最终决定了女娲文化信仰现存状态和未来演变的流向,这对于民间女娲文化信仰的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