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的信用机制与宏观效应

本文从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信用机制入手,揭示美国次贷危机微观主体信用行为引发的信用危机及由此扩展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宏观效应.     

民营企业信用缺失问题探究

民营企业信用新形象的重塑有赖于社会整体信用水平的提高,一个良好的道德和文化环境、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的信用服务与监督体系、对失信行为的严厉经济制裁等是重建民企信用必不可少的外部环境,同时民营企业还必须从自身抓起,努力构造企业的道德灵魂,提高管理层的信用,改进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和健全企业内部信用管理体系。     

温州民营企业老板“跑路”的深层原因与效应

研究显示,温州民营企业老板“跑路”的深层原因主要是: 企业资金链断裂; 民间投资空间狭窄化和炒作的短期投资与投机;企业实力不强,缺乏竞争力;温州的边缘化和非理性的选择等。此事件给温州带来了不少负效应:殃及债权人面大;对地方经济造成重创;带来了怨气与社会问题等。因此,要务必认真反思,转危为机。     

危机视角下信用评级加速器效应分析

信用评级在金融危机传导中的作用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与反思,本文以信用评级加速器效应为切入点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在对金融危机时期信用评级下调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前人关于评级与经济周期的关系、评级的影响因素、信息价值等问题的研究成果,指出金融危机会通过恶化金融体系稳定性、经济增长前景和财政稳定性而推动信用评级下调,并且,信用评级下调会通过负向信息效应、资产组合调整效应和阈值效应恶化金融危机传导,评级加速器效应的存在加快了危机传导速度、扩大了危机传导广度、增加了危机传导深度.最后,探讨评级加速器效应得以形成和存在的前提条件,并在弥补资金缺口、危机救助及时性、避免错误信号传递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长三角区域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演变轨迹研究

人们认识和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抽象归纳到一定理论高度即为模式。我国长三角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其影响巨大、典型独特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领先全国经济发展。两种模式起步阶段差别很大,实践中却各有发展和创新,目前两种模式已分别演变发展为"新苏南模式"和"新温州模式",呈现出趋同现象,即均开始由曾经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经济发展模式演变为当今资源节约、技术替代、环境保护的发展模式。两种模式发展演变的轨迹充分表明江苏、浙江两省正在实践中开始经济发展方式的主动转型。     

信用效率与信用管理教育

信用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与基础。信用的发展,是深深根植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中的,是人类社会经济进步的必然趋势。新经济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经济运行机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和经济效益。信用在新经济发展中内涵丰富了,信用活动的内容与范围扩大了,现代信用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新经济条件下,需要重新理解信用、认识信用。信用是当前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而又迫切的问题。我们必须从经济运行的规律上,从经济伦理和法制的建设上,认识信用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探索在我国发展信用,重建信用体系的有效途径。     

政府监管与社会信用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国内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日益加快,经济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因此,诚信问题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一、社会信用体系的主体及其特征信用的本义是指遵守诺言,实践成约,取得别人的信任。信用观念是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马克思说,信用是社会关系的一个表现形式。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生命。因此,社会信用是指组织或个人在社会交往中以诚心、诚意履行相互约定的诺言和成约,而取得的信任。(一)社会信用体系的主体构成社会信用体系主要由政府、企业和个人信用构成。政府信用是基础,企业和个人信用是根…     

论信用出资的适格性

允许信用出资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是现实的迫切需要,是对社会投资创业热情的鼓励。信用具有人格财产双重属性,既有人格利益的内容,又有经济利益的内容,信用所蕴含的经济利益使它可以作为一种财产性的权利成为出资的形式之一。公司法理念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的转变使信用出资在理论上突破的可行性,同时信用在确定性、事实上存在价值、评价可能性、独立转让可能性和公司目的框架内的收益力五要件上具有适格性。保护债权人利益优先要求信用出资在利用权能上克减,主要是信用与其营业载体一并转让、货币或者实物形态资本的出资不实责任和出资补足义务以及强化公示制度。     

温州模式中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整合研究

温州模式进入转型时期,在经过一定的经济累积后,文化问题逐渐凸显。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交杂在温州社会各个方面,由于缺乏对温州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整合机制,温州文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碎片化和某种程度的"断裂",致使温州社会出现了功利主义思想异化、消费主义盛行、经济发展需求与文化供给空缺以及温州各社会阶层固化。因此,当前迫切需要采取措施,改革温州传统文化体制,重塑温州文化,提升文化能力,改变文化封闭的面貌,并培育温州人的公民精神,实现文化整合与社会和谐的统一,促进温州的可持续发展。     

信用关系对虚拟经济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信用是价值的有偿运动 ,虚拟经济在信用关系的演变中产生和发展 ;信用关系的恶化以及信用制度的缺失又给虚拟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和危害作用 ;选择和设计能够推动我国虚拟经济发展以及防范其风险的信用制度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实践对金融制度创新评析

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其着力点是引导民间资本投向金融领域,创新区域金融组织体系,规范与引导民间资本服务民营小微企业。其功能是为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民间资本对接出口．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正规金融保障,也为民间借贷阳光化运作践行法制化路径。温州先试先行中产生的地方样本无疑对我国金融制度创新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小企业融资结构变化与中小金融机构成长——温州案例分析

温州中小企业融资结构的变迁及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的受制,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我国既有的金融深化尚主要停留于量的成长方面,而未进入到质的发展方面.为实现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尊重民间自发的制度创新,允许金融制度安排的多样化,并积极推进内生性的民营中小金融机构的成长.     

行业组织的政治蕴涵——对温州商会的政治合法性考察

政治合法性是我国对民间社团的独特要求,它源自统治系统对自身的合法性考虑,作用是保障社会团体对统治系统的"忠诚".温州商会具有很强的民间性,但它也要通过党建、进入政治体制等方式获得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要求的长期存在,意味着温州商会等行业组织只能按照"合作主义"的道路发展;我国社会团体通过与政府的合作才能成为市民社会的基础.民营经济的发展、法律对政府的制约作用是保证由"合作主义"路径走向治理的必要条件.     

我国证券业现状及建设国际一流投行的对策

证券业作为金融中介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沟通资金供求,优化资源配置等重要作用。我国证券业经过20多年总体得到了很大发展,创新业务近年来有了初步发展,但传统业务面临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仍然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传统盈利模式,同时在金融行业有被边缘化趋势,与国际先进投行有着较大差距。因此券商须构建核心竞争力,通过并购重组、转型创新和国际化来发展壮大,建设国际一流投行。     

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与防范——基于国际金融法视角的分析

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国际金融法并没有发挥出金融稳定的功能。研究从国际金融法的视角分析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与防范,认为无法规制不公正的国际金融秩序、系统风险无法化解和防范以及存在效力和内容方面的不足和漏洞是危机的主要成因,而转变发展理念、建立正式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价值取向安全与效率并重、扩大调整范围和转变方法、统一金融立法以及制度创新是防范危机的积极演变。因此,国际金融法要作出循序渐进的调整,并遵照公法与私法协调发展规律,同时提升保障金融安全、防范金融动荡和危机的功能地位。     

温州民间商会:一个制度分析学的视角

温州民间商会的制度供给是政府和商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基于群体自发形成的内在制度在商会的治理实践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商会激励机制包括物质性激励、团结性激励和目的性激励.组织在治理实践中为不同层面的参与者提供的各自所需的"选择性激励".商会的监督机制呈现出了制度化与道德驱动相结合的自律特征,而商会网络式的组织结构为会员建构了一个低成本的参与网络,从而塑造了组织的监督优势.     

信用卡时代给中国银行界带来的机遇

在长达数年的低调运作后,最近,许多商业银行都在忙着建立信用卡中心,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就像催化剂,激活了整个信用卡市场。在西方发达国家,信用卡业务已成为许多国际性大银行的主要业务和重要利润来源,面对如此高额的利润和市场潜力,谁能熟视无睹?对中资银行来讲,必须视信用卡业务为长期的战略产品,这场中外银行较量的焦点最终是在利润上,因为,赢利才是制胜的核心。     

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与市民社会的成长——以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为例

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市民社会的成长与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市民社会的成长又有赖于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这是相互关联而又相互依赖的两个方面。温州民营经济的异军突起、社会中介组织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历程,证明了这种关系的存在,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温州模式”与就业制度的创新

温州就业问题解决的内在机制在于就业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经济的高速增长、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强了社会的动态就业能力，为就业制度的创新提供了基础；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和市场化培训机制的建立，促使温州市场就业制度的形成，从制度上保证了就业的增长；就业观念的转变则是市场就业制度形成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