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视角下的我国独立环境税探讨

在综合分析国外推动生态补偿的环境税制经验和我国融入式环境税制的实践情况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探讨独立环境税的制度设计,以期为生态补偿提供充足专项基金和行为激励的政策制订提供参考,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生态补偿效应的我国环境税改革方向

在分析环境税的生态补偿效应基础上,梳理我国的环境税费制度实践情况。结果发现,目前我国的环境税制体系不完善,融入式环境税制影响了税收中性原则,缺少独立的环境税种,导致生态补偿导向缺失,"双重红利"效应难以实现;征管体系不健全,弱化了生态补偿效果。鉴于此,我国应明确环境税改革方向,立足国情、循序渐进地建立具备"生态补偿"理念的环境税制模式,完善环境税收征管体系,提高环境税效应,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我国环境税设立问题刍议

在现代社会,环境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凸显,为了解决环境问题,西方国家率先实行了环境税制度,我国也开始进行环境税设立的准备工作。我国应尽快建立与WTO协议有关规定相一致的环境税制,本着公平与效率相协调原则和专款专用原则,分阶段稳定地实施环境税制度。     

我国环境税设立问题刍议

在现代社会，环境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凸显，为了解决环境问题，西方国家率先实行了环境税制度，我国也开始进行环境税设立的准备工作。我国应尽快建立与WTO协议有关规定相一致的环境税制，本着公平与效率相协调原则和专款专用原则，分阶段稳定地实施环境税制度。     

跨国外部性视角下的环境税征收国际合作与协调

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经济活动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由此导致的环境外部不经济性是造成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环境税制度作为经济手段通过政府征税行为将环境成本内化,并通过环境税征收国际合作与协调解决环境污染治理中“搭便车”与“环境税泄漏”问题,使环境税制度切实起到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环境规制工具选择及政策启示

在比较分析市场交易型环境工具和命令控制型环境工具不同政策效应的基础上,运用污染产品和劳动力要素的竞争性均衡模型,阐述了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及其对环境工具选择的启示,最后结合国外环境税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在我国环境保护中实施绿色环境规制,开征独立环境税,坚持环境税收中性和组合运用多种规制手段等政策建议。     

试论污染产品税中国化之正当性

污染产品税是以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产品课征的一种间接环境税。就世界范围而言,污染产品税多作为一种独立的环境税实现环境保护。我国尚未建立污染产品相关的环境税制,转而由传统的消费税承担污染产品的课税职责,环境保护功效大打折扣。当下,我国引入污染产品税具备相当的正当性:必要性方面,在商品经济下,大量产品需求带来的环境污染无法忽视,绿色财政成为可持续发展理念下国家财政发展的新方向,污染产品税制的引入亦符合环境税制的国际发展规律;良好的政策大环境、极高的公众支持以及"结构性减税"营造的税负空间为污染产品税制的引入带来了极大的可行性。     

环境税的效应分析与我国环境税制建设的政策建议

保护环境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重要任务,用征收环境税的方法来解决环境问题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应用环境经济和税收理论,分析了环境税对不同主体所产生的效应,并根据我国现行的税制结构和环境状况,探讨征收环境税在我国的条件性,提出了加强环境税制建设的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环境税费污染减排效应研究

以环境税费为自变量,以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量为因变量,以人均GDP和政府竞争为控制变量,构建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对地方政府环境税费的污染减排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建税的污染减排效应较好,其他环境税费的污染减排效应不明显。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现有环境税费政策,扩大征税范围,提高税率;从长期看,应取消排污费,开征环境保护税,增强环境治理的针对性,充分发挥污染减排效应。     

环境税改革与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的影响是环境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2018年的环境税改革在我国环境政策史上意义深远。基于2015—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环境税改革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环境税改革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内在机理为,环境税改革能激励技术创新、遏制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促进生产要素流动,进而推动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动态效应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效果先上升后下降,而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逐年上升。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民营企业的作用效果比国有企业更显著,对成熟期企业的作用效果比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更显著。因此,建议政府强化环境税征管的执行力度,有序释放环境监管的长期信号并深化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