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政文化的演变:以儒法思想的互动为研究路径

中国传统法政文化以法律与政治的文化互动为表征,体现为制度与思想两方面的历史演变。在制度层面,君权人治居于核心,礼刑合一的法治始终服务于人治。在思想层面,儒家的德治居于核心,儒法合流代表着主流的价值诉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儒法思想的互动构成了法政文化演变的轨迹,"儒法一体化"是理解其精髓的一条思想主线,其中的"人治""德治""礼治"与"法治"成为理解法政文化的关键词。     

先秦儒法关于德刑关系的争论

德刑之争,是先秦儒法之争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儒家重德,主张德治;法家任法,主张法治。争论的主题是如何进行政治统治,治国平天下,中心问题是德刑关系、道德和法的关系问题。     

论"以德治国"思想的历史与现实背景

(一 )古代“德刑之辩”是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思想的重要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的儒家和法家曾开展过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治理国家的根本措施。儒家认为应以德治为本 ,法家认为应以法治为本 ,这就是有名的“德刑之辩”。“儒法之争”或者说“德刑之辩”的焦点 ,表面上看是要不要道德或者说要不要法律 ,深层次的问题却是人性之争 ,即人性是善良的还是恶的。儒家在主流思想上是强调人性善 ,最直接的道德结论就是人是可以教化的 ,即人的善良本质是可以教化出来的。或者说 ,只有通过教化方能得来。这种思想 ,使人对人性…     

先秦儒家与法家人性学说的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在治国方略上针锋相对,儒家崇尚德治而法家强调法治。本文试图从儒、法两家的“人性论”中找出他们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并论证当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辩证统一的合理性。进而结合现实讨论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在实践中贯彻法治与德治的统一。     

传统"德治"的意蕴 ——兼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中国传统"德治"形成于西汉,其内涵是德性、德政和道德教化."德治"的基本意蕴:"德治"是以汉承秦制为背景的;"德治"是汲取秦朝独任刑罚教训的举措;"德治"是力主"德主刑辅"即发挥道德教化引导民众的主导作用;"德治"是倡导"前德后刑";"德治"是以法治为保障,以法治为标准和目标的.     

孙中山的“德治＂思想

孙中山一生重视"法治",但没有忽视"德治":早年强调革命政党的道德建设,及官吏政治道德修养;晚年注重恢复"中国固有道德",并对中国固有道德进行新阐释,赋予近代意义。在他看来,"德治"是建立近代"法治"的基础,是造就"法治国"的前提,充分肯定了"德治"对近代"法治"建设的巨大作用。     

中国刑事法律泛化的历史渊源

中国刑法呈现出泛化的特点,站在历史的角度考察,这一特点与中国古代刑治主义的法律体系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中国数千年的法典,尽管分别冠之以"法"、"律"、"统"的名称,实质上都是刑法典。儒家重"德",而法家重"法",无论"德治"还是"法治",都是公权之治。儒家的"德治"不是要废法,恰恰是以"法"为支撑。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二者并举,不可偏废.     

党的领导与治国基本方略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作为治理国家基本方略提出 ,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根本保证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有效途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法治外 ,德治内 ;法治流 ,德治源 ;法治身 ,德治心 ;法止恶 ,德扬善 ,法治德治互济 ,方可天下大治。它们的实施与健全是和物质经济基础的发展分不开的 ,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论社会主义“德治“与“法治“的一致性

社会主义的道德和法的一致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德治"和"法治"的一致性."德治"和"法治"作为治国安邦的两种手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实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国策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     

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法”并治论

本文论证了中国古代“德法”并治方略的产生、形成和基本内容,思考了“德法”并治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系,认为“德法”并治的消极实质是人治,与现代的法治相对立。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应该清除传统法律文化即“德法”并治的消极影响,立足于新的历史条件进行制度创新和设计。     

道德的法律化与法律的道德化 ——法治与德治正确结合的重要途径

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是法治与德治正确结合的重要途径通过立法或其他方法,实现法律与道德的直接、间接和弹性结合,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尤其是切实加强和完善德育、法制教育等,加速法律的道德化,从而使反映德治要求的法治与法治严格制约下的德治彼此渗透,相互结合.     

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类型取向

法治建设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呼声中得到了一致的认同,但由于我国传统和现实的因素制约,在建设法治类型上产生了分歧。在借鉴西方法治建设的同时,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兼顾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目标,推进法治化进程。     

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

柏拉图晚年提出法治国家理论,作为对早期理想国家观念的修正,但柏氏的法治观受其哲学思想的影响,没有脱离人治的窠臼。亚里士多德从不同的人性观和认识论的角度批判了柏拉图的法治思想,提出了良法之治的观点,为现代法治奠定了基础。主要从二者法治观念所预设的认识论和人性论前提之不同,梳理法治理论在二者之间从理念论到经验主义的逻辑过程。     

法治及其与德治关系论

人类关于法的经验和原理,揭示了法治的含义与构成,法治在西方和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和实践及其与德治的关系表明,法治之法应有道德性,但法治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     

法治和德治关系断想

人治、法治、德治有社会治理形态和国家治理手段两种意义.作为社会治理形态,它们与人的发展形态相适应;作为国家治理手段,法治和德治可以兼通结合于人治和法治社会形态.我国封建社会建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建设成"法主德辅”的法治社会形态.     

WTO法治和中国法治的砥砺与互动

在中国加人 WTO“满九晋十”之际,以法治的视角认真回顾与反思中国的得失具有重要的 意义。随着国家之间的高度依赖与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概念的提出,国际法治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抉择。作为国际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WTO法治是国际法治的典例。和普遍意义上的法治一样, WTO法治也具有价值性与工具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之间的差异。WTO法治具备普 遍意义上法治的共性,但又与国内法治存在差异。WTO争端解决机制是 WTO法治体系的主要支柱,其视 野中的一系列“归零法”案件的来龙去脉折射出 WTO法治的面相。然而 WTO法治亦有限度, WTO法治的 完善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对传统主权理论提出了挑战,故而有必要重塑主权概念。WTO法治在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对中国法治进程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同时中国法治与 WTO法治之间相互砥砺并产生良性互 动亦非常重要:须积极利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把握契机对中国法治推力进行 整合。     

调解的法治与德治

从法治的角度看 ,由于调解不仅依据法定的授权进行 ,而且按照法律的规定　　袁翔珠　　　 　开展工作 ,因而它完全符合法治的精神 ;从德治的角度看 ,调解充分体现了道德的感召作用　调　解　的　法　治　与　德　治和劝导作用 ,所以调解是法治与德治的经典结合。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 ,正确适用调解、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就要找准“法”与“德”的结合点     

法治的困惑与教育的价值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 ,是中华民族对历史上困惑的超越。然而 ,在有着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的中国社会如何实现法治 ,却十分引人深思。本文认为 ,中国实行法治的关键在于教育 ,教育为法治提供了基础性资源。     

82宪法与中国的法治建设

8 2宪法被公认为是我国宪法史上最好的一部宪法 ,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规范和保障作用。82宪法确认国际公认的法治原则 ,较好地体现了宪法的法治功能和价值 ,特别是 99修宪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是 ,82宪法在运行中也暴露出一些缺憾 ,这与其对中国法治建设推进方式的选择和具体的制度设计有一定的关联。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必然会促进 82宪法的进一步完善 ,而 82宪法的不断完善又会对中国法治建设起着更好的规范和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