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解读以赛亚·伯林的自由观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他对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史尤其对自由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之中。他把自由划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认为：消极自由意味着不被别人干涉,不受干涉的领域越大,人的自由也就越大;而积极自由则意味着个体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人自身应当拥有自主性就是积极自由的主要含义。积极...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辨析--对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论”的分析与批评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自由的两种概念>一文中,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个自由概念进行了区分.他将"消极自由"定义为个人行动不受他人干涉的区域;"积极自由"则意味着个人的生活和选择是由自己而不是任何异己的因素所决定.与此同时,在对积极自由概念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上,伯林激烈地反对积极自由理论.本文拟在辨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就伯林对"积极自由"概念的错误理解予以力所能及的评析.     

消极自由与社会自由之辩——以赛亚·伯林与黑格尔的自由概念之比较

以赛亚·伯林和黑格尔是不同时代的重要思想家,他们对作为政治哲学核心概念之一的"自由"都有着自己重要的阐释。以赛亚·伯林对自由做了著名的两种区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种区分和阐释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并被普遍接受;黑格尔则认为精神的本质就是自由,并从形而上的角度区分和阐释了三种自由: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和社会自由。两者在出发点和阐释方法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分歧。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解读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自由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对自由概念的探讨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以赛亚.伯林在理清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自由的含义的基础上,将自由区分为＂免于……的＂消极自由和＂去做……的＂积极自由。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是伯林对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本文基于伯林的著作文本,对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的内涵、划分以及理论基础进行分析,试图探讨伯林的自由观的内在含义。     

虚幻的影像——伯林自由理论析论

艾塞亚·伯林的《两种自由的概念》是近代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并一再被人征引。无论是经验主义者还是理性主义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持有的一元论域境中突破出来,并对二者由此引伸出来的对“积极自由”的热情、执着追求可能或已经在实践带来的危险做出了学理的解析,进而积极赞扬一种不同于“积极自由”的、多元价值域境下的“消极自由”。但在伯林对于“消极自由”的推崇,并没有向人们表明自由--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到底通过什么方式、在什么社会制度下可以达到或者通过什么样的原则、体系设计可以实现。“消极自由”对于“积极自由”的设限本身也就成为一种虚幻的影像,伯林更多的是提出了问题还不是解决了问题。     

价值选择与自由的面向——论以赛亚·伯林建基于价值多元主义的自由之重构

以赛亚·伯林的政治和社会哲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期望我们关注价值内在的多元性,但是价值多元主义并不能够赋予自由主义以优先性;伯林认为自由主义的基石在于并不存在可以适用于所有人的正确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坚信价值多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自由的另一面向即消极自由成为必需.消极自由不仅是人类尊严的基础,同样也是自由社会的基石.伯林由此把自由的问题转换为权利问题,意旨在于确保选择领域的方式是建立和保障人的自由选择权利的基础上.自由的消极面向强调自由不仅是自主而且更是宽容和权利的代名词.由此,通过价值多元主义拓展的宽容和权利的美德,确立了让自由的面向支持价值选择的自由重构之路径.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弗洛姆自由思想及其对伯林的回应

弗洛姆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具有着重要的伦理与政治意义。其自由概念的实质是通过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来反对外在权威,提倡通过人自身发展与社会条件的改善实现真正的自由,孜孜以求人的自由发展。伯林的自由概念的实质则是阻止权威的入侵,摆脱任何形式的束缚,体现对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不可侵犯的神圣信仰。伯林在《自由论》中对弗洛姆的“积极自由”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积极自由”最终会走向自由的反面,导致人自由的丧失,而只有“消极自由”才能确保人的自由和权利。弗洛姆从人的发展与潜能实现的角度认为,“积极自由”在逻辑上已包含了“消极自由”,“消极自由”是实现“积极自由”的必要条件,但只有“积极自由”才能保障人之自由的全面实现。这是弗洛姆对伯林等西方自由主义的最好回应。弗洛姆的“积极自由”更符合人的本性,更能代表人类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伯林多元价值导向下的两种自由

自由是西方政治哲学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伯林把自由概念分为消极意义上的自由与积极意义上的自由,为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伯林的自由理念实质是以多元价值论对抗一元价值论的架构,以避免一元价值论下以积极自由的名义摧毁消极自由,使得人们在信仰自由的同时因为对自由的不同理解而强制别人失去消极自由。     

伯林自由观与乌托邦——伯林自由思想中的“乌托邦”情结

以赛亚·伯林明确提出了两种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认为积极自由可能会走向专制,伯林反对积极自由背后的人们对于理性主义的乌托邦追求,倡导消极自由,但是伯林并没有找到实现他的消极自由的现实途径,所以最终也只能是另一种乌托邦设想。伯林的消极自由是简单粗糙的,他的消极自由是注定失守的。     

自由及其制衡——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研究

观念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错误观念产生的问题要通过正确的观念来化解。以赛亚·伯林认为积极自由具有容易变异的特性,因此,积极自由观念往往会造成对自由的背叛;消极自由的实质是绝对的个人权利,它可以对积极自由产生有效的制衡,促使自由内部生态实现平衡。制衡中要重视积极自由的重要价值,在凸显消极自由重要意义的同时不能因噎废食。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制衡实质上是权力与权利的平衡,在政治生活中,既要发挥权力的正面作用,又要保证权利的神圣领地。     

以赛亚·伯林的多元主义自由观及其困境

理性主义一元论认为,人文科学问题与自然科学一样只存在唯一正确答案;对正确答案之外的所有认识,不仅不能宽容,而且要坚决消除。伯林指出理性主义一元论是导致20世纪极权主义不宽容心理的哲学根源。与理性主义一元论"不宽容"理念正相反对,伯林倡导蕴含宽容精神的多元主义自由观,认为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并非只有一种正确答案,诸答案间不可通约。伯林的多元主义自由观超越了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但因其深陷于诸价值的冲突之中,而导致"只有有了自由,自由才可能"的理论困境。     

审美功利:从积极自由实现到消极自由维护

经由审美达至自由是审美功利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取向。在精英文化时代如此,在大众文化语境下,这种期待仍然具有现实性,只是实现自由的取向不同。在精英文化时代,人们寄望于审美实现的是一种积极自由;在大众文化时代,人们寄望于审美实现的是一种消极自由,后者显然比前者在当下更具现实感。审美积极自由取向靠感性生命的无限张扬来实现自由;审美消极自由取向依靠一种有限理性来透视美的表象以实现一种有限的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取向是一种昂扬的战斗姿态,消极自由取向则是无奈之下的逃避姿态。前者更多的是一种是理论姿态,而后者则是一种大众实践状态;前者寻求无根基的超越,后者寻求超越无望之后的批判。     

消极自由？ 积极自由？——20世纪中叶中国知识分子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梳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少数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的两种概念作了区分。虽然他们在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含义上与伯林的阐释基本相同,但对二者的态度与对二者关系的处理则截然有别。张申府与吴恩裕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更为偏爱积极自由。张佛泉把自由分为两个指称,他虽然极力抨击积极自由,但也认为第一指称下的自由与第二指称下的自由并不冲突,二者毋宁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破牢而出抑或画地为牢——浅议伯林的自由观

自由向来是哲学的中心议题之一。在“自由的两种概念”的演讲中,伯林不仅对自由作了革命性的划分,即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他最为世人所知的政治思想贡献,为后人评判自由树立了一种全新模式,还极力推崇价值的多元主义,以期为“消极自由”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伯林的自由概念与人性

以赛亚·伯林对自由的批判性反思在道德和政治哲学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激发了热烈的争议和讨论。很多批评者认为,他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消极自由的同时也诋毁和拒斥了所谓的积极自由。然而,不论是伯林对积极自由的理解,还是他对待这种自由的态度,实际上都比很多批评者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在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解读积极自由的观念在现代政治实践中所遭到的滥用的同时,伯林实际上也让我们看到了积极自由同样是人的一种深层渴望。因此,可以通过考察人性的双重本质来探究自由与人性的关系,进而在理论上澄清伯林的自由学说及其与自由主义的本质联系,最终会发现伯林对消极自由的捍卫不仅是可靠的,而且也为他所设想和倡导的那种自由主义提供了理性辩护。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作为终极价值的证成路径探析

伯林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区分,其实质在于将自由界定为一种不受外界干预的生存空间。鉴于自由不仅是对一种不受干预的社会空间的保障,而且也是一种不受干预的操作手段,因此作为终极价值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并非必然产生冲突,筑基于价值多元主义之上的消极自由可以容纳积极自由。     

自由与道德、能力、市场--消极自由主义者与积极自由主义者的论战

消极自由观与积极自由观是当代西方各种自由观分歧的焦点,而这种分歧集中体现在自由与道德、自由与能力、自由与市场三个方面.这两种自由观各有得失,消极自由主义者所确立的物理主义的自由观虽然实现了客观性和道德中立性,但它不过是一种对个人价值、基本利益和需要漠不关心的"流浪汉式"的自由观;而积极自由观虽然关注权利、财富和机会的分配制度,但它是一种求助于人性论和价值观的高度规范性的解释方式,难以使自由主义成为客观的"科学".最后,文章指出了双方发生理论分歧的现实基础和社会根源.     

争论中的消极自由观

在消极自由观念看来,自由没有任何积极的内容,只是意味着诸多互不相同的主体对自由 的运用,消极自由观念将免于国家的任意强制、免于国家的任意干涉视为个人之自由的核心 ;在消极自由观念的批评者看来,消极自由观念对自由的界定既缺少积极的因素,也过 于忽视平等的价值,所以,其对自由的界定既是不合理的,也是无效的。事实上,无论就合 理性层面还是就有效性层面而言,任何有关社会和政治理论的观念都很难得到充分的、成功 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