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权利的限制与保护

罪犯权利因实现刑法目的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需要,以及经济条件的制约和罪犯人身自由被剥夺而受到法律的限制。但是,罪犯是人,又具有公民资格,所以其所享有的权利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根据目前我国对罪犯权利保护的现状,还需要通过培养公民的人权意识,不断完善立法、司法保护,推进监狱改革,大力发展经济等措施,进一步加强对罪犯权利的保护。     

非典型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模式研究

在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问题上,不宜构造出一个潜在地包含所有类型的人格利益的一元人格权.这种模式忽视了人格利益的特性,损害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来自德国民法的一般人格权理论,无法与中国民法理论和制度衔接,并且自身也存在过度限制法律对非典型人格利益保护手段的缺陷,不值得借鉴.比较合适中国的做法是确立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当存在人格法益保护漏洞的时候,诉诸这一原则来实现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     

法律的解释与解释的法律

法律的解释是法律从概括、抽象的条文到适用于个案中的具体、确定的事实的必经环节,是法律指导实践,实现其正义价值的体现。法律的解释是由法律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法律是一个阐释性的体系,是对法律目的或意图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体系化、理性的权威阐释。认识法律解释的必要性及其应遵循的原则对我们正确地认识法律和法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计算机软件法律保护的几个问题

我国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应以TRIPS协议的最低保护要求为限,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国家和国民利益的保护。在软件侵权的归责上应主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在软件侵权损害赔偿上应以补偿原则为主,在用户最终责任问题上,应通过司法解释对《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30条的适用进行严格限制。     

论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限制适用

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限制适用对于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动态平衡,促进刑罚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统一,最大限度地避免刑事和解产生消极影响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限制适用应遵守一定的原则,具体包括被动介入原则、价值平衡原则、综合评价原则。司法实践中,应以犯罪侵犯的法益或者犯罪客体为标准来把握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具体范围,只有单纯侵害个人法益或者所侵害的法益均属于个人法益的死刑案件,原则上才可以适用刑事和解。     

论隐私权限制的利益平衡原则

法律对隐私权的重视,并不意味着隐私权是无限的,个人隐私在受到隐私权保护的同时,也会被公权力、新闻自由权、知情权等所涉及。不同的权利体现了不同的利益要求,不同的利益之间会存在冲突。对隐私权的限制,在实践中表现为隐私权与其他相关权利或权力所体现的不同利益的平衡问题。利益平衡原则应当被确认为隐私权限制的基本原则。     

数据处理目的改变之法律挑战与对策

目的限制原则要求信息处理者对数据进一步处理不得与初始目的不兼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对该原则发起了挑战。大数据分析使用不同的算法分析数据,人工智能通过对所持有的数据进行训练,要求重新使用数据创造新的价值。改变数据处理目的,须在信息主体的基本权利保护、风险控制与促进创新之间构建一个新的平衡。为了给数据的进一步处理提供一定的灵活性,通过场景一致性构建兼容使用理论;为科学研究、统计目的使用数据推定具有兼容性,从而释放大数据分析的价值,并提高法律的可预测性。更进一步,通过代码塑造数据处理目的改变再次利用数据的行为规范。数据的设计和默认保护理念认为代码架构可以通过数据处理场景,将目的限制原则内置到信息系统当中,通过组织和技术保障措施确保数据重新使用具有兼容性与合法性,并保障数据安全。     

遗嘱自由及其法律限制

遗嘱自由法律限制是指基于对社会公共利益或特定法定继承人利益维护的必要,法律规定遗嘱人不得以取消特定的法定继承人继承其遗产份额的制度。在遗嘱自由限制中应坚持法定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在我国,完善遗嘱自由法律限制所采取的对策应该是：制定相关兜底条款,给予法官适当的自由裁量权,并确立法定继承人合法权益的相关制度。     

刑事法律的冲突与制衡——对刑事法律原则的若干思考

刑事法律原则的确立,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有益于“自由、秩序、民主、公平、正义”等法律价值的生成与实现。立法和司法应当理清刑事法律原则的含义、价值以及诸原则的冲突与制衡,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与法律价值的实现,需要相关法律原则的禁止适用加以保障;罪刑法定是罪刑相适应之“罪”与“刑”的法定,罪刑相当,则是刑法明文规定之“罪”与“刑”的均衡;刑罚应当以犯罪行为作为客观基础和基本依据,同时综合考虑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平等并不否定差异,考虑犯罪人个人情况并不排斥责任;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并重,两者互为制约、相互保障。     

论纯粹经济损失保护的请求权基础

纯粹经济损失的保护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的难题,各国立法对纯粹经济损失的保护总体上经历了从绝对不赔偿到有选择性地赔偿的发展历程。无论从保护模式的法律技术维度还是从价值维度而言,德国的"原则限制、例外保护"模式无疑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因此,我国对纯粹经济损失保护也应借鉴德国模式,在侵权法的一般性条款中排除纯粹经济损失的可赔偿性,通过完善民事立法中的其他一般性条款,例外情形下承认对纯粹经济损失的保护,同时辅之以相关特别法规范和司法解释,以构建起纯粹经济损失保护的请求权基础体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