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研究--作用、困境与出路

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与地方、个人及团体之间联系的中介,具有推动地方制度创新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和约束条件下发生.从全局的角度加以审视,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作用仍然面临困境它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蔓延,阻碍权力中心推行的制度变迁进程,影响制度变迁的整体性推进.其走出困境的出路在于政府要实现产权的多元选择与微观主体的动力激励,以制度化规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制度创新关系,退出市场,实现制度创新的范式转换.     

政府权力主导下的一场复杂制度变迁——基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一个认识角度

中国目前所进行的市场化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就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由于中国的特殊现实国情,政府总体上成为一个主导力量,政府权力因素在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变迁推进的次序与时机的权衡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扮演着“制度决定者”和制度供给者的角色。     

创新文化建设的制度审视

本文从制度的视角,分析了创新文化建设与制度、制度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文章认为,制度是开启创新文化建设的钥匙,创新文化建设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制度的不断调整、变迁和完善的过程,制度变迁是建设中国特色创新文化的根本途径。     

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

有关中国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之社会过程的研究,应以社会变迁,而非制度类型学作为基本范式。制度创新与变迁首先是保护带的调整,以保证制度内核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制度在渐进状态下逐步实现变迁的社会过程;嵌入性作为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结构性环境,直接决定组织制度变迁的方式、方向和效果;路径依赖是组织和制度变迁中一种不可避免的行为惯性;意识形态及其连带的价值体系在制度变迁的社会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以变迁为统摄的中国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之社会过程,必须在制度与其文化、组织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多重关系内加以考察。     

引导性制度变迁与农村市场发展——安徽小岗村的经验分析

制度变迁理论关注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然而在中国经验中,还存在不同于这两者的制度变迁,即引导性制度变迁.引导性制度变迁是政府通过具体的政策实践和创新策略来影响社会成员的行动结构,以达到最终引导制度变迁之目的.它具有多中心性、多样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等特征,在推进农村市场发展的实践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安徽小岗村的市场发展经验和教训来看,政府在推进制度变迁中,引导作用比主导作用更有价值,基础投资比零星补贴更重要,牵线搭桥比计划指导更有效,多层次推进比孤立推进更有效.     

区域制度变迁与地方政府功能透视——基于"苏南模式"的分析

"权力、制度变迁与经济兴衰"是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经典命题.本文以苏南30年区域制度变迁为经验基础,创建"利益共容体与比较制度优势"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以"政府理性人"为基本前提设定,形成三个层次有机联系与互动的理论体系,以对中国转型时期"权力、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这一命题作出新解释.     

制度变迁与水资源安全

水资源安全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之一.本文在对中国水资源安全现状综合评价的基础上,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指出中国目前的水质与水量危机源于制度供给失衡,进行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迫在眉睫,而水资源相对价格的变化和技术进步又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可能.因此,制度变迁与创新将是缓解中国水危机,促进水资源安全的必由之路.     

制度变迁与二元经济转型关系的实证研究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进程与制度变迁的进程大致相同,长期以来,制度变迁对二元经济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也表明:制度变迁与二元经济转型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说明,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着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的进程也影响着二元经济转型的进程。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的历程分析,中国要素市场发展滞后,严重制约着城乡二元经济转型,因此,在二元经济转折区间内要注重推动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农村科技体制的创新和农村金融体制创新。     

论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加强对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对于推动社会发展与转型、制度变迁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制度变迁的最终决定力量,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人的需求与发展对制度变迁与创新起根本的推动作用,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社会意识形态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制度变迁的外部力量,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强生态保护和社会建设.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在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进行简略回顾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土地制度变迁的描述性模型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经济学的分析和解释,最后是主要结论及其对未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启示.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