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投资拉动的高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经济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目标,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我国多年来坚持的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的数量扩张型增长模式,而高投资、高增长则以高宏观成本积累为代价。高投资、高增长、高宏观成本的发展模式揭示出:我国未来投资的增速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预期目的,而且更多地取决于资金、技术、资源支撑和环境容量,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转变。     

转轨成本的决定与公共选择约束

本文认为,对于发展中的转轨国家,转轨的根本性动机是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制度激励,转轨成本是转轨绩效评价的重要指标。转轨成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上的“路径依赖”所造成的历史必然性。对转轨中制度变迁效果的分析应是在转轨必然发生的前提下如何使转轨成本最小化。转轨中的成本对于能否实现转轨的目的是至关重要的,本文设计了一个公共选择模型以解释各国间转轨成本的差异。转轨的成本不仅取决于经济考虑,更取决于政治的因素。政治摩擦影响新制度安排的效率,因此与转轨成本正相关。     

中国低劳动成本优势再认识

以低劳动生产率和低工资为基本特征的低劳动成本优势支撑了我国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面对新的发展环境和发展目标,这种优势正在遭遇严峻挑战。从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入手,提升劳动生产率、调整成本结构,在提高劳动者报酬的同时降低相对劳动成本,是再造我国企业低成本优势的必然路径。     

企业人力资源成本分析

目前 ,许多企业对人力资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对其投资不足。但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越来越比物质资本重要得多。知识经济、全球化经济要求企业必须树立鲜明的人力资源意识 ,把人力资源投资成本和人力资源会计问题放在整个人力资源管理的系统工程的重要位置 ,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中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共同推进

2010年,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投资增长是抵御金融危机"保增长"、"调结构"的主要动力.从对我国经济发展中投资推动的历史特性、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联、效用等方面分析,可以看出,经济能否持续回暖取决于政府拉动的投资能否有效带动民间投资需求的回升.因此,正确处理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的关系,促使民间投资积极跟进,追求二者有效联动、合力,同时创造更完备的市场机制,形成合理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才会实现经济的持续均衡发展.     

我国政府运行成本过高的原因与对策

政府运行成本是政府履行组织与管理社会的基本职能,矫正经济领域中市场失灵现象的客观基础;同时,不断提高的政府成本也会对社会经济资源产生替代和消耗效应,影响社会发展。在我国,经过不断的行政改革,在削减机构、人员精简和转变职能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是,总体上看,政府运行成本仍然未得到有效控制,主要表现为机构增长和职务消费引发的公务成本、行政管理过程与环节中的内部成本,以及制度变迁和实施成本等居高不下。从原因上看,政府运行成本的提高既与政府的非市场缺陷,如成本与收益分离、内部性和政治张力等客观因素有关,又与我国现行财政预算体制、政府结构功能和管理手段等主观因素有密切联系。在我国现实的政治生态条件下,必须从财政预算制度、政府组织架构与运作和管理工具革新等不同层次上进行比较全面的改革,才能有效控制目前政府的高成本运转状态。     

国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基于金融发展的计量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点,并逐渐形成以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一模式的形成,国债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债作为一种金融产品,其发行和交易的前提条件是金融机构的建立、金融体系的健全,并通过金融发展渠道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都表明,“国债政策—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渠道对我国经济增长所起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要充分发挥国债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就必须大力完善金融体系,促进金融发展。     

金融中介成本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分区数据的实证研究

很多研究表明,金融中介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问题存在多种不同结论。本文以1979—2004年各省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实证方法探讨中国金融中介成本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金融中介成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微弱相关性,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还是负相关。结果还表明经济繁荣地区的金融中介成本与经济增长关系比经济发展地区、经济落后地区要强．文章对此现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     

高速铁路经济效益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高速铁路是运输市场竞争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重大成就,高速铁路对区域发展具有显著影响.高速铁路项目可行与否不仅取决于短期经济效益,还依赖于项目所能带来的社会效益是否能够补偿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运营与维护成本,需要考虑项目所带来的时间节约效益、战略价值、环境影响、区域发展作用等.在既定成本条件下,高速铁路投资的预期社会净收益主要取决于乘客的数量、组成结构(转移乘客、诱发乘客)、沿线的交通拥堵程度.高速铁路项目需要能够补偿其高额运营与维护费用的足够大量人群带来足够的经济价值,不仅需要大量的旅客目标市场,还要有较高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高速铁路是高技术难度与复杂程度融于一体的现代系统工程,是运载量巨大的公共交通工具,其技术安全水平的稳定性不可避免地影响旅客的选择,影响客运量水平的变化.     

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及其对中国入世的启示

本文首先在一般理论的层面上对贸易自由化的收益和成本进行了分析,并认为贸易自由化的长期动态影响是分析贸易利损的关键;然后运用这些一般原理对中国加入WTO后各种收益和成本进行了具体分析.入世的最终经济效应不仅取决于当前国内外的经济状态,还取决于我国在入世前准备阶段、入世后逐步实行贸易自由化的过度阶段和完全贸易自由化之后的各个时期中政府的各项举措和政策,以及我国经济在以上各个时期的发展状况.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与转换

本文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分析,旨在说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选择怎样的经济增长模式,才能促进经济长久稳定发展。一、对两种经济增长模式的确定及评判经济增长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速度型经济增长模式。即经济增长有50%以上是因高积累(生产要素投入量扩大)而引起的。二是效益型经济增长模式,即经济增长有50%     

马克思投资理论与当代中国民间投资

投资即将本求利 ,投资的过程就是货币向资本转化的过程。投资主体的内在动机源于对利润的追逐 ,从而引发了投资竞争。投资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利润率的高低 ,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投资产品的价值能否实现。马克思揭示的一般投资原理对我国当前激活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论广东工业化进程中的成本约束问题

广东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工业化的低成本时代已经结束,高成本时代已经到来。化解成本上升带来的种种矛盾,解决广东工业化进程中的成本约束问题,是促进广东工业化发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影响我国房地产价格的成本因素分析

我国房价一路攀升,其涨幅大大超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成本因素作为影响房地产价格的最基本的因素之一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从房地产价格的成本构成角度出发,从土地成本、建筑安装成本、基础设施及配套费、管理费、税费等方面分析了显性成本因素,从信誉投资、腐败成本两方面分析了隐性成本因素,进而提出了降低房地产成本的对策。     

我国高储蓄的成因及影响:一般均衡分析的动态宏观经济视角

高储蓄率具有经济增长效应、经济结构效应和加速投资效应三重效应。从经济增长效应来看,我国高储蓄率是我国高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但是,在后两种效应下,过高的储蓄率可能会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并带来投资自我膨胀式增长。特别是,由于目前造成我国高储蓄率的原因复杂,高经济增长率并不是高储蓄率的唯一原因,它还同社会收入差距以及其他社会问题有关,高储蓄率会极大地损害居民的福利水平。所以,高储蓄率高经济增长率的增长方式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继续维持下去。     

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失衡及成因

近年来,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增长动力结构失衡问题,即投资与出口比重过高、消费比重过低的问题进一步突出。究其根本症结在于国内消费需求的相对不足。造成结构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体制原因引发的地方投资冲动、收入分配体制不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依然弱化、住房价格持续上涨等因素决定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依靠失衡的经济动力结构是难以持续的,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着手调整,构建协调发展、符合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增长模式。     

论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发展动力

当前中国经济正步入新常态,如何判断和选择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决策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是一个崇尚投资拉动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就是政府主导型投资拉动增长。对我国长期奉行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进行理性反思,使"创新驱动增长"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关于公民道德的经济学分析

利益标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最直接、最基本的评价标准。公民道德水准从根本上取决于公民道德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我国公众道德水准的变迁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社会主义公民道德规范的确立与道德建设的有效性取决于对个人利益的尊重与合理界定。     

控制税收成本的探讨

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增长较快，但是政府为取得税收收入付出的各类费用上升也很快，“高成本、低效率”已成为我国税收工作的潜在问题。本文在客观评价我国现行税制和税收征管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税收成本的现状，并针对我国税收成本居高不下的事实，提出了控制税收成本的一些对策思路。强调了控制税收成本应注意的问题。     

宏观成本-收益分析:经济增长理论的新工具

与传统的范式比较,本文的关键部分在于把宏观(加总)成本分析引入经济增长理论,取代总生产函数作为经济增长分析的基础。为此,我们尝试给出经济资源的演绎定义,在宏观经济成本和经济资源之间建立函数关系。以此函数关系为基础,本文采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框架取代需求一供给分析作为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在这新的分析框架之下,规模及可变比例的收益递减假设成为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不同于以收益递增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型。本文推断,一个经济体系的新产业形成过程才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内生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