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阿马蒂亚·森自由发展观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探析

中国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源在于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二元结构体系。这种城乡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导致了农民政治自由、经济自由以及社会机会等合法权益的逐渐丧失,并最终沦为最贫困的群体。依据阿马蒂亚.森的自由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的观点,结合中国农民不自由的现实表现,应从扩展农民实质自由的视角来探索农村的发展路径。为此,需要保证农民获得政治、经济、就业、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上实质自由的实现,进而提高其可行能力,以利于实现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市场转型、教育分流与中国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1977-2008)——兼论重点中学制度是否应该为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买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间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愈演愈烈。本文使用CGSS 2008数据,基于梅尔模型,首先从总体上分析了城乡教育不平等的演进过程,结果发现,城乡间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主要肇始于小学升初中和初中升高中两个阶段,而由后者产生的不平等尤为严重。继而,本文对中学阶段升学过程展开专门分析,发现在“课外补习班市场”发育过程中,受益最大的是就读于非重点初中的城镇子弟,正是这类高中候选人与同样就读于非重点初中的农村子弟在市场转型后升学机会差距的迅速扩大,导致在后续高中升大学阶段,虽然高等教育规模一再扩张,城乡居民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却愈演愈烈。本文还发现,就读于重点中学的城乡子弟间升学机会的不平等并未在市场化后显著增大,因而,本文认为,重点中学制度不应为近年来日益加剧的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负责。     

反就业歧视法的平等价值及其实现

平等是人类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可分为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以及消极平等和积极平等。平等的发展呈现出权利化、积极化以及私法化的趋势。在就业领域,平等具体化为就业平等权,其与歧视相对,然而,反就业歧视并非是反对差别,而歧视与合理差别的区别在于是否违背平等价值。从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立法及实践来看,平等价值在我国主要体现为就业机会平等、劳动报酬平等、性别平等以及健康平等。     

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

一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逐渐缩小,最近甚至开始出现女性超过男性的趋势。利用“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本研究探讨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并着重检验影响教育获得的各主要因素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第一,性别不平等存在城乡差异,农村户口居民的性别不平等程度高于非农户口居民;第二,父亲的职业地位指数（ISEI）或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低,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第三,兄弟姐妹人数越多的群体,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最后,不同教育层次入学机会的性别不平等程度也不相同,教育层次越低,升学机会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笔者认为上述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模式来源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父权制观念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认同感的差异。     

关于农民地位与脱贫问题的思考

我国目前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城乡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日益凸现.对农民的歧视,使农民不可避免地降为"二等公民",这是导致农民贫困的重要原因.因此,要使农民尽快摆脱贫困,增加收入,其根本措施就是消除对农民的歧视,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消除对农民在金融、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户籍、教育、就业等领域的歧视,给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     

中国村务监督法律运行机制的完善

对村务进行有效监督是中国村民自治中的重要环节,也是推动村级有效治理的重要手段和遏制村干部腐败的重要机制.随着农民民主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他们已经认识到行使监督权的重要性,认识到有效行使监督权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有效途径.然而,当前中国关于这方面的法律还很不完善,整个农业农村法律体系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关于村务监督和农民权利保障的法律更是严重缺失.这种缺失显然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权利的保障,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新农村的建设.结合中国当前农村法制建设中的实际情况,尽快建立并完善中国的村务监督法律运行机制已是当务之急.     

对教育公平的思考

作为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权利公平、教育机会公平、学业成就公平和教育效果公平。鉴于目前我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基础教育"贫富分化"愈演愈烈的现状,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应统筹规划,合理配置,确保各阶层受教育群体和个体受教育的权利相对平等;打破以户籍为依据的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将城市流动人口子女就学纳入教育财政预算。同时,构建校内平等、无差别、无歧视的教育环境,以灵活的办学方式,提供周到的服务。     

族群与教育不平等:我国西部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一项实证研究

摘 要：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族群（民族）分层的文献,认为有必要把“民族”纳入到中国的市场转型和社会分层理论框架之中,并从教育获得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影响中国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因素主要包括：城乡地域区隔、职业结构（阶层）、文化差异和国家政治进程（政策变迁）。基于对2004年中国西部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作者发现：（1）基础教育阶段入学的族群差异主要由城乡差别和阶层不平等造成,族群不平等已不显著;（2）少数民族子女高中升学概率依然显著低于汉族,其原因部分在于城乡、地域和阶层因素,部分在于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文化差异（如语言环境）等因素;（3）与汉族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模式不同,少数民族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承以资源转化模式为主,从而影响了不同族群在教育扩展中的获益程度。总体而言,虽然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仍显著落后于汉族,但其教育不平等更多地来自城乡和阶层之间的差异。     

有限机会的公平分配：中国农民子女市民化的水平与模式

本文将农民、农民工以及已经获得非农户籍的“新市民”的“农民子女”作为分析对象,以农民子女跨越城乡二元系统的市民化进程来透视中国社会系统的开放性与社会分层流动机制。基于CGSS调查数据等资料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职业非农化水平快速提高,但身份市民化机会长期保持不变,两者之间的断裂日益扩大。这种断裂不仅表现在水平上,也表现在分配机制上。职业非农化的途径日益多元化,教育的作用相对弱化,家庭背景有着相对重要的作用。而户籍非农化（身份市民化）因升学之外的传统途径不断收缩,教育成为影响户籍非农化的主要因素,从而保持了有限的户籍非农化机会在农民子女间分配的公平性。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面临问题与实践路径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让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备了坚实的制度和政策支撑。然而,当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任务依然艰巨,区域、城乡及群体之间发展不平衡,精神文化生活匮乏问题明显。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在城乡融合中促进共同富裕协同,在乡村振兴中提升共同富裕品质,在返贫治理中补齐共同富裕短板,让农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力支撑。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Rural and Urban Residents in China, 1978-2008： Inequality and Evolution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教育规模的扩张,城乡居民的受教育水平逐年提高,但教育不平等问题并未得到有效改善。本文使用CGSS2008数据,检验户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受教育年限以及兄弟姐妹数量等因素对初中、高中和大学三个教育阶段升学机会的影响及其作用在1978至2008年期间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初中升学机会的城乡差异没有变化,高中和大学升学机会的城乡不平等有扩大趋势;父亲职业地位对子女升学机会的影响保持不变,表明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自1978年以来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父母受教育年限对子女教育获得的作用显著,而且其作用持续上升;因兄弟姐妹数量差异导致的教育不平等也有上升趋势。要理解改革后中国教育不平等的结构及其演变,除讨论阶层不平等外,尚需关注影响居民教育决策的微观机制。     

婚姻法领域男女平等权研究——以配偶从事家务劳动的定位为例

我国婚姻法确定了男女平等原则,但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中(以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家务劳动定位为例)法律形式上的男女平等权都没有体现.平等权作为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所享有的同等或类似情形对等对待的权利,理应包括配偶作为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享有的同等或类似情形对等对待的权利.平等权的要义:一是主体平等是平等权实现的前提;二是形式平等是平等权的理性所系.在婚姻法上将配偶一方(一般是妻子)从事家务劳动定位为一种职业,是完善我国婚姻法男女平等权和人权法制建设的需要.     

农民增收:世纪之交的沉重课题

世纪之交中国农民增收缓慢 ,其主要原因有农业投入不足 ,基础脆弱 ,经营规模小 ,生产水平落后 ,人口不断增加 ,耕地、水资源等环境压力越来越大 ,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不高 ,农产品科技含量低等。加速农民增收的思路是减少农民 ,取消对农民的各种歧视 ,打破城乡壁垒 ,发展地区经济 ,为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多的岗位     

发展农民教育,建设现代农业

发展现代农业是2007年中央一号文大标题最突出的重要内容。农民教育是建设现代农业之根本。目前,我国在建设现代农业中农民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农民教育投入低;农民教育条件缺失,教育效果差等等。在建设现代农业中应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并努力做好农民教育工作:增加对农民教育的投入,改革农民教育投资与管理体制;改善农民教育条件,提高农民教育效益等等。     

初中阶段教育质量与影子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以CEPS 2013-2014数据为例

通过中国教育追踪(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2013-2014学年的调查数据,运用多项二元logistic模型,分别从父母职业阶层差异、 城乡差异、 子女性别差异、 子女数量差异四个方面,对步入重点初中与获得影子教育的机会程度进行分析后发现,无论是在重点初中的教育机会还是在影子教育机会的获得上,农民阶层家庭、 非独生子女家庭均可能性最小;蓝领阶层家庭子女在获得影子教育机会上与白领阶层家庭并无太大差异,但在重点初中的教育机会上处于一定劣势;进入重点初中的性别差异未受到城乡户口的调节作用的影响,但在影子教育机会获得上,女性的教育受重视程度逐渐凸显出来,除城市重点初中外,在城市普通初中和农村地区学校中均已超过男性,且农村中的性别不平等程度更为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新探

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面临着教育机会不平等、教育过程不平等、教育结果不平等这样一些问题。其产生原因主要有二元户籍制度屏障、法律制度不完善、外部因素的制约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对策是改革教育制度、落实平等原则,完善法律法规、进行制度创新,大力发展经济、提供物质支撑。     

北京市居民休闲时间不平等研究

基于1996-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休闲经济研究中心关于北京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调查数据,发现这20年居民休闲时间不平等现象与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的休闲时间差异有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时间越长,休闲时间越短;受教育程度越低,工作时间越短,休闲时间越长.群体间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带来时间经济价值的不同,从而导致休闲时间的不平等以及收入的不平等,而收入的不平等又进一步加剧休闲时间的不平等.另外,受教育程度低群体的休闲时间主要来自于无业群体的非自愿休闲,从而拉大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休闲时间的差距.     

农村法制建设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途径

公平正义始终被视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理想追求和价值目标,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是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法律制度所追求的核心价值,法制建设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法的价值.因此公平正义必然成为社会制度建设子系统的农村法制建设的核心价值和实现目标.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造成了城乡贫富差距,也造成了城乡居民社会地位无论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存在不对等的社会现实,与其他社会主体相比,农村主体尤其是农民在权利平等方面有所缺失.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因此在农村法制建设中绝不能将法制建设的平等原则简单地加以重复和适用,而应当通过健全完善的相对独立的农村法律制度体系;实现利益反哺,树立利益补偿理念;实现差别对待,立法向农民农村适当倾斜;完善立法程序,畅通农民立法参与途径,使农村法制建设的公平正义目标得到实现.     

20世纪50年代的妇女解放和男女义务平等：中国城市夫妻的经历与感受

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实践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很大争 议。一方面人们看到共产党运用法律、行政和舆论手段以确保妇女与 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大大缩小了妇女在婚姻、就业和受教育程 度等方面与男子的差距;另一方面也指出上述方面持续存在的种种不 平等以及平等措施后面隐藏的事实上的不平等。1令学者困惑的是,20 世纪50年代,男女在婚姻、就业和受教育程度等差距最大,但是中国妇 女,尤其是城市妇女对妇女解放的认同感却最强(Croll,1995;Rofel,     

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英文)

自1940年以来的60年里,中国社会教育机会分配形态的变化趋势经历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发展阶段。1978年以前,教育机会分配从一种极度不平等的状态向着平等化的方向演变;而1978年之后,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逐步增强,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本文基于一项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对这两个阶段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进行了系统描述和分析,并得出结论:意识形态及政府相关政策的变动导致了教育不平等的弱化或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