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六次东渡,五次失败”考

在中日两国人民悠久的友好交往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活动家,唐代扬州高僧鉴真大师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应日本僧人的邀请,几度东渡,出生入死,历尽艰辛,最后终于到达日本,以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留居日本,辛勤不懈地活动了十年,传播了唐代多方面的文化成就。他的历史功绩,一直为中日两国人民所传颂。鉴真从唐代天宝元年接受邀请,发愿东渡,到天宝十二年东渡成功,历时十二年,其间数度东渡,一再失败。鉴真究竟几次东渡,几次失败?现代人所写的文章、出版的书籍,以及许多学术报告,几乎众口一词:“六次东渡,五次失败。”笔者对这一说法是存疑的。我们首先想弄清“六次东渡,五次失败”的说法源于何处。     

论鉴真对日本天台宗、密宗兴起的影响

东渡日本的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为建立、完善日本授戒制度,开创日本律宗做出的贡献,早已得到了中外学者的一致肯定.但是,鉴真对日本天台宗和密宗的兴起做出的奠基性贡献,学术界至今探讨得还很不够.文章在肯定鉴真开创日本律宗的基础上,着重分析讨论了鉴真对日本天台宗和密宗兴起所做的贡献及其背后的原因.同时还提出了鉴真既是律宗高僧,又是天台宗大德的新观点.     

鉴真圆寂后日本国使扬州报丧时间考辨

唐代扬州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传播文化,被日本人民誉为文化恩人。鉴真圆寂后,日本特派国使赴扬州报丧。关于报丧时间,中日学者各执所见。     

荣睿、普照在鉴真东渡弘法中的重大作用

鉴真东渡对日本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贡献巨大，鉴真被奉为日本文化大恩人。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在鉴真东渡弘法过程中，做出了极大牺牲，是辅佐鉴真东渡和弘关的功臣，为中日两国人民所敬仰。     

鉴真和他的造像

唐代扬州大明寺鉴真和尚,在一千二百年前,应圣武天皇的邀请,把中国唐朝文化和佛教律学,一起传播到日本,受到了世世代代日本人民与朝野僧俗的尊敬。我国著明的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和佛教中的知名人士,如郭沫若、巴金、梅兰芳先生和赵朴初会长,以及扬州古大明寺的能勤法师,都曾先后去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瞻仰过鉴真和尚坐像。鉴真和尚的这尊坐像何时塑造,又是     

略论历史与文学中的鉴真形像——兼及日本入唐僧群像解读

解析<唐大和上东征传>、<延历僧录>等史料中对鉴真东渡及当时日本入唐僧的历史记载,从历史角度分析这一文化事件的影响及有关人物在宏观历史发展中的曲折命运,同时结合现代历史小说<天平之甍>中对鉴真及其周边人物形像的现代阐释,考察其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反映,对于现代人在理解历史人物鉴真与当时日本入唐僧形像方面的视角变化及其现代意义会有许多帮助.     

从俳句看松尾芭蕉的鉴真观

松尾芭蕉,日本江户时期著名俳句诗人,由于受为推动中日两国佛教文化和民族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鉴真大师精神的鼓舞及天平时期日本朝野对鉴真大师的崇敬等方面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其热爱友好和自然的鉴真观,这对后世日本能够和中国友好相处有着重要的作用.从文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在赏析松尾芭蕉描写鉴真大师的俳句的基础上,对他的鉴真观以及这一观点形成的思想根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简单的论述,指出中日两国人民只有世世代代友好相处,才能共同发展.     

唐鉴真大和尚东渡和日本律宗

唐代有很多高僧东渡日本传法,在弘传佛法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先进文化向日本人介绍,为促进日本文化进步和社会体制的革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当中,鉴真大和尚是卓越的代表.他怀着到异域传法的炽热感情,不畏艰险曲折,前后经历六次东渡,遭遇五次失败,期间不幸双目失明,最后终于到达日本,向僧众授戒传律,创立日本律宗,为日本佛教的传播发展,为推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光昭日月、流芳千古的贡献.     

春秋战国文化传播的历史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史官文化向普及型、开放型文化的迅速转变,促进了文化传播。其中,口传文化主要有游说诸侯和聚徒讲学两种形式;书面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是著书立说。春秋战国文化传播,开创了书籍编纂体例,积累了书籍编纂经验,总结了图书传播理论,为我国编辑出版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鉴真东渡兴律缘由考论

律宗大师鉴真(688—763)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弘扬佛法方面,可与玄奘法师同名九鼎.白天宝元年(742)至天宝12年(753)间,他涉海东渡,历尽万劫,直至双几失明才抵达日本,他既而统率门徒,彰法金堂,传戒奈良,于是店招提寺成为日本律宗祖庭,同时中国建筑、雕塑、医药、书法和印刷等文化精华随之东传,以致鉴真英名与奈良文化不可须臾分开. 然鉴真事迹在中国却鲜为人述.李肇撰《唐国史补》仅记数十字,《全唐诗逸》中补辑高鹤林     

鉴真弟子法进与日本天台宗

鉴真及其弟子赴日,大力推动了天台教学思想在日本的流播,其中弟子法进功不可没。法进赴日前居住的扬州白塔寺很可能早就存在天台教学思想的传播;当时律宗高僧律、天台二宗兼学,鉴真、法进也不例外,均被誉为"天台宗学者"。法进在日不仅讲诵天台经籍,而且还利用自己携带至日的天台经典协助校勘已流传的天台佛经文本,参与佛经校勘事业。其与鉴真留存于东大寺的天台经籍为最澄所阅读,并由此促使日本天台宗的诞生。法进是最澄、园仁、成寻等日本天台宗历代宗师所注目敬仰的杰出人物。     

浅析江户时期西方医学在日本的传播

江户时期,荷兰成为唯一与日本交往的西方国家,进而荷兰成为西方文化传进日本的通道,其中以医学最为瞩目.西方医学在日本的传播使得日本"兰学"兴起,并为日本的近代化奠定了科学基础.这一时期,医学主要通过荷兰商馆医生口述、江户参府、日本翻译西方书籍、开办西医学塾等方式传播.     

论徐福东渡与中华文化的探索精神

徐福是中华文化交流活动的最早楷模和典型代表,他开启了中国文化外向传输与探索的先河。徐福的文化探索与传播活动,是出于他对暴政恶行的反抗与斗争,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还表现了他对外在世界的自觉探究,这种勇敢的探究行为正是代表了人类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生活的本质特征。他所从事的文化交流活动是以和平的方式展开的,在不同文明的积极融合中推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徐福的文化探索活动对于中国文化的探索精神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张骞、玄奘、鉴真直到郑和,都用"动态和谐"的理念进行文化探索与传播活动,这样一种文化交流模式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鉴真书状再考

日本正仓院文书中保存的鉴真书状虽有"鉴真状白"的落款,但从文字改写、修正加笔以及笔法运用等细节来看,撰写者的视力是非常清晰的。从纸背被再次利用等来看,该书状为一般事务性文书,并非鉴真自己撰写,而是其弟子代笔的。鉴真借阅《华严经》等佛经,是为了确定这些在日流播的大乘佛教经典的文本状况。该书状表明鉴真对当时日本的经书校勘事业非常关心。     

鉴真弟子法进的在日活动——鉴真和上解任僧纲为止

法进是鉴真和上弟子中最为特殊的一位,其不仅与鉴真同样位至大僧都,而且还继承了东大寺戒坛院和唐禅院,在奈良时代的佛教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戒律思想传至日本、最初展开的时期,朝廷对鉴真僧团极为期待。法进跟随鉴真和上同心协力,不负众望,大力推动了戒坛的建立、授戒的展开、经论的讲读、经典的书写等。此外,法进本人也携带大量经论赴日,倾力于戒律思想的传播。鉴真僧团结识当时的实力者即以光明皇太后为首的藤原仲麻吕等藤原一族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其中法进功不可没。     

寺院经济与鉴真东渡

鉴真六次东渡，经过五次失败，才到达日本。其中所损失财物，数量是巨大的。其经济来源是什么？本文从寺院经济力量发展方面作了有益的探讨，论述了两晋以追隋唐的寺院经济发展状况，认为鉴真六次东渡的费用，是他为人授戒、讲经、治病所得，虽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损失，他却毫不吝惜，令人崇敬。鉴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册上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辉人物。     

春秋战国文化传播与编辑出版

春秋战国时期史官文化向普及型、开放型文化的迅速转变,促进了文化传播。其时,口传文化主要有游说诸侯和聚徒讲学两种形式;书面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是著书立说。战国时著述之多,不仅促进当时学术文化的繁荣,同时也保留大量古代典籍,扩大传播的覆盖面,延长传播的时效性,其传播学意义显而易见。春秋战国文化传播,开创书籍编纂体例,积累书籍编纂经验,总结图书传播理论,为我国编辑出版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明清时期女性诗文集在东亚的环流

在整个东亚地区,中国女性文学的创作由来已久,不仅有名篇流传,而且有著名的女诗人、女作家享誉文坛。明代景泰(1450~1457)年间以降,闺秀文学在文坛上迅速崛起,女性作品的创作和出版风行一时。闺秀诗和闺秀诗人也就成为文学史上的专有名词。日本女性也素来有文学创作的传统,相较而言,朝鲜女性的创作就极为寥寥。而当明代女性创作成为一代风气,并且传入朝鲜后,便开始引起朝鲜有识之士的反省,受此刺激,朝鲜女性创作也开始兴盛。在东亚书籍史的研究中,以往的工作偏重在汉籍的"东传"或"回流",而较少着眼于"环流"。无论曰"东传"或"回流",其考察的路径往往是单向的,而"环流"的视角所见者,则是曲折的、错综的、多元的流动,而且这种流动还是无休止的。前者所获往往是书籍传播的"表象",而"环流"着重探索的是书籍传播、阅读之后的"心象"。"书籍环流"包含了书籍本身在传播中的多向循环,书籍内容的阅读、接受并反应的互动,以及由此引发的观念和文化立场的变迁。     

鉴真东渡受“官厅阻挠”说质疑

唐代扬州高憎鉴真东渡日本,弘扬法事,交流文化,在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金桥。鉴真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名闻遐迩;东渡日本后,对日本的佛学、医学、建筑、雕塑等方面又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一千二百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重和怀念。有些文章提到鉴真六次东渡,其中五次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官厅阻挠”,笔者是不能同意的。诚然,鉴真东渡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许许多多的艰难险阻,但到底有没有受到“官厅阻挠”?答曰:“没有!”为了说     

赴日唐僧与奈良佛教

在整个奈良时代(710~794)赴日的唐僧中,前期赴日的道璿等人与中期赴日的鉴真僧团具有代表性的意义。道璿不仅结交当时的文人政客,参与国家的佛教大典,而且对于天台教学在日本的传播也起了奠基作用。在鉴真的弟子中,留下著述的法进与思托二人无疑是两个特殊的存在。思托撰写的鉴真传记为我们保留下研究鉴真乃至唐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而法进不仅仅身体力行授戒,传播戒律台教,而且还撰述经论,从理论的深层对奈良朝的佛教社会施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