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救国 开启民智——从翻译目的论看严复与鲁迅翻译观的共性

严复和鲁迅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具有“译介救国,开启民智”理想的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文章运用翻译目的论理论分析归纳了他们在翻译观上的相同点：在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上的选择都是有目的的且目的是相同的,即二人的翻译意图是相同的。然后,从他们的翻译观中得出对当代中国翻译的启示。     

林语堂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林语堂是20世纪中国集翻译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翻译家之一,他的翻译思想具有明显的独创与超前意识,为我国译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值得挖掘的话题。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出发,以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为例,对林语堂先生的翻译思想进行解读,指出林语堂的翻译思想与实践都体现了翻译适应选择论中"和谐统一"、"译者中心"、"选择/适应"及"译有所为"的理念。     

从《浮生六记》看林语堂的文化身份和翻译行为

林语堂是20世纪中国翻译史上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引入文化身份研究方法,分析了林语堂的文化身份构建。以其英译《浮生六记》的翻译行为为个案分析,研究林语堂的文化身份对其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的影响,指出文化身份研究为全面客观评价林语堂及其翻译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浅谈严复及其“信达雅”的影响

严复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他提出的“信达雅”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影响。“信达雅”是三位一体的有机体，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但“雅“字引起较多争议，褒之贬之，见仁见智。本文通过研究严复先生的生平经历、“信达雅”的提出来探讨严复先生及其翻译思想的影响。     

浮出水面的译者 ——严复翻译与国民性重塑问题研究

严复的"信、达、雅"翻译观与其翻译实践之间的龃龉是译界长期以来讨论的翻译理论话题.本文尝试跳出纯翻译理论层面的纯技术性探讨,采用文化研究的视角,重新探讨严复翻译的主旨与其译学理论之间的悖反现象,认为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的严复现象只能从历史文化语境中去寻找答案.     

林语堂的中国文化外译——以《浮生六记》译本为例

林语堂先生为中国文化输出的先驱,在其诸多译著中又以《浮生六记》最见功力。以该译本为例,探讨了林语堂先生在“东学西进”的翻译探索中如何突破重重困难,通过翻译选择来挑战文化预设,并在“忠实、通顺和美”的原则下灵活应用翻译策略以求得中西文化共鸣的成功经验,对于二十一世纪如何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翻译中的“雅”字之本义探索

严复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对中国的翻译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对“雅”字的争议也从未间断。对“雅”字的进一步探讨得出翻译中的“雅”合理的解释是语言的“正确,合乎规范”。     

严复翻译策略的目的论观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翻译家,“严译八大名著”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以后中国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严译标准“信、达、雅”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一度被奉为圭臬,但也不乏怀疑甚至批评。本文首先介绍了翻译目的论,接着运用目的论的“翻译行为的目的决定达到预期目标的策略”这一基本原则分析严复翻译西学所采用的策略,指出其翻译策略内在的目的性,同时试图从目的论角度解释“信、达、雅”之争。     

严复的翻译实践原则——翻译辩证系统观和目的论角度的探讨

本文以翻译辩证系统观为指导,以目的论为基础,采用理论思辨、文献考察与实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严复的翻译实践原则予以较为系统的研究.研究表明:严复的西学翻译实践受其内外各种要素,特别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制约,以目的性原则为最高原则,并在坚持目的性原则的前提下遵守连贯性原则和尽量遵守忠实性原则.严复的翻译实践原则体现在其对拟译文本的选择、雅洁风格的追求和"非正法"手段的运用等各个方面.     

严复的翻译理论在中医术语翻译中的应用

探讨中医术语翻译的现状和存在问题,针对目前中医术语翻译缺乏规范性和标准的现象。分析严复的翻译理论“信、达、雅”的具体含义,进而提出和分析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用于指导中医术语翻译的可行性。     

忠实观视域下的中西方翻译理论对比研究

忠实观是翻译实践中要实现的一个标准。中西方翻译理论中关于忠实观的阐释各有差异。分析研究中西方翻译理论中忠实观的差异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丰富翻译理论,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文学翻译刍议

文学翻译是翻译界学者们始终所关注的。本文就文学翻译的特点,标准及相关策略作进一步探讨。作者认为,忠实乃是译作的最根本标准。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应动态考虑影响文体的各种因素,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作用,协调好创造性叛逆与读者接受,把握度,准确传达信息,保证译作质量。     

传承、超越——卞之琳“信、似、译”翻译三原则面面观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是对翻译原则中的“信、达、雅”,“形似与神似”,“直译与意译”的传承和超越.卞之琳的“信”继承了严复“信”对原作对译作诚信的要求,但所指范围比后者广,尊重原作的程度比后者高;卞之琳的“似”继承了“形似与神似”对维系译文与原文的适当关联性的强调,但破除了“形似”与“神似”之间的无谓争论,为译者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支持,同时对译者创造性的发挥在范围上作了限定;卞之琳的“译”继承了“直译”和“意译”对翻译与创作关系的定位,但破除了“直译”、“意译”理论的二元对立,为译者的实践操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忠实”翻译标准——解释学的解释

“忠实”似乎已成为译者的天职。然而，现代翻译理论对“忠实”这一翻译标准提出了质疑．翻译研究中的解构学派试图解构这一标准，传统“忠实”翻译标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的哲学解释学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对传统“忠实”翻译标准的理解也应具有历史性。传统“忠实”翻译标准有可供解释的空间。     

翻译标准的原型范畴观

各种翻译学派不断地尝试从不同的层面对“忠实”的翻译标准进行解读,但始终难以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待翻译标准,可以颇为合理地解释这种不统一的现象,在此基础上提出翻译标准属于原型范畴,各种翻译标准可以同时并存,不同翻译标准的原型源于其背后的理想化认知模型,具体翻译标准的确立要根据实际情况,视其背后的理想化认知模型而定。     

从信息论角度看翻译中“信”的标准

长期以来,“信”一直被视为翻译最重要的标准之一。翻译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根据相关信息论原理,我们可以看到,“信”其实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以其作为标准来评价及指导翻译活动是不科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将“信”作为翻译标准使得翻译研究的视野十分狭窄,因而对翻译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忠”还是“不忠”：翻译与改写的家族相似性

翻译标准之争持续至今,没有定论。从一开始的"忠实论"、"对等论"到后来的"读者反应论",原文的主体地位逐渐削弱。人们意识到忠实原文很难做到,翻译和改写的界限开始模糊。再往后,解构主义翻译学派提出"作者‘死’了",原文的主体地位彻底被颠覆,翻译根本无法还原原文,翻译和改写的界限更加模糊。根据维根斯坦家族相似性理论,翻译和改写同属创作范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具有家族相似性,很难彼此区分。因此,翻译也很难用"忠"与"不忠"的标准来衡量。     

论文学翻译中“信”度之失缺

“信”的问题是中西翻译理论所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在当今盛行多元理论的同时,不应丢弃这一传统译论。本文以“信”的翻译原则出发,探讨文学翻译在遣词和风格方面的“信”度失缺,旨在引起翻译工作者的重视并能以“信”的角度进一步审视译作,从而规范文学翻译市场,提高译文的质量。     

诗歌翻译中“忠实”标准的多元取向——以朗费罗《金色的夕阳》的两种翻译为例

翻译的首要标准是忠实于原作。“忠实”标准适用于诗歌翻译时会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对朗费罗的一首诗《金色的夕阳》的两种截然不同翻译表明，诗歌翻译中，由于译者对诗歌的各种内容与形式因素价值评判不同，“忠实”这一标准的取向是多元的，译者对这一客观标准的主观取向很大程度上影响译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