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文化自觉,推进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

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是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进展,是我国人文科学学术观念的重要转变与最重大提升的标志之一。本文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原则做了初步的探讨,提出了应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下,用学术史的方法展开海外汉学的研究,将比较文化的方法作为分析的理论,开辟对西方文化史中的东方因素的研究,并通过对海外汉学与中国学术的互动,揭示中国近代学术的形成与发展。     

从“传统”到“现代”:汉学形态的历史演进

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异质文化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它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在汉学发展史上,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studies)是两种汉学形态:传统汉学从18世纪起以法国为中心,崇尚于中国古代文献和文化经典研究,侧重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人文学科的探讨;而现代汉学则兴显于美国,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侧重于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一切领域,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以上这两种汉学形态既在演进中不断丰富发展着自己,又在日趋融合中创造着能够融通两种模式的汉学形态,这就是21世纪汉学发展的前景。     

比较文化视野中的汉学和汉学研究

汉学是国外学者在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门独特的学科 ,而汉学研究则是中国学者对汉学成果进行再研究的反馈行为。二者都是在跨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 ,因而应具有自觉的比较文化视野。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 ,由于多元文化发展的需要 ,汉学、汉学研究、比较文学这三个原来互不相关的学术领域正在不断地靠拢 ,相互借鉴 ,并将为新世纪的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论北欧汉学研究的转向与拓展

半个世纪以来,北欧汉学在研究内容、研究领域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已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北欧汉学研究表现出从古典到现代、从单一到多元转向的特点。这种转向既是时代发展的需求,也是汉学研究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体现。汉学备受关注,与中国世界地位的日益提升紧密相连,北欧汉学的发展趋向正是整个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个缩影。     

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

汉学主义概念的出现与汉学或中国学以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有关,因为中西现存的少数涉及该词语的资料都赋予了它这样一种特征,认为它是汉学研究中的一种东方主义形式。因此,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和汉学都有关联。这种双重关系必然会导致两个问题:汉学主义是等同于或者近似于汉学或中国学的一种形式,汉学主义是另一种东方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事实上,汉学主义不是汉学,也不是东方主义或其他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汉学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带有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范畴,是关于知识生产的研究。确切地说,汉学主义是对相对于西方和世界的中国及其文明的知识生产的一种批判性研究。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西方汉学研究——以鲁惟一为个案的考察

西方汉学经历了从传统汉学到当代中国学的转变。考察这种转变,必须将西方汉学置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做出客观的、理性的评价。鲁惟一是西方著名的秦汉史研究专家和简牍学家,是英国传统汉学的代表性学者,是西方汉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为西方汉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鲁惟一的学问,既有其鲜明的个性特色,也深刻地打上了时代烙印。当今西方汉学,出现了传统汉学和当代中国学合流的趋势,要引起重视并注意保持警惕。     

想象中国与亲在中国:汉学与国学的内在差异

汉学与国学的基本差异在于:前者的方法与原则是根据本土经验在异邦想象中国,后者则根据中国传统解释本民族的思想与文化历史。在构建现代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汉学与国学构成了相互补充相互丰富的精神关系,能够扩展我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     

错位的尴尬——美国汉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汉学心态"

美国汉学源于欧洲汉学传统,虽然没有深厚的根源,却在1950年之后发展出自身注重文本解读、资料和理论阐发的特点.一部分华裔学者将这种美国汉学的特点运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得出了一些具有解构性和颠覆性的观点,对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造成了冲击.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与美国汉学在学术中立、如何对待传统、现代性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错位,需要我们对其中的得失进行认真反思.     

当异质性冲击成为历史——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再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学曾对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但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日益便捷和频繁,汉学的异质性力量已经衰减,有必要在学术逻辑的层面上对其进行客观检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兴起,是汉学自身发展的产物,而它在国内引发的学术焦虑.则与20世纪末中国的文化反思和学术转型密切相关.因此,尽管在今天看来,汉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有追随西方学术热点、受制流行理论之嫌,但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仍显示了活跃的学术创造力,而且它与国内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关系,已成为我们面对的学术新传统的一部分.     

对海外汉学研究的三点反思

任何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需要及时进行反思,以正方向。国内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已经开展了近四十年,规模宏大、成果辉煌。但瑜不掩瑕,学界对于汉学-中国学的学术发展史尚有认识不清之处,在研究实践上也有所偏颇;所从事的汉学研究尚未能在东方学的大框架内充分展开,只是就汉学而汉学;汉学研究的路径也应充分考虑海外汉学"外国学"的本质,拓宽研究思路,吸纳外语学科的进入。     

德克·卜德与中国文化

德克·卜德是美国汉学摆脱欧洲汉学的影响,谋求独立发展时期的著名汉学家,一生与中国结缘,而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又有别于他所处时代的西方整体。其汉学研究著述多达一百余篇(部),从中可以见出20世纪美国汉学研究领域及其方法的整体变化,其中所表述的不少观点至今仍然是国际汉学界关于中国文化的经典看法。     

1949年以来传教士与汉学研究评述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讲,最早步入全球化进程的是宗教。基督宗教四次来华,在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的历程中,传教士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和认识而形成的"汉学",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图像"的构建、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中国人的自省认识至关重要。文章从四个方面,即汉籍研究与中学西传、西学东渐与社会变迁、传教士汉学著述、传教士汉学家为主题,对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对传教士与汉学之间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概述。     

俄国汉学家B.M.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研究

俄国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瓦·米·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1881-1951)是前苏联汉学的重要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汉学研究首先建立在其卓越的比较文化思想之上。他指出东方的心灵也是我们的心灵。人类共同的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创造着共同的文化,它们乃是世界性的思想的一部分,"在欧洲的诗学中间,也有着中国诗学的地位。"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把中国文化、文学视为世界文化、文学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而奠定其破除欧洲中心论、尊重中国历史文化独特性的汉学研究立场。阿列克谢耶夫汉学研究建立在自己对中国文化多年的实际考察、译介实践的真知基础之上的,从而形成自己对中国历史文化及其发展特征的独到而深刻的见解。阿列克谢耶夫不仅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步独特性的独到见解,而且具有难能可贵的虚心探索的精神。     

文化政策视野下的清代汉学

清代汉学在清初批判宋明理学的思潮中形成,考据之风笼罩了有清一代,乾嘉之际达到鼎盛。通过考据,清代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与总结,这种集大成式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对古籍的整理、求实的治学精神、科学的治学方法等方面。究其原因,与清朝笼络与镇压的两手文化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到了晚清,汉学的盛极而衰,说明清代汉学存在一定的局限,反思其弊端,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汉学”正名

在汉学与汉学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大有演变为“显学”之时 ,国内学术界对“汉学”概念的理解却颇多争议。在中国学术史上 ,汉学包括三种含义 :与“蕃学”相对的汉民族或中原地区文化 ;与“宋学”相对 ,反对空谈义理、注重朴实的学术流派 ;英语Sinology的意译 ,泛指一切研究中国的学问。对其第三点含义 ,争议最多。但在“汉学”与别的名称的反复掂量中 ,还是让人感觉到使用“汉学”概念比较合适些。     

早期欧洲汉学线索

早期欧洲汉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耶鲜会士汉学阶段。１６世纪以后来华耶殊会士在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是西方人大规模全方位研究中国文化的开端,欧洲汉学也从此拉开了序幕。第二是欧洲汉学的兴起阶段。１７世纪末至１８世纪中叶,汉学在欧洲本土兴起。欧洲汉学的先驱人物提出了早期汉学所面临的语言学习这一基本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带动和影响了大批的学术人才。第三是学院汉学亦即汉学正式形成阶段。在１９世纪最初的十几年中,欧洲出版了广为关注的《汉字西译》,在正规大学里正式设置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学院汉学的出现,标志着欧洲汉学的正式形成,汉学从此在欧洲学界牢牢地占有了一席之地。     

冰上丝路上的红学：冰岛文《红楼梦》首次译介文本研究

冰上丝绸之路是推进中国与环北冰洋流域国家人文互动的重要倡议。其中,红学扮演着独特角色。随着冰岛《红楼梦》译本的出现,海外红学族系不仅新增添了一个语种文本,而且为深度了解汉学在欧洲传播的脉络途径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不同于北欧其他小语种的转译形态,冰岛译文并非直接源于库恩德译本,而是基于程乙本的中文底本,同时也吸收了“霍克思-闵福德”英译本的诸多元素,以“丝路”的视角辑录于冰岛文汉学经典选集中。冰岛译文虽然较为晚起,却突破了欧陆特别是具有示范性效应的1932年库恩德译本的翻译套路和格局,其处境化的译介策略开辟了北欧跨语际视野下汉学译介与传播的新型范式,对重新评估“中国-北欧”汉学互动的层次性与丰富性提供了宝贵的样本参照。     

汉学是科学吗——现代中国汉学和宋学的对立

20世纪初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加速了科学与哲学的分化,汉学和宋学的对立也被卷入这种分化之中。在科学派一方,丁文江坚持科学万能论,主张汉学是科学,宋学不是科学;胡适认为汉学并非汉儒之学,而是宋学“格物致知”方法的延续和发展,与西方科学处于同一路向。在玄学派一方,张君劢认为宋学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企图以宋学包容汉学并由此重建新儒学;冯友兰则认为宋学是哲学而非科学,正是因为其具有空虚这一不同于科学的特征而成为中国哲学经久不变的主流。而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前,王国维早已对汉宋划界问题有所预见,他较为倾心于汉学并试图调和两者的矛盾,然终不可得。对汉宋划界形成过程的追溯为我们重新思考何谓“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思路。     

俄国汉学通史的佳作——李明滨《俄罗斯汉学史》评介

自上世纪末以来,由于改革开放之风愈刮愈烈,中国学界与国际接轨的速度和深度亦愈来愈壮观。由此,学界对往昔不屑一顾的“海外汉学”开始特别关注。各类汉学研究机构和汉学研究的刊物纷纷问世．各种层面的汉学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汉学”甚至有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可能了。     

误解的对话与汉学三期——解读“顾彬现象”的一种历史思路

以解释学的"理解就是误解的对话"理论来梳理西方汉学的发展轨迹,可以概括出"汉学三期说":传教期、译介期和批评期。在解释学的视野下,这三个时期,并不是一个编年断代史的划分,而是汉学对于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的历史逻辑的展开。在"汉学三期"背景下,具体地解读第三期代表人物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中国学界产生的"顾彬现象"。可以发现,基于解释学立场的汉学家顾彬,因为坚持他对中国文学的"偏见的批评",使他和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展示出西方汉学史空前的冲突张力,而顾彬则在当代中国文坛和媒体,成为了一个"西方批评"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