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官员问责体系的思考

官员问责体系包含问责的主体、客体、问责范围、问责责任和问责程序等内容。健全我国官员问责制的问责体系,主要应从加强异体问责、界定问责客体、规范问责标准、厘定问责责任、强化问责程序等方面加以完善。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新亮点的官员问责制,是推动政治文明的又一显著标志。所谓问责制,是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21世纪以来,问责制在我国已取得了很大发展,但还存在着职能分界模糊权责不对等、责制主体缺位、制度不完善、问责的政治文化缺失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实施厘清官员职能分界而实现权责对等、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完善问责制度和繁荣官员问责文化等具体措施。     

论行政问责制的柔性机制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方向已经明确,但实施行政问责制不仅需要相应的法规、规章等刚性机制约束,也需要行政问责文化柔性机制的约束。行政问责文化对于强化官员的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对于弥补刚性问责制度的“盲区”、对于培养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意识”和建立现代责任政府具有重要作用。     

论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度的构建

教育行政问责是当前发达国家提升公共教育资源使用效率、提高教育质量的方式之一。实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有利于提高教育官员的责任意识,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中国的教育行政部门问责也不断推展。借鉴国内外行政问责制及教育问责制的理论方法,研究目前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建构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的理论和操作框架,力求对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的发展发挥指导作用。教育行政绩效问责需要以科学评估为依据,以责任追究为最后手段。教育行政问责制要想取得实效,需要加强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配套改革。     

引咎辞职-看得见的政治文明

引咎辞职作为一种政治文明新象,是责任政府模式下看得见的政治文明。在执政党提出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主张、引咎辞职仍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且尚未引起理论界与学术界足够重视的现时条件下,理性思辨地考析引咎辞职的现实缘起,廓清其与官员问责制之关系,厘定理论纷争,描绘中国官员引咎辞职的常态图景,对当前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责任政府的真切确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视阈下的权力控制——以领导干部问责制为例

领导干部问责制,是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建设的主要内容,标志着从“权力政治”到“责任政治”的转变.但是我国的问责制制度安排不足,人治色彩有余.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有效控制,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路径.通过对典型案例和制度规定分析我国问责制的发展轨迹,进而从问责的要件、责任的承担、问责的对象和责任的性质来对我国问责制做进一步的思考.     

行政问责制的理论探析

行政问责制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它可以从经济学中寻找到理论根源。实施行政问责制的目的在于使原有行政体制下的外部性内在化。行政问责制的有效性受到实施成本的约束,降低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成本必须从塑造责任政府理念、重新定位政府职能、保障公众知情权等方面加以解决。     

清单式责任:一种新的问责范式

责任清单制度是政府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创新举措,是践行贯彻“法定职责必须为”目标要求的集中体现,是现代政府探索突破传统问责制体制困境而构建运转有效问责机制的制度性回应.从责任清单创设渊源、问责特点等层面入手,探讨责任清单制度施行推广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就如何健全完善责任清单制度,并以此为抓手助推政府问责制发展提出建议.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诸多问题。完善行政问责制必须做到：坚持有权必有责，权责对等；强化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科学界定责任；完善法律法规，健全问责制法律体系；推进行政文化建设，形成问责的政治氛围。     

问责制与有限、责任政府

传统认识中将问责制简单等同于引咎辞职、上问下责和对已知具体过失的惩罚,是对问责制的误解。从有限、责任政府的角度去理解问责制,它应是一种民主问责,因为民主问责制的合法性基于“权为民所授”,以法律为依据,体现权责对等和授权与监权的统一。为此通过规范问责制的配套机制,抓好异体问责和加快问责文化的建设等途径构建民主问责制,是有限、责任政府的必然选择。     

产业转移承接地农地土壤污染法律根源及因应对策

产业转移承接地企业和政府环境责任缺失导致农地土壤污染加剧,其根源之一是相关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通过寻求产业转移承接地农地土壤污染加剧的法律根源,找出制定法律的因应对策：国家应当强化企业和政府环境法律责任,健全农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设定多元制裁与救济手段,完善法律责任追究程序;扩大农民参与范围,健全农民环境参与权;增强承接产业转移政策的刚性,科学承接产业转移,切实防范污染转移。     

基于政府视角的社区民间组织发展策略研究

政府培育与发展社区民间组织首先应从社区民间组织的功能定位出发,坚持统筹规划、重点培育、分类管理。此外,还应加快职能转变,充分发挥社区民间组织的中介服务功能;完善法律体系,为社区民间组织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建立健全自律和问责机制,规范社区民间组织行为;继续深化各项配套改革,为社区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委托代理视角下中央企业高管人员问责制研究

加强对中央企业高管人员的监管,形成良性的制约机制是执政党和政府在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课题。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分析,我国现有的中央企业高管人员问责机制还存在着问责主客体欠明确、问责体制欠协调、问责机制欠完善等不符合现实监管要求和制度设计不够严谨的问题。当务之急,应理顺中央企业管理的委托代理关系,改善问责机制发挥的制度环境,界定不同问责主体的权责,从法律上明确被问责者的责任承担范围和成本。     

论国有企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

国有企业经理的法律责任制度是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约束机制的重要内容,而中国现行国有资产管理法律体系中关于经理责任的性质、内容、构成要件、归责原则和追究程序等规范略显粗糙和不足。新历史条件下需明确界定经理在对企业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过程中承担的是信托责任,是经理基于受托人地位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与出资人签订的经营协议以及企业章程等行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形式,这对于保证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权力下放、绩效责任与学校自我评估

权力下放与校本管理运动赋予了学校一定的自主权,但权力和责任必须相称。享有一定自主权力的学校,必须承担起学校发展成败和教育品质高低的责任。但有了权力,又具备绩效责任意识的学校并不必然就是一个不断提升自我能力而创造未来的组织,它还必须拥有自我评估、自我完善的机制与能力。赋权、问责与增能的有机结合才是学校转变为学习型组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途径。     

公民问责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构架

契约理论阐述了人民主权和政府治权的逻辑关系,由契约演绎生成的政府责任是公民问责的逻辑前提,而公民问责则是保持公民与政府之间契约张力的有效路径。为此,契约论可以作为公民问责的理论基础。与其他问责方式相比,公民问责具有独特的价值。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公民问责,关键是要营造公民问责的组织氛围,健全公民问责的制度安排以及加强公民问责的政策支持。     

司法公信力的内涵解读、现状问题及构建路径

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及其活动所具有的信心、信赖状态,它是确立法律权威的必要条件,是构建法治社会的基本保障。司法公信力的构建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它能实现社会控制、维护司法权威、实现司法平衡,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建设诚信法律体系以及实现良性司法权运行机制。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和法律信仰等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相关因素,然而我国司法公信力的现状令人堪忧,现行法律制度存有缺陷,公信力不高,并遭受种种困境。构建我国司法公信力,应该积极推进法律制度的完善,建立独立的司法运行机制,不断完善和优化司法体制内外的民众参与模式,并创设健全的司法公信力评价体系,以促进我国司法公信力的养成和提升。     

水管理体制的法律思考--以水务局为中心的考查

现行的以水务局为中心的水管理体制,存在着水务局成立之法律阻碍、水务局法律依据的缺失、现有的水法规滞后于水务管理实践、水务局同流域管理机构的法律关系不明确等法律问题.对此,一方面要通过全面清理现有法律法规、建立沟通协调机制、明确流域管理机构与水务局的职责分工、保障公众参与等法律方法对水管理体制予以完善,另一方面,要对现有的水务局模式进行反思,明晰法律方法在水管理体制优化过程中的功能和局限.     

美国师德问责体系的结构、特点及启示——基于德克萨斯州的经验

美国德克萨斯州历来重视教育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建立了一系列教育工作者违规行为问责机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师德问责体系。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师德问责体系具有独特的结构与特征。颁布《教育工作者伦理规范》，使问责有法可依；设立专门机构，使问责主体明确；细化教师违规行为，使问责有据可凭；强调证据证词，使问责合理科学；重视结果多样，使问责责罚分明。这些对于促进我国师德问责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强化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性约束——基于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的缺失是造成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深层次体制性因素之一。改革方向是以完善行政问责制来推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约束,重点是将问责对象扩展为包括执行层面责任人的广义问责,这种问责方式最直接体现了权力执行层面--基层公务人员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必须正确认识与调整行政问责制与行政自由裁量权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强化行政问责制度性建设,从而有效地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