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屈原学会2009年年会暨屈原与湖湘文化学术研讨会述评

湖南省屈原学会2009年年会暨屈原与湖湘文化学术研讨会,有八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六十余篇。与会专家围绕屈原与汉寿的关系及屈原故里、屈原与湖湘文化、屈宋作品及其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屈原流放陵阳的考证

在历史地理文献方面,已经直接或间接地表明,安徽池州在战国时期是东楚、南楚的结合部,地理位置特殊,亦属《越绝书》所说“屈原隔界,放于南楚”的范围,并且是楚王同姓人的聚居地,保留了多处明代以前的屈原“三闾庙”遗址。     

有关屈原生平几个问题的考证

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其作品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灿烂的瑰宝。研究屈原生平及其作品时代,能更深地理解屈原其人、理解其作品。这是继承这份文学遗产的重要课题之一。故本文就屈原生平的几个问题考证之。     

评《招魂》为“屈原自招”说

<招魂>内容和先秦典籍再次证明,<招魂>所陈乃"人君"礼体,上帝所"辅"当为"君王",非人臣屈原所可当得;<招魂>所招失魂归返的"恒干",乃在郢都"故居",而不在"江南",与身在放逐之地"江南"的屈原"自招"方位完全不同;"屈原自招"说不能圆说<招魂>序言"牵于俗而芜秽"之义,更缺少推翻王逸所记"宋玉作<招魂>"的事实证据,因而难以令人信服.     

《离骚》本草说故里——关于屈原出生地的另类臆断

屈原故里是研究屈原的诸多学术争执中一个常见的话题。关于屈原的故里,最早记载屈原生平事件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没有文字的记载,后人普遍认为秭归是屈原的故里,及后又有江陵说、奉节说、临湘说、汉寿说等诸多说法。如果从屈原代表作《离骚》中所描写的本草来考察其故里,则会发现,在人们对屈原故里的诸多判断中,秭归说应该是最为合理和科学的。     

清华简关于楚都称郢和《哀郢》的主题

楚武王向周王室请尊号不成,就自封为郢,作为楚国王城。从清华简《楚居》篇来看,称呼都城为郢是当时的表达习惯,屈原《哀郢》所表达的就是迁都时候的情境,哀郢就是悲国自伤之意。     

鸟集汉北与汉北楚境

屈原《抽思》语及的“汉北”,自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注明“汉”即汉水、朱熹《楚辞集注》从同以来,经明清治骚名家辨析驳论,其为地理概念,已是学界共识;其指汉水之北的楚境,是屈原自郢都退居或放居的地方,也为学界成说。考察楚先民在商代的徙居和楚人在周代开拓北疆的历程,厘清周代楚国北疆的大小变化,可知屈原为楚怀王左徒时及怀王时代前期的楚国汉北暨北疆,大致包括今湖北襄阳和十堰的汉北地区、陕西的安康地区以及河南的南阳、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驻马店部分地区与信阳地区。汉水自西向东流经丹江口缓折、经襄阳急折下东南而至汉口汇入长江,襄阳、南阳、平顶山以东不宜谓之汉北。其时的汉北楚境,大致就是今襄阳和十堰的汉北地区、南阳和平顶山部分地区及安康地区。屈原往居汉北的行踪,可于其时郢都至汉北的路途中和汉北楚境的范围内寻觅。     

楚怀王丧葬礼与屈原《哀郢》题旨甄微简

《哀郢》题旨与《哀郢》篇名是否为屈原自拟有关。从《九章》及其诸篇命名来看,《哀郢》篇名可能为汉人所加,这种情况下“哀郢”的命名应与当时人们眼中的屈原流放经历密切相关,这也是明清之前普遍认可的对《哀郢》题旨的解释。然而这一解释主要基于汉人对屈原之放的认识,与作品本身内容并不完全一致,这为后人重新解释屈原放逐背景提供了充分的阐释空间。出于对汉人解释的补救或反拨,明清之后诸多新说大都细致阐发屈原放逐背景,并与《哀郢》篇名相联系,较之汉人进步明显,但它们由后人视角出发,史料论据多不足,常存在附会理解。若《哀郢》篇名为屈原自拟,从历史背景和文本内容来看,哀郢当与怀王客死归葬联系紧密,取《周礼》“以丧礼哀死亡”之义。《哀郢》以哀郢都怀王之丧葬始,哀自身流放不能返回郢都终,屈原自拟《哀郢》篇名当隐括此义。     

屈原的首丘情结及屈氏封地考略

屈原祖先封邑,一直存在争议。屈原的首丘(故乡)情结及《左传》、《临湘县志》等相关文献材料表明,湖南湘的如城应为屈氏始封之地。     

"庄蹻暴郢"考

"庄蹻暴郢"实为庄蹻掘墓暴尸骨于郢都。楚怀王二十八的垂沙之战后,庄蹻率军在郢都追究垂沙之战楚国军官和士兵战败的责任,抓捕前线战败者的家属,并掘战败者祖先之墓,暴尸骨于郢都。结果遭到民众的反抗,将斗争扩大化,"杀了无罪之人",引起郢都百官震动,"相暴相杀"。庄蹻因此而立功并被提拔为将军,并于二十五年之后,率军入滇。百姓因其乱杀无辜称其为"盗"。"庄蹻为盗于境内"就是对"庄蹻暴郢"的谴责。     

庄子漫说三题

庄子在我国文化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反响,具有重要意义。"(庄子)宋之蒙人"是屡见于两汉至唐文献的古说,当指庄子的里籍。把东明定为庄子故里,为考索庄子生平提出了新说,值得重视。     

从周公摄政的争论说到历史考证

关于周公在周初政治上的角色问题，战国后期曾有冢宰摄政之说，２０世纪学者在疑古思潮影响下又提出形形色色的标新立异之说，或以为周公并非摄政，竟是称王了；或以为莫说称王，连摄政也是后世伪造；甚或以为周公实为　篡　窃。仔细分析这些论说，其中误读古书者有之，推理失简者有之，于文献　考　古间心存偏见者有之。在周公摄政讨论中暴露出的问题普遍存在于几乎所有历史事件的考证之中，为此有必要规范考证，勿使历史研究堕落为随心所欲的自由谈。     

杜诗湖湘地名考

杜甫湖湘诗中的地名甚多,但前人及近人对这些地名的讨论则颇多失察之处。如何弄清这些地名的实际所在,是勾勒杜甫湖湘行踪的一个重要课题。利用最新的各类文献,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则庶几可以得出更近于事实的结论。     

论楚辞校勘学产生与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

探析西汉至晚清历代学人校勘《楚辞》的起始与发展轨迹 ,比较楚辞学史与中国图书史可知 ,楚辞校勘学产生与发展应分为 :两汉初兴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发展期、宋元明兴盛期、清代大盛期这四个历史阶段。     

文本学方法及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的运用

文本学研究方法力求将版本考证、文本解读与思想阐释及评价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改变长期以来流行的撇开对具体文本写作的原初背景和过程及其原始手稿的各种版本及内容的详尽考察、解读与分析,只根据别人编辑而成的著述就径直进行概括的做法,而是尽可能地深入到文本内部,展开对具体语境、问题、文献、思想等的悉心研究和纵深探讨;另一方面又尽力避免走向另一极端,即把文本研究理解为单纯的文献资料的收集、考证、铺陈和罗列,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归结为做"历史考证版"(MEGA)的编辑,把"文本学"等同于"文献学",而是更看重在真实而权威的文献基础上的思想梳理、阐发和评论。这一意旨和思路在近年来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中获得了探索及运用。     

丝路名馔“驼蹄羹”杂考

＂驼蹄羹＂,即以骆驼足掌为原料烹饪的羹醢类肴馔,出现于魏晋时,唐以后逐渐知名,被认为是上等肴馔而受到许多文人骚客的吟诵,元代被列入＂八珍＂。为防止长途运送导致腐败,驼蹄原料须以红曲浸过,驼掌为结缔组织,其烹饪方式为文火煮烂,切片后加调味料烹煮成羹醢类肴馔。塞外驼蹄而成中华知名肴馔,是丝绸之路饮食文化交融的结果。     

胡仔家世新考

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的一部重要的诗话总集。该书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文献方面,其间也有胡仔自己精到的品诗论人之语,惜前人对此罕有论及。欲探求胡仔的诗学观点,必先对其本人作以清楚的了解。然《宋史》未为其立传,学界的间或之论亦为凌乱和残缺。笔者则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整合,并利用新的文献资料,对胡仔的家世作了较为完整清晰的勾勒,从而为胡仔的诗学批评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目录学派志:英国文学考据的兴起与没落

通过介绍以沃特·威尔逊·格雷格爵士为代表的目录派三杰,在对文学文本基本物质形态从手稿到印刷文本辨伪和考证批评的基础上,经过厘定文本讹误和四次重要的学术论战,确立了作者的神圣地位,让文学成为绝对科学化的大学学科,但新目录派最终却退出了现代西方文论思潮。观照几乎同时产生于印刷术所带来的学术分裂期的中国乾嘉派,它能够客观对待经学作者,并形成了系统的治学方法,从而稳步发展为今天的朴学大潮,在此视阈下分析并阐明新目录派无法形成体系的原因,恰在于其过分强调科学权威性而漠视了文学本身的独特因素造成的方枘圆凿,藉此提出中国治学方法借鉴于西方文论批评的可行性。     

“彭咸”旧说之批判－屈原赋“彭咸”考辨之一

王逸、洪兴祖解释屈原赋中的“彭咸”为“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的观点是错误的。一、殷大夫水死的身份不符;二、定死志的时间不符;三、《悲回风》中语言成为反证;四、死年作品未提及“彭咸”;五、屈原赋表达学研究表明,“彭咸”与投水而死毫无关系;六、屈原投水并非效法“彭咸”。另外,关于“彭咸”的其他假说,或因假设不当或因证据不足而不能成立。     

发现于新疆策勒县的四件唐代汉文文书残页考释

本文刊布和考释了2006年由民间找宝者发现于策勒县达玛沟乡北沙漠废墟的四件汉文文书残页(其中一件背面有于阗文),论证了文书中的"蔺城镇"可能即《新唐书》中的"兰城镇",《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兰城镇"或"兰城守捉",应是"蔺城镇"或"蔺城守捉"之误。考释了《唐某年于阗供酒帐》,指出账页上的"硕"即容量单位"石"。C6号文书残页首次透露了中土诸子百家的经典曾通行于古于阗,但残存文字出自何书,或者系失传古籍佚文,尚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