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际遇中的生态难题与"伦理——道德"的生态觉悟

蔓延至世界范围的生态难题潜隐着深层的"伦理--道德悖论",即当"伦理的实体"逃逸于道德责任审判的舞台,便成为"不道德的个体","伦理的善"成为"道德的恶","个体个人主义"与"实体个人主义"的膨胀将导致现代性际遇中不可避免的生态困境.通过道德哲学的努力,使"伦理的实体"成为"道德的主体",是走出生态困境的关键点和可能的"生态觉悟",对于化解全球性气候难题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     

“环境进入伦理”与伦理世界观的改变

深层生态学的原则表明,“环境进入伦理”展现为伦理世界观之转变。我们从黑格尔“伦理世界观”的扩展释读中看到：“伦理觉悟”是对道德主观性的扬弃;而伦理世界的“设定的和谐”展现为人类史与自然史在文明演进中的伦理觉悟;伦理世界观落实到伦理行为,就是“为承认而斗争”的现实生态。“环境进入伦理”展开了以自然为基础的承认关系,它要求一种生态觉悟,并以生态自然与伦理的“设定的和谐”为中介来构建各种形式的主体间承认关系,是在当代人类处境中,通过重新检讨各种类型的伦理承认关系,重建文明与自然之融合的伦理世界观。“遵循环境伦理”,是“环境进入伦理”的文明进程或文明觉悟通过伦理行为所要完成的伦理世界观之转变的关键,是其伦理客观意志的体现。     

基因技术的“自然”伦理意义——兼答徐宗良教授

这里所说的“自然”,是在道德哲学的意义上规定和诠释的。“自然家庭”和自然家庭中诞生的“自然人”是伦理、道德和道德哲学的始点。“自然”是人及其存在的原初状态或曰罗尔斯式的“无知之幕”,其最具哲学意义的本质是不可选择性。基因技术不仅极大地扩张了人的行为选择能力,而且将这种选择性推到了文明的底线。这是基因技术提出的最严峻和最深刻的伦理挑战。技术必然性与伦理合理性之间存在着“乐观的紧张”的辩证互动关系。为此,在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上必须进行两次转换,由对基因技术的伦理关切,到基因伦理学的建构;由基因伦理学的研究,到道德哲学的洞察和把握。它们在方法论上的殊异,也正是对话双方的学术分歧之所在。     

谁是道德的“敌人”——伦理由超验向经验转变中的文明作用

道德史上的精神断裂可以表述为:从"超验伦理的世界构造"到"伦理经验的现代性谋划"。尼采的谱系学审查揭示了这一断裂。超验伦理用神的世界压制并反对人的世界,立足于宗教形而上学对世俗道德的敌视。伦理经验的现代性谋划在生活史层面,通过异乡人的生存悖论和身体转向的伦理经验,表现为以欲望的伦理、个体化的道德、物化的文明为基本标识的形态架构。在伦理从超验构造到经验谋划的形态转变过程中,无根基的异乡人如何面对四面受敌的道德?一种道德辩证法基础上的"伦理的和解",是伦理经验的现代性谋划的可能出路。     

在自然与历史之间:“自然状态”与现代政治理解的历史化

自19世纪起,现代政治思想开始将政治看作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这与亚里士多德将人视为政治的动物的古典政治哲学思想大相径庭。在政治历史化的过程中,现代自然法学说的"自然状态"概念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霍布斯理解的"自然状态",是人性在没有政治社会时所处的状态,是一种人无法生活在其中的自相矛盾的处境。普芬多夫在修正霍布斯的概念,提出前文明的自然状态时,开始将人类从前文明的自然状态到政治社会的过渡理解为一种演进的过程。卢梭对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提出批评,将"自然状态"下的人性分解为原始状态与社会状态两种处境,并将人从自然手中逐渐败坏的社会进程作为分析政治社会的基本路径。这一思想,最终在康德那里,转变为世界公民视野中的普遍历史观念。     

基因技术的道德哲学革命

基因伦理是一种道德哲学革命形态的高技术伦理,具有技术革命与道德哲学革命的二重形态和二重本质。据此,基因伦理的文化反应,不应当局限于对基因技术的发展提出伦理批评和伦理战略,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学术任务是进行道德哲学革命的理论准备。应当用拓展了的发展伦理学的方法,而不是常规伦理学的方法进行基因伦理的研究。基因技术发展导致道德哲学革命的最深刻的原因,在于它颠覆了“自然人—自然家庭”这个“文明时代”一切道德哲学的基础。现代基因技术的道德哲学革命具有三种形式。在克隆人未成为文明主体的时期,未来道德哲学的形态,将是“自然人—技术人”共生互动的“不自然的伦理”和“不自然的道德哲学”。     

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

在"多"与"变"的时代,伦理道德何处是家园?必须寻找"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其关键词有二:"精神"与"形态";理念是"回归‘精神’","皈依‘形态’";理论假设是建构"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现代伦理学理论,不外三种形态,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其理想类型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20世纪的文明觉悟的本质,不是"伦理觉悟",道德觉悟,而是在伦理回归中的"伦理—道德觉悟"。个体生命世界、社会生活世界、伦理学理论内在"精神哲学"的"形态"同一性。现代理论体系中"伦理学"与"道德哲学"不只是两种话语表达,而且代表着两种不同传统和"伦理"与"道德"的两种不同"形态"取向,应当在"精神哲学"的理念和理论中加以统摄和整合。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包括"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与"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其中"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历史与逻辑地具有优先地位。"精神"及其"形态",具体地说,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就是精神世界、生活世界和现代伦理学理论中的"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是伦理道德的精神家园。     

论老子自然伦理思想的文化哲学特色——从文化理性和文化理性辩证法之学理视角看

老子的文化世界是人与自然一体建构的,是一个文化本体的世界状态图式,加之"道"与"德"的一体建构,其理性的文化性是不言而喻的。老子合二而一的文化理性决定了其"自然"辩证法是"文化理性的"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包容的和关于修为的实践—伦理辩证思想,构成了老子关于遵循"自然"之理的、"文化理性的"实践—伦理辩证法思想。     

《自然辩证法》的“自然”:生态伦理学的自然本体论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从自在自然和属人自然两个维度对自然的内核进行了科学和哲学双重解读。从自在自然看,自然具有自组织性、先在性和系统性、有机性,是惯常行程的自我生成,具有存在论意义。因而生态伦理学应该走出对人的"固恋","扩大道德共同体的边界",把自然纳入伦理的怀抱。从属人自然看,自然是人本学的自然与社会的自然的耦合,是对象性活动中的人化生成,具有对象性意义。劳动的对象性决定了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决定了保全自然的逻辑必然性。如此,恩格斯对自然的本质规定性的理解,既超越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无文明的生态",又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无生态的文明";它为生态伦理学的成立提供了充分的"自然本体论证明"。     

人性观的困惑与生态困境的历史演绎

蔓延世界的生态难题是人与自然关系断裂的结果,而"人性观"的偏差是引发生态困境的深层价值论根源。从上帝神性"笼罩"下的"神性人性观",到追求"凡人幸福"的"自然人性观",再到理性启蒙"神话"中的"理性人性观",凸显了不同历史时期与自然相对峙的人性发展轨迹。探讨现代性发展中的人性价值论、推进"爱自然"的人性生成,是应对生态困境、构筑人类文明大厦的可能路径。这种探讨不仅能够为化解生态难题提供深层的道德价值论的理念指导,而且对于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推进"十二五"环保规划的落实,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名教”与“自然”：嵇康的伦理观及其矛盾

嵇康的伦理观是嵇康哲学的核心.嵇康认为,伦理应该建立在真实无伪的基础上,并且以理性为引导,进而上升到一种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嵇康的伦理观,一方面表现出对于现实的强烈批判意识和对于理想人格的热烈追求,另一方面也形成将伦理自然和伦理自觉糅合一体、"合自然"和"任自然"混为一谈的矛盾.     

康德道德哲学:一种重建的现代性道德话语

在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康德以理性批判为基础,实行道德哲学、知识学的分离,批判了以理性解决道德问题的启蒙理性主义道德观;坚持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的态度,将善的意志确定为道德的基础,批判了启蒙现代性道德对人性的破坏;通过意志自律追求道德理想国的实现,批判了以理性实现自由的启蒙自由观。可以说,在现代性的视阈下,康德道德哲学是一种重建的现代性道德话语,对现代性道德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对人的先验理解,康德对现代性道德的建构只具有逻辑上的有效性,未能实质性地解决问题。     

康德主体性道德哲学及其教育学意义

18世纪的康德哲学在道德哲学中实现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革命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树立了主体性在道德生活中的地位。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从作为人本性的理性和自由出发去寻求一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康德强调,人的理性是道德原则的基础,人是道德活动的目的,人的意志自由应体现为对客观的道德法则的遵循,对绝对命令的服从。康德的主体性道德哲学在教育学方面仍给我们以富有意义的启发。     

麦克道尔“第二自然”概念论析

科学主义的自然观将自发性观念从自然中剥离出去,科学对自然的过度祛魅又使其成为一种缺乏意义、价值与规范的领域,由此我们失去了理性思维与独立实在之间的某种联系,理性与自然的关系也无法得到有效证明。麦克道尔继承并创新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等人关于第二自然的思想,将第二自然理解为人们在语言文化共同体的生活实践中通过适当的训练和教化而习得的理性-概念能力,即对理由和意义作出回应的能力。他一方面坚持理由空间的自律性与独特性,另一方面又主张概念能力的自然性与客观性,以此走出彻底的自然主义与膨胀的柏拉图主义在理性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摆荡,消解思想与世界、理性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化的鸿沟,既合理地维护了自然的统一性,使自然能够对我们的思想产生一种理性的制约作用,又科学解释了人类独特的生存方式而没有威胁到人类与动物的连续性。     

伦理觉悟之艰难与伦理学通史之必要

伦理觉悟之难,难在伦理是道义高地,是一个人或一种文化的面子,因而谁都想拔高自己的伦理信念;同时伦理也是制度和行为的规范性要求,这种要求可以检验某种伦理信念的真伪,因为真信念以规范的有效性证明自身之实存,而假信念仅仅是高喊的价值,不具有规范有效性。伦理学思想做不到“道德中立”,它要立文明之基,行共存之道,守实存之义,但“道”与“义”具有“存在论差异”,形上之道只有落实为实存之义,才具有善恶之属性,才由价值转化为规范。因而伦理学研究只有伴随着道义实存的历史谱系学考察,才能让人觉悟到伦理之为形而上学之道与作为实存之义相生相克的文明进程,道德哲学通史研究正是在道义实存的文明进程中,考察一种价值论思维的规范有效性路径,让道德哲学史本身成为一种哲学并成为一面镜子,既防止单纯主观思维因追求超世俗之道的高度而陷入空洞幻相,也防止特殊主义思维因过度追求义之实,而让道义失去普遍性根据。     

自然"内在价值"驳诘与生态实践超越

当前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迫使人们开始从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深层寻找根源,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针对自然"内在价值"问题展开了论争,提出了彼此迥异的道德理由和伦理依据,然而,论诘的落脚点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本文尝试站在超越此种论争的高度,从人地和谐的伦理实践层面提出确立生态文化价值根基、提供生态恢复的伦理补偿,并对生产生活方式进行生态价值引领,以此作为我们实践理性思维的行动规导.     

生态视域中的"伦理-道德悖论"与生态难题

现代性际遇中的生态难题对整体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然而,全球性的生态困境并非任何单个人的力量使然,当"伦理的实体"逃逸于道德责任审判的舞台,便成为"不道德的个体","伦理的善"成为"道德的恶"。"伦理—道德悖论"贯通于个体—集体—实体的发展链条中,引发个体道德生活的悲剧、集体行动的困境与实体个人主义的灾难,成为全球性生态难题重要的道德哲学根源。     

论环境伦理实践的历史嬗变与当代特征

环境伦理实践是环境道德哲学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本文在梳理农业文明时期“依附自然”、工业文明时期“控制自然”和生态文明时期“尊重自然”的环境伦理实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当代生态文明视域中伦理关怀扩展的合理性、文化价值理念的生态性与生态道德律令的普适性等特征.     

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道德哲学意义

陆九渊以"心即理"为核心的道德哲学体系,继承了儒家德性伦理的历史传统,其理路就在于由个体伦理而社会伦理."心即理"的道德哲学意义不仅在于把握了道德的形态是作为"主观意志的法"的道德自由,而且解答了伦理道德哲学本性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揭示了道德的本质是道德主体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因此,陆九渊"心即理"思想更为深刻地揭示了道德本性不是他律而是自律,不是制裁而是自愿,它是推动人们道德行为选择与践履的自主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的一种精神力量.     

论康德的道德应当

道德应当在道德哲学中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康德更是认为:"自然哲学针对的是一切存有之物;道德哲学则只针对应当存有之物。"伦理学是应当之学,康德的道德应当体现其先验主义伦理的特色。其道德应当体现了一种基于理性理念的秩序,它源自作为可能世界的智性世界并对现实世界施加影响。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地把握应当与善的关系,并对"应当意味着能够"命题作出正确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