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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本味》篇:“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列子·汤问》篇亦载此事,略同。刘向《雅琴赋》:“末世锁才兮知音寡。”《古诗》:“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文心雕龙·序志》篇:“怊怅于知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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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无为”是老子学说的重要内容,在孔子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但后者却未受到人们重视。这主要是因为“无为”一词在《论语》中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下引《论语》只注篇名),然而它的精神,却渗透在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在孔子的心目中,尧舜的形象是极为崇高的。如《雍也》云:“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从来不轻易以仁许人,也不以仁圣自居,却推尊尧舜能达到仁圣的境界。孔子如此推崇尧舜,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可见孔子对“无为而治”也是崇尚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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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阳货》记载:“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以往,注《论语》的各家几乎都把“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解释为孔子要复兴西周之道。例如何晏《论语集解》注:“兴周道于东方,故曰东周也”;韩昌黎《论语笔解》释:“能复修西周之政,志在周公典礼”;近人杨伯峻《论语译注》译:“假若有人用我,我将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哩!”“四人帮”更把这句话奉为至宝,解释为“孔子要让周朝的奴隶制度在东方复兴”。我认为,这是对孔子本意的严重曲解。首先,从字面上来看,把孔子所说的“如有用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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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奚来为?轵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眉批:“尔又何来问我为?轵,注不解,何也?轵,轮小穿也,又与枳同。轵夫言尧既已仁义黥尔,是非劓尔矣。轵犹枳篱之枳,言蔽固之也,又安可游!又可以‘轵夫’属上句,谓意而为轵夫而叹之。”“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徒之涂乎?”眉批:“《天地章》‘摇荡民心’与此‘遥荡’同意。”“夫盲者无以与乎眉目颜色之好,瞽者无以与乎青黄黼黻之观。”根批:“盲瞽有别。”“使我乘成以随先生邪”。眉批:“秉成。”又在‘乘’字旁旁批:“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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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论语》一书中提到的人物,大部分有史籍可考,一部分则已无从查考。也有一些人,介乎两者之间,在史籍中若隐若显,要化一点功夫,才能考证出他们的某些生平事迹和思想面貌。这样,对研究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会有帮助。例如子桑伯子就是这样一个人。《论语·雍也》篇有一段记载:“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这里的子桑伯子究竟是何许人?清以前注《论语》的人多语焉不详。刘宝楠写《论语正义》,把有关子桑伯子的史料加以集中,此人的事迹才稍见端倪。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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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Z1)
<正>1"名正言顺"问题的缘由"名正言顺"出自《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汉英对照.文白对照.四书》中杨伯峻对这一段的白话文翻译是:"子路说:‘卫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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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齐策四》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 王曰:“有说乎?”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惠(鲁之贤士)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先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 颜斶以一介之士,乃敢在齐宣王面前公然宣称:活着的君王的头颅,还不如死去的贤士的坟垄更有价值!其言之凿凿,有理有据,最后竟使宣王心折诚服。这确是只有在战国时代才能出现的独特的历史现象,颜斶所言,虽略带夸饰的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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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以高山仰止的盛赞法排除了成“圣”可能,以“仁”为最高现实人生理想,从而也把个体的企达仁境作为现实人生的最高价值。由此断定,孔子以仁的实现为人生终极目的之所在已无疑问,那么如何得仁,通过何种途径达到仁境,就构成了孔子价值观的基本问题。我以为,孔子对个体实现人生理想、获得人生价值提出了两条途径,其一是所谓为学,其二是所谓为仕。《论语·子张》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话虽然并非出自孔子之口,但却恰切地道出了孔子对个体人生的价值设计和价值选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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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论语·季氏》载“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这段对话记载了孔子对他的儿子伯鱼的一次关照,这次关照的核心是要孔鲤学诗,并告诫他,不学诗就不会说话。在当时,诗的地位为什么那样重要呢? 西周初年,有一种“献诗陈志”的社会风气。人们对好人好事的赞扬,或对坏人坏事的批评,往往不是直抒己见,而是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国语·周语上》记载了这样一个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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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何谓孔子之道?《论语》中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有这么一条:“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巳矣。’”(《里仁》)孔子本人没有直接说明他的道究竟是什么,而只是指出这道具有“一以贯之”的特点。曾子的回答倒是颇为具体而自信。由于曾子的看法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曾经得到孔子的认可,所以有人就提出了怀疑,认为曾子之说未必妥当,概括孔子之道的不是忠恕而应是仁,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的意思是:我“仁”的学说贯穿着“中庸”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忠恕固然不能概括孔子之道,仁也同样不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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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修订本)585页说:“除了避讳之外,其他的忌讳,也可能引起事物名称的改变。古人忌虎,所以称‘虎’为‘大虫’”。这个看法对不对呢?我们不妨先从“大虫”一词的来源说起:在上古的时候,“虫”字曾经一度扩大到动物的总称。《山海经·大荒北经》:“有虫,兽身蛇首,名曰琴虫。”《庄子·应帝王》:“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韩非子·说难》:“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吕氏春秋·本(?)》:“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大戴礼·曾子天圆》:“毛虫之精者曰鳞;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论衡·自纪篇》:“人亦虫物,生死一时。”人们最初对“虎”的认识并不一致,《战国策·秦策》:“虎者,戾虫”。《论衡·遭虎篇》:“夫虎,毛虫”。可见是从不同的角度定性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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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多能鄙事”见于《论语·子罕》,原文是:“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何晏《论语集解》引孔注说:太宰之问,“疑孔子多能于小艺”。又引包注释孔子所对:“吾少小贫贱,常自执事,故多能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当多能。”此后,注家学者沿袭不疑,均作如是读、如是解。更有甚者,刘宝楠《论语正义》按:“疑孔子多能于小艺者,正以礼乐是艺之大,不得为鄙事。惟书、数、射、御,皆是小艺。”然而寻绎文义,笔者以为旧解未得真谛而附会曲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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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姓氏产生于原始社会。姓氏是姓与氏的合称。上古的时候,姓与氏是分开的,当时的姓表示的是族号,氏表示的则是姓的分支。母系氏族公社确立后,由于子孙的不断繁衍,一个大族于是分成若干个支,散居于各地。这些分散出来的每一个小支,各自选用一个特殊的记号来作标志,以此区别于大族,这就是氏。由此可见,姓是比氏更大的概念,是整个大部落的标记,而氏则是小部落的称呼。《通鉴补记》记载:“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例如最早商人的祖先姓子,后分为殷、时、来、宋、空同等氏。战国以后,姓与氏开始合一。顾炎武的《曰知录》卷十三“氏族”载:“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到东汉时期,通称之为姓。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