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松萝在中国绿茶史上的四个制高点

说到中国绿茶,不能不提及徽州松萝茶。徽州松萝在中国绿茶史上,至少有四个无与伦比的制高点。一是始创炒制技术,被誉为“炒青鼻祖”;二是具有独特药效,人称“绿色金子”;三是最早的外销茶,曾随哥德堡号演绎出中国茶叶的传奇;四是统领江南名茶,一度为南方绿茶的总称。     

瀛洲村始祖章运迁徙年份、地址及原因考

谱牒文化是徽州文化的内涵之一。今逢盛世,修谱之风吹遍绩溪翠岭南北,大小姓氏,已修成的新谱约有20余部,这为徽州谱牒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瀛洲村（又称油坑口、瀛川。仅指自然村）是绩溪的大村之一,1998年版《绩溪县志》上名列第七;章姓是绩溪的大姓,坊间称胡、汪、章或胡、汪、周、章。全县章姓子民,绝大多数又是瀛洲始迁祖章运的后裔。在我的“伸头”（绩溪方言,义近似牵头）下。     

金瑗的《十百斋书画录》——兼说新安画派之渊源

《十百斋书画录》自成以来迄未刊刻 ,本文据抄本首次披露其详 ,并考证人物 ,钩沉史事 ,旁征博引 ,发明诸多 ,又因全是著力于徽歙之间 ,故于新安画派之出 ,别有所见     

明代徽州的乡约推行与县域治理

明代徽州乡约最早推行于成化年间,时任休宁知县的欧阳旦为推行乡约颁布《教民条约》,在贯彻明太祖圣谕六言主要思想的同时,聚焦社会实际问题,希望通过乡约移风易俗、减少诉讼,实现县域社会的有效治理.嘉靖时期徽州乡约逐步发展,既有府县守令积极推行,也有地方社会主动响应.随着嘉靖末期徽州地区治安形势的恶化,乡约的治安功能逐渐受到官府的重视.万历以降徽州乡约达到兴盛,地方官员纷纷采取宗族乡约化、巡行乡约、慎选约正副等方法,致力于解决乡约行之不实、流于形式等问题.乡约作为县域治理的重要手段,被明代徽州的府县官员们反复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整齐城乡礼俗教化、稳定地方社会秩序,从而助益县域治理的积极作用.     

清初徽州学术界对理学传统的重建

清初,徽州理学知识分子在汪佑、吴日慎和施璜等人的领导下,通过明确书院讲会的“宗朱”宗旨、建立塾讲制度和强化徽州理学的学术谱系等措施,清除心学的影响,使理学得到了短暂的复兴。     

个体记忆：《北行日录》与《揽辔录》淮燕行程的别样书写

南宋乾道年间,楼钥与范成大先后出使金国。在金国境内,二人从淮河至燕山城的行程大致相同,其日记体行程录《北行日录》和《揽辔录》的书写却呈现出别样姿态。由于出使时间不同,楼、范途中所录时节风物和时事见闻自有客观差异;而出使任务的轻重、在使团中地位的高低以及人生阅历的深浅更决定了书写的主观差异。楼钥赴金贺正旦属于常规礼仪性出使,途中所受礼遇颇优,心态相对轻松,故书写赡详;范成大使金乃特派泛使,肩负祈请归还宋室陵寝以及更定受书礼的艰巨任务,有生命之虞,故书写促迫。楼钥为使团中级别较低的书状官,行动略自由,淮燕行程中可寻机访谈遗民,故语言书写居多;而范成大为正使,行动受严格监视,鲜能深入民间,但可接触金国军政高层,故偏重官制、历法、路制以及文武百官履历的记录。楼钥使金之际刚过而立之年,尚未入仕,而年逾不惑的范成大已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淮燕行程中,前者观察多停留于事物表层,文笔尚显稚嫩;后者思虑恂达,观察深入腠理,文笔更胜一筹。《北行日录》和《揽辔录》承载着楼、范二人以生命体验为基础的个体记忆,保存了别样的历史镜像,珠联璧合,弥足珍贵。     

财政视角下的明代田赋折银征收——以《万历会计录》山西田赋资料为中心

16世纪,晚明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发生了以白银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变革,万历十年(1582)刊刻的《万历会计录》记录了这一变革的成果。其中田赋征收的起运存留和折银情况,为我们了解明代万历时期及之前的财政结构和演进,探讨财政视角下的田赋折银以及白银货币化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丰富资料。以山西为例,从《万历会计录》可以看出:万历六年山西全省的田赋白银货币化程度已经达到了32%,这与嘉靖之前山西田赋折银的偶发性、随意性相比,显然有了进步。田赋以外,山西对其他各种徭役、商税、杂税也征收银两。此后,随着万历清丈,一条鞭法的普遍推行,白银货币化遂进一步深入,国家财政体系处于转型之中。在全球化开端之时,山西这一趋势,与当时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一致的。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过程是漫长的、艰难的,也是不可阻挡的。     

门户之见、文化宰制对理学传播的负面影响——考察《四库全书》不收录清前期《近思录》注本的原因

清前期《近思录》代表性注本甚多,《四库全书》仅收入了茅星来《近思录集注》、江永《近思录集注》,而对于当时影响力甚至超越二者的施璜《发明》、张伯行《集解》等注本却未收录。从政治、学术、文化思想层面解析其背后的复杂因素,发现施、张二人注本的出现、广布,符合社会多层面需要;但“汉学专制”局面、汉宋门户之见,使得非汉学考据家的著述难以受到关注,清代的文化宰制对《四库》选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往往因人而废其言、弃其书。而茅、江二人注本被选入的主因,不仅关乎其本身呈现出的考据特色,而且得益于时代思潮相助与汉学家推重。《近思录》文献在清代的流布呈亚铃状的情形,与乾嘉时期政治、学术思想的转变、过分尊汉抑宋、君王文化摧残不无关系。     

由神到人:从云霄下凡来——从《昭和天皇独白录》一探二战时的昭和天皇心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十四年时光恐怕是昭和天皇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完成了由神到人的转变,这期间他究竟经历了怎样巨大的心理波动,才能最终发表《人间宣言》呢?1991年,由天皇口述,寺崎英成记录的《昭和天皇独白录》被公开,给我们探寻这些问题开了一扇小小的窗。本文拟就对《天皇独白录》进行解读,综合其他方面的材料加以佐证对比,从而一探昭和天皇在二战时的心理变化。     

云岚山上汪王墓

汪姓在徽州是一个大姓显姓,早在明代《新安名族志》、《新安大族志》就记载微州“十姓九汪”。由此蔓延全国,便出现了如胡适说的,在外地只要碰上姓汪的人,一打听大多是徽州人,或是源出于徽州。歙县有座云岚山,山上所葬者汪华,人称汪王、越国公、汪公大帝,都说徽州汪姓是他的后裔。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云岚山的汪王墓己具有超出了一般墓园的价值,从“两个效益”来考虑,它应是一处深深打上了徽州文化印记极富开发前途的旅游景点。     

许筠与《闲情录》

许筠《闲情录》一书第十六卷治农部分专门谈论农学问题 ,从谷物蔬菜到养牛、鸡、鱼、蚕 ,包罗万象。书中反映了农业经营观念 ,是朝鲜农业经营经济学的鼻祖     

黄宗羲与柳馨远改革思想之比较——以《明夷待访录》与《磻溪随录》为中心

作为同时期的儒家学者,清初的黄宗羲和朝鲜朝的柳馨远皆从先秦民本思想出发,以恢复三代之治为目标,针对本国时弊,提出某种程度的改革设想,分别体现在各自著作《明夷待访录》和《磻溪随录》中.对比两书的形成背景和改革理念,可以清楚地看到危乱之际东亚儒者秉承“存亡续绝”、“救世补弊”情怀寻求改革的普遍性以及儒学在异域发展过程中的增值和变迁.     

贾仲明增补《录鬼簿》挽词摭谈

明永乐年间，贾仲明为《录鬼簿》一书中的关汉卿等８２位作家增补了７８首《凌波仙》挽词。这些挽词内涵丰富，其中探讨了元杂剧繁荣的原因，表达了对杂剧艺术特征和规律的认识，评论了作家作品的特点及地位，因而具有独特的价值。     

明代《通鉴》学的成就及其特点

本文认为，明代通鉴学在宋元基础上继续发展，从其著作意旨和内容体例上可分为“续《通鉴》”和“订补《通鉴》”两类，此外亦有阐释义理和改编改作方面的著作。明代有关通鉴学的史书，无论从数量上、种类上，还是史学价值上，总体水平远胜元代，严衍的《通鉴补正》即是其中的杰作。明代通鉴学不仅成就突出，而且有自己的发展特点，大致以嘉靖为限，嘉靖以前发展迟滞，嘉靖以后著述剧增。而且研究意向也由维护正统和提倡纲常名教，重书法义例，而轻历史向考证发明，辨正是非的务实、健康的方向发展。     

《明夷待访录》对晚清湖南风气的影响

晚清湖南风气从"守旧闭化闻天下"到"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的扭转,除与王夫之《船山遗书》的影响密切相关外,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亦是导致其"风气厥开"的有力工具之一。从《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日记类钞》所录相关内容,可知时务学堂是以《明夷待访录》作为最主要的宣传工具。从《湘报》所存文章及广告,亦可知谭嗣同等主讲的南学会与《明夷待访录》的亲密关系。再加上以叶德辉等为代表的守旧者对维新派的批驳,无形中助长了《明夷待访录》在湖南的传播,并由此唤醒了一大批维新人士和革命斗士。     

朝鲜《吏文》和明代语言

韩国新近出版的《吏文》一书,是李朝与中国明 代朝廷之间往来文书的选编本。这些文 书大量使用了当时的口语,因而保存了许多明代真实的语言资料。这不仅为研究明代语言提 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可以由此判定《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成书年代,看出明代人对 宋元话本的整理加工情况。     

明代《楚辞》评点叙录(一)

明代是《楚辞》评点发展的重要时期,对于这一时期刊刻的《楚辞》评点诸本,目前学术界重视不够,极有必要对其存在形态、因变及源流进行考察和揭示。     

朝鲜人崔溥《漂海录》的语言学价值

《漂海录》是500多年前朝鲜人崔溥撰写的长篇中国见闻录。本文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其价值。日记中记录了大量口语色彩浓厚的对话,为研究当时的口语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地名中的儿化、外来语的读音等对汉语史的研究也有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