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

本文试图通过一种分析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中国城市基层社区中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以及这种微观基础与“社区共治”及社区“治理结构”之间的微妙联系,同时也提醒读者在深刻揭示这种微妙联系时必须把研究视角聚焦到具体行动空间的权力关系及协调机制。     

社区治理：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civil society”和“community”两个概念的具体内涵在中国学术话语中的变化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中国城市基层社区中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以及这种微观基础与“社区共治”和社区“治理结构”的微妙联系,同时也提醒读者,要深刻揭示这种微妙联系,就必须把研究视角聚焦到具体行动空间的权力关系及协调机制。     

新农村建设的视角：甘肃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主体研究

乡村旅游的发展实践表明：乡村旅游活动是由旅游者和提供旅游活动的社区之间的互动来完成的,缺少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是没有生命力的。基于此,本研究深入分析了甘肃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的可行性,并根据发展现状归纳出甘肃乡村旅游四大主要社区参与类型是城郊休憩型、新型城镇型、景区覆盖型、交通节点型,研究指出了各类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主体的角色定位和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指出农民是社区参与的真正主体,应该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增收、就地转移劳动力等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路径。     

乡村社会结构演进中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变迁

不同的乡村社会结构形成了不同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导致了不同的供给水平与效率.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以宗族组织为主要结合形式的社会,形成了公共产品的社区供给机制.人民公社时期社会结构单一,以政府为主导形成了与之相适应、低水平、但具有较高效率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改革开放后,由于新的乡村社会结构没有形成且不稳定,出现了乡村社会结构与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协调,此时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有所提高,但供给相对不足、效率较低.为此,必须重塑稳定的乡村社会结构,改变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以提高其供给效率与水平:培养乡村精英,建立社区精英领导下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培养乡村民间组织,促进社区多元化供给;壮大乡村社区集体经济,促进公共产品的集体供给体制的形成;限制政府权力,建立服务型有限政府.     

城市化对乡村社区地方感的影响分析——以北京三个乡村社区为例

本文通过选取受城市化影响程度不同的三个乡村社区,调查居民日常行为空间的变化过程以及对地方感的影响,发现地方感的差异不仅与空间重构导致的居民社区依附程度差异有关,同时还与社区"公共领域"有关。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化地方感的措施,以更好地发挥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促进乡村建设。     

微观公共领域与中国社区自治实践

微观公共领域与宏观公共领域的分野为公共领域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理论对现实更具解释力。微观公共领域通过强调参与主体互通信息,强调公共责任和有效治理,强调政治教育和培养政府官员、市民的公民道德、政治技巧与政治责任,来解决微观层面的政治争论,以此推动宏观公共领域的发展。微观公共领域的存在使得即使在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基层社区中,广泛的社会大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成为可能;通过微观公共领域的存在和发挥作用可以制定有利于社区发展的决策,并能为国家公权争取某种合法性,进而减少民众对于公共决策的不理解。强调微观公共领域的特征和功能对于指导我国的社区建设,乃至对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性探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福柯微观权力的时空特点及其控制与应用

福柯把微观权力与时间空间联系起来,形成了他的微观权力观.微观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是生产的场域,时间和空间成为微观权力的特点和运作前提.微观权力以社会成员的身体为载体,将时间融入微观权力中,使权力呈现出可累积性、可连续性的时间特点;将空间融入微观权力中,使权力呈现出封闭性、效用性的空间特点.在此基础上,微观权力实现了对时间的控制即对时间的分解-序列化-综合利用过程;实现了对空间的控制即对空间的分割-单元定位-等级排列-形成表格过程.而微观权力对时间空间实施有效控制的重要条件是全景敞视建筑的出现,全景敞视建筑不但浓缩了微观权力运作的时空场景,而且成为微观权力和时间空间情境结合的最好例证,使得微观权力的运作方式趋于完善,也使得微观权力可以更好的控制时空以达到规训社会成员的目标.     

近年来乡村空间研究回顾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回顾,依据不同学者对空间理论内涵的不同理解及由此形成的在乡村空间研究取向上的差异,把相关研究归纳为两种类型:一是乡村空间变迁的机制与逻辑的研究;二是多元视角下的乡村空间研究.这两种类型的研究涵盖了当前乡村空间研究的基本范畴和领域,可为认识和研究乡村空间治理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多元化视角.同时需要看到,现有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还存在无法从整体上构建乡村空间变迁逻辑的解释框架、对相关中层理论缺乏提炼等问题,这对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提出了要求.     

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衰败现象分析 ——基于Q自然村落的思考

在城镇化转型的背景下,乡村社会呈现出日益衰败景观。乡村衰败表现为乡村人口问题、村落内聚涣散、乡村建设规划缺失、乡村社会治理危机等四大乡村社会问题,其实质是农民各种权益的保障问题。乡村衰败并非城镇化转型的必然产物,而是城市中心主义下的系统性城乡隔离的社会治理制度的产物。把消除农民的社会歧视与保障农民各项权益作为振兴乡村社会的发力点,是实现传统乡村社会升级转型为城乡一体化的现代性乡村社会的关键。     

乡村社会的精神生产与交往：一种被忽略的分析——以《金翼》与《银翅》的学术范式为例

尽管乡村社会的变迁动力来源于物质生产与交往,但乡村社会的精神生产与交往却有自身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既可为乡村社会的稳定提供合法性解释,又可为乡村社会的变迁创造精神动力,因而分析乡村社会中的精神生产与交往具有重要意义。常人的精神生产与交往常常遭受社会力量与国家组织的殖民,尽管国家力量的赢弱,曾使乡村社会的精神生产与交往陷入混乱,但是国家力量倘若没给社会、个人在精神生产与交往方面留以足够的空间,乡村社会同样面临灾难。     

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农民及乡村社会

理解农民及乡村社会是认识中国社会的重要视角，西方学者在关于农民、乡村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以及乡村社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多种“旁观者”型的观点，这些至少可作我们自我认识的参照系。     

城镇社区和谐邻里关系的社会学分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建设和谐社区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邻里关系是社区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反映社区居民的精神面貌及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它从微观角度反映整个社区的管理和发展状况。城市空间住宅结构的转变、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初级群体衰落使传统邻里关系功能弱化,而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则是新型和谐邻里关系的重要社会功能。加强社区环境建设、文化建设,完善社区制度是构建新型和谐邻里关系的有效途径。     

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城市社区中的制度、组织与价值

社会资本和社区、社区治理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城市社区面临的很多问题都与社会资本的缺失或下降有关,集中体现在社区空间、社区组织和社区文化层面上的社区社会资本。因此,城市社区社会资本要培育作为制度空间的社区公民社会、作为组织资源的社区民间组织、作为价值机制的信任、规范、互惠等社区公民文化,发挥居民、社区各社会组织、政府行政组织以及社区文化价值的功能,从而实现社区治理的共治、善治和长治。     

社区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机遇

一、中国由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贯彻实施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中央和地方税收分开,各掌其权,名司其职,分工合作的各项方针政策。中央和政府逐步放开了对社会活动空间的垄断和控制,向强化国家宏观调控和弱化纵向微观领导的社会结构发展。这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讲求横向合作和促进民间社会财富的增长开辟了一块新天地。社区社会工作研究的视角正属于横向     

大力推进社区教育夯实和谐社会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目标的达成需集全社会之众、合各层面之力,离不开社会当中每一个微观个体活力的发挥、积极的参与.社区是社会的微观细胞,构建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着眼于社会公民个体,着力于社区这一单元组织,要通过整合社区教育资源,探索社区教育的新路,培养和造就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公民个体,进而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     

结构二重性视角下“村改居”社区乡村结构再生产——基于陕西省L社区的分析

“村改居”社区作为城乡一体化的衍生物,其治理有效对新型城镇化以及基层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结构二重性理论,以L社区为例,分析留存于“村改居”社区的乡村结构的约束性与能动性,具体阐述社区行动主体如何从认知障碍到认知调适后逐渐适应社区,并利用乡村结构不断推动社区资源再造与规则重塑,以及再造的社区新结构反作用于行动主体的全过程。实现“村改居”社区乡村结构再生产的关键在于发挥行动主体的能动性,发动关键群众、提供活动平台以及利用情面规则重塑文明生活秩序与情感治理规则。     

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城市社区中的制度、组织与价值

社会资本和社区、社区治理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城市社区面临的很多问题都与社会资本的缺失或下降有关,集中体现在社区空间、社区组织和社区文化层面上的社区社会资本。因此,城市社区社会资本要培育作为制度空间的社区公民社会、作为组织资源的社区民间组织、作为价值机制的信任、规范、互惠等社区公民文化,发挥居民、社区各社会组织、政府行政组织以及社区文化价值的功能,从而实现社区治理的共治、善治和长治。     

村域社会资本与农村老人的社区治理参与

基于对全国11个省份1137位农村老人的问卷调查,从村域社会网络、村域信任和村域规范3个维度考察了村域社会资本对农村老人社区治理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村域社会网络、村域信任和村域规范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的社区治理参与,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村域社会网络、村域信任和村域规范对农村老人社区治理参与的影响存在着性别、年龄和政治身份的群体差异,特别是村域社会资本的各个维度仅显著影响了非党员群体的社区治理参与,而对党员群体的影响不显著。研究进一步发现,村域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公平感提升和支持获得状况改善影响农村老人的社区治理参与。要发挥村域社会资本的作用,须打造社区参与平台及空间,为积累村域社会资本提供土壤;还须通过培育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促进村域社会资本的积累,延续村域社会资本的生命力。     

民族地区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的互动逻辑及路径选择——以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为例

民族地区自然生态和乡村变迁的特殊性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中把握二者的互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差异化的路径选择。本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为例,探讨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之间的三种互动逻辑:一是生态文明引领乡村振兴的方向并成为其核心内涵,需要依托乡村振兴的外在动力特别是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公共政策的导向性功能;二是生态文明界定乡村振兴的底线并提供动力支撑,需要依托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组织动力和文化动力)特别是农牧民的主体作用,发挥公共政策的规制性功能;三是从生态、生产、生活三个维度分析二者的内在互嵌机理,需要依托乡村振兴的内外聚合动力实现协同治理,通过对人与自然、市场、社会关系的协调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向新型农牧村社区演进的可持续目标。     

微观规制研究的新进展——读宝贡敏博士《乡镇企业微观规制研究》

微观规制研究的新进展———读宝贡敏博士《乡镇企业微观规制研究》黄祖辉杨柳勇黄祖辉，男，浙江农业大学副校长，教授；杨柳勇，浙江农业大学经贸学院副教授。（杭州３１００２９）规制是对特定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规范，微观规制是规制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经济行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