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概念探析

中国的发展已经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中国模式”的提出正是基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本文从“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中国模式”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中国模式”与其他发展模式的对比三个方面来理解“中国模式”的概念,最后总结出了把握“中国模式”需注意的三点。     

“中国模式”的借鉴意义

“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提出,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关注。“中国模式”不具有普适性,但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核心价值,证明了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的原理,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贡献。“中国模式”为人类发展道路提供了独立自主、勇于创新、尊重发展模式的多样性等有益的启示。     

理论思维的冲动:“中国模式”的哲学考量

从本体论看,“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但从认识论看,“中国模式”尚在建构之中.“实例的总和”表明我们只是认可而非认识了“中国模式”.学界应对“中国模式”多作形而上的探究,藉以实现由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必须对“中国模式”作思维着的考察,才能获得关于“中国模式”的确切的知.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虽说不是普世的,但也不是一个孤本,至少可以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方法论.     

“中国模式”的制度移植路径评析

中国3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此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国内外学术界一直热议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产生在于对中国出路的不断探索,对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的不断改革.“中国模式”的精髓,在于其是一个有条不紊、循序渐进的制度移植过程.归纳“中国模式”形成过程中,经济发展路径选择的内生性和制度创新的渐进性等制度移植特点,结合我国复杂国情环境,总结“中国模式”之所以成功的一些经验,指出制度移植过程中留下的一些问题,有助于寻找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三种运行模式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复兴三十多年来,形成了“平行”、“上升”与“下潜”三种模式,并相应地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历史图景;三种模式各有优长,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努力。但是,从某一个单一层面来说,“平行模式”不够全面,“上升模式”过于空泛,“下潜模式”力度欠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要取得长足进展,必须处理好三种模式之间的关系,以形成合力：从国外尽量多地、全面地借用已有的理论资源与学术成果;从本民族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实际出发,尽量将具有本质性的理论概念讨论清楚,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抽象与民族化的改造;最后,才能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拿出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报告,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相关重要问题进行全新论述。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合理结构是“一个顶端”与“两大基石”：“一个顶端”,即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建立,是中国学者的学术目标与学术使命之所在;“两大基石”,即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建立,是要以外国比较文学的理论资源为基石,同时也要以中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个案研究与细致分析为基础。因此,我们呼吁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要特别重视两大基石,即重视“平行模式”与“下潜模式”,特别是“下潜模式”。绝大多数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要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不应当是“上升模式”的,也不是“平行模式”的,而是“下潜模式”的。只有这样,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才能完整地建立起来,并形成国际影响。     

幻影折射下真实的“中国模式”

十八大提出了“中国模式”的内在优势及不足,在十八大精神的指导下,“中国模式”将更加完善并且清晰可见.破除某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幻影,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认真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经验,充分认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实践,则可给出一个科学的、清晰的“中国模式”的丰富内涵.     

名与源：关于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问题的重思

文章着重对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问题进行历时性考察和跨学科比较分析。中国自民国时期开始引入新闻传播学,这一外来学科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经历了“美国模式—苏联模式—美国模式—中国模式”的转换,在“文化输入”和“文化适应”中不断进行着新闻传播学中国化探索。改革开放后,学界经历了从借用国外传播学理论到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过程,期间出现了“到底有没有中国学派”“学科本土化是个伪命题”等争论。中国化、本土化的倡导者强调在实践中寻找真理,开启中国阐释,形成中国学派。文章最后结合社会科学的知识性质和知识构成两大症结性问题进一步分析,提出应通过提升知识创新能力来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模式”对马克思主文中国化的作用

“中国模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和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中国模式”内容要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模式”各要素的和谐运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模式”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性的强有力的证明。     

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之辨

在国内外学术界,学者们对“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四个概念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讨论,但是在孰优孰劣上争议较大。有的主张中国道路,有的主张中国模式,有的赞成中国经验。这种情况启示我们,应当知道,从本质上看,北京共识是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某种认知和态度,中国模式则是由中国经验构成的,中国道路又是由中国模式构成的,中国道路在不同发展时期会呈现为不同的中国模式,并且积累了不同的中国经验,从而形成具有时代性的发展理念和方式、方法,由此来讲,中国道路是一个“总体性”概念,统领了其他三个概念。因此,只有正确地理解这四个概念,理清其本质内涵和相互关系,才能合理地运用它们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也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内涵和真实精神,从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现代化视阈中的“中国模式”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模式”正对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紧紧依靠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方面形成的独特经验.从现代化这一视阈看,“中国模式”是一种后发现代化模式、一种新兴发展模式、一种文明模式、一种价值模式.     

公心、公道与公制：传统中国以“公”为核心价值的政治伦理模式探析

中国古代建构了以“公”为核心价值的理想类型的政治伦理模式。由“天之公”到“人之公”,“公”价值系统在中国传统君主政治中得以确立核心地位,并在具体的政治统治中形成以“公心”为执政的伦理动机,“公道”为执政行为的伦理准则,“公制”为政治统治的制度伦理。这个“公”本位的政治伦理模式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建设颇有借鉴之处。     

突破模式的模式——基于国际视角的“中国模式”探析

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使得西方学者开始探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强大动因。“中国模式”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成功的新的经验概括。它突破了原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征。对于“中国模式”，中国学者更倾向于中国经验或中国发展道路。中国经济的成功，也是“中国模式”的成功。它无疑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建设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研究述评

“中国模式”概念的兴起源于“北京共识”的提出。2004年5月7日,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伯·雷默在伦敦《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种发展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北京共识”的提出,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并从不同角度予以回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现代化实践范式的质转

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范式,实际上主要经历了“西化”、“苏联模式”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种范式转变.这三种实践范式既有时间上的先后性,又有交叉性,在具体的实施内容上也有不同程度的交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现代化实践范式是中国现代化在历经“西化”、苏联模式化等各种实践范式之后的必然转换.     

中国文化演进中的亲子传承模式转换研究

玛格丽特.米德的理论表明,西方文化演进中的亲子传承模式经历了由传统社会的“前喻式”,向当代社会的“后喻式”的转换。但由于中西社会的差异,中国传统社会的亲子传承模式尽管与西方社会都同样呈现为“前喻式”传承,但仍然表现为中国人身依附型的“前喻式”传承与西方人身独立型的“前喻式”传承的区别;中国当代社会的亲子传承模式则呈现为“互喻式”,而与西方当代社会的“后喻式”传承截然不同。     

中国模式:国际新闻话语选择的新视野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代中国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外交各方面都创造性地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体制,这一特色体制被国内外学者称之为“中国模式”.本文基于中国国际新闻话语困境的现状分析,认为从话语选择和话语质量入手,建立中国新闻话语自信,将“中国模式”定为中国国际新闻报道的重要选题;改变以往的话语风格,力求让“中国模式”故事好听、精彩,从而逐步实现提高中国在国际话语结构中的地位之目的.     

理解“中国模式”应坚持三个重要原则

对“中国模式”的理解与研究应该从多角度、多视角、宽视野进行,但是无论如何理解与研究,都应该始终坚持三个重要原则:方向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全面性原则.把握方向性原则,才能理解“中国模式”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方向的模式;把握动态性原则,才能理解“中国模式”是处于发展之中的逐步完善的模式;把握全面性原则,才能理解“中国模式”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综合性的发展模式.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讨与启示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讨集中在“轻重论”与“善因论”的论争中,并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体制。“轻重论”与“善因论”的长期互动、融合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综合辩证思维模式的特点,强调经济政策调控的同时还要注意相关的政治、伦理等问题,推动政府与市场互为支撑、相互协调,有力巩固了“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讨和思维模式的特点,不仅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超越,也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史传"模式到现代叙事——"文"、"史"观念的分离与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

“五四”时期中国小说的现代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描述为从“史传”模式到现代叙事的转型,这其实也就是一个“文”的观念独立的过程。“五四”时期,中国小说在审美对象、审美方式、时空观念等方面一系列的变化,都是通过与“史传”模式的分离表现出来的。     

从家国到人民共和国：“天下-中国”转型的历史逻辑

作为一个政治早熟的文明共同体,中国社会在数千年前就形成了特有的“天下”观和“天下大一统”理论。然而自启蒙运动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民主权”“民主共和”理念的传播,传统以“天子”为核心的君主国模式,因其无力维系国家的和平统一与社会的稳定发展,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在此后的百余年内,中国人对如何统一中国为“真正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艰难且曲折的探索。最终,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基于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模式,既落实和维护了中华文明“天下-中国”的传统,又符合了民主共和理念的基本要求,同时还丰富了现代民主共和国的多样性,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