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

一、网络与屡次分析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社会科学》(上海)1985年第3期发表的李桂海《试谈网络与层次分析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一文指出,采用网络与层次的分析方法,可以更深刻和清晰地揭示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联系。所谓网络,是一种纵的分析法,可以按事物的不同性质来区分,也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按地区、阶级或民族等加以划分,目前我们通常把历史现象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等几个大的网络,然后再加细分:层次的划分,则是一种横的分析法,它将某一个纵的问题,从横的方向分割成一定的层次,然后逐层分析它的特点和联系,从时间的发展方向上把握事物的发展和变化。目前,我们通常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层次,划分为生产力、生     

浅谈民族的发展变化问题

民族属于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一种共同体。斯大林就曾经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因此,它与其他社会现象一样,不是从来就有,不可能永恒存在,也有一个产生、变化、发展的过程,即     

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宣言

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100年了。100年来,中国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史学”的倡导,历史考证学派的重大成就,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及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构成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辉煌画卷。 《新史学》的发表,在20世纪最初的三四十年间,曾经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倡言“史界革命”,关注历史哲学,推重历史教育等思想,至今仍有可资参考的价值。但是, 《新史学》同历史上的许多事物的出现一样,也有其片面性。对此,我们都应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看待。本刊为纪念《新史学》发表100周年,约请史学界朋友撰写一组文章,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论藏戏的民族形式和风格特色(上)

斯大林说过:“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一个民族在世界文化共同宝库中所增添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第38页)别林斯基也曾经指出:没有民族特点的艺术就好象没有民族气质的人,好象一个幽灵,没有面孔的人。我们说藏戏艺术之所以特别值得宝贵,     

史语所与抗战史学研究

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作为现代学术的一个重镇,其学者向以“史料学派”而著称。在国家罹难、民族受侵的多事之秋,他们各以其长,用“心力救国”,从不同侧面、层面在学理上为民族的解放和复兴寻找深层的精神资源支持。于是,就有了“抗战史学”。本文即以《史语所集刊》(1931～1945)为线索,借以探讨史语所与抗战史学的关系、结构及功能。     

史学怎样寻找自己——重读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

有位史学家用“史学要寻找自己”这句话,来强调史学工作者应当多懂得一点史学的历史,这很深刻、很形象地说明了史学史对于历史学科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中国史学史研究者,我对此表示赞同和敬意。今重读全毓黻先生于三千年代撰写、四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一书,深感它在“史学寻找自己”方面的草创之功,不仅未因历年久远而被淡忘,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反使它的“草创”越发显示出自身的价值。这价值就在于,它向人们表明:史学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曾经有过怎样艰难而有意义的经历。     

《汉书》与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

以往曾经有过的因为要抬高《史记》地位而贬低《汉书》的做法,对于《汉书》这部名著是极不公正的.从“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这一标准来探讨,正好能为进一步公正评价《汉书》的历史地位提供有力的证据.《汉书》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两项:一是在记载内容上,以进步史识为指导,肯定汉朝代秦而起是历史的进步,强调造成秦汉之势的历史变局是时势所决定的,赞扬汉朝废除藩国、加强国家统一力量等功业;二是在历史编纂上贯彻“实录”精神,突出地记载民族间和好的历史事件,反映出主“忠信”、重“礼义”是中华文化传统对待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意识.     

中国和欧洲古代史学比较试析

一 欧洲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424年),他写的《历史》一书,主要记载了公元前491年至449年的希腊、波斯战争。他在卷首说明了他的写作动机:“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采,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另一位略晚于希罗多德的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395年),也在其《伯罗奔尼撤战争史》中说,他“相信这次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黎澍在《历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五期发表文章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被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以往究竟有哪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曾经这样说过呢?没有。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这样说过。这是尤金首创的学说。     

读《明朝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

在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领域里,胡钟达先生的近著《明朝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五期),是一篇引人注目的佳作.明朝与北元—蒙古的关系,作为十四世纪中至十七世纪中二百余年间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曾经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解放后,尤其是近年来,历史上的蒙汉关系,包括明代蒙汉关系的研究,已经引起史学界的重视,论著屡有所见,在不同的广度和深度上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然而,北元—蒙古算不算当时中国的一个政权,明朝与北元—蒙古的关系是不是当时中国内部两个并列政权的关系,这样的核心问题,论述者并不多.     

王夫之的史学本体理论

王夫之(1619——1692)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历史评论家,他在进行历史评论的过程中,也对史学的本体理论作出过许多论述,并自有一定的体系。《读通鉴论》中的《叙论》四篇俨然堪称古代精湛的史学理论名篇。然而,学术界对王夫之史学的研究,大多只注意了他的历史评论,而忽略了他的史学本体理论。     

韩国磐教授与史学

一韩国磐教授是当代历史学家,1919年农历12月,出生于江苏省如皋县的一个(该地现属海安县)贫农家庭,靠学田资助,在家乡读完小学和中学。后考入江苏学院,又转学考进厦门大学历史系,1945年毕业。自1946年秋起到现在,均在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现并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建国以来,韩教授曾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1957一1966年)。在厦门大学曾兼任马列主义教学小组组长、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委、《学术论坛》编辑组长、校务委员、学术委员等,并担任过厦门市教育工会副主席、福建省第四届政协常委、第五届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     

略谈蒙古民族对元代历史的重大贡献

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文化是由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中国“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论十大关系》)。蒙古民族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同时,对缔造我们伟大的祖国,作出过卓越的贡献。 蒙古,《旧唐书》作蒙兀,《新唐书》作蒙瓦。起初居住在我国东北额尔古纳河流域,     

重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

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界,特别是历史科学理论界,有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识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曾经具体论述过的一种生产方式,现已收编在中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中。按照马克思的研究,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是:1.土地是公有的或国有的;2.生产者     

史学研究与社会需求

历史科学具有多种社会功能,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它是全部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基石。经典作家曾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恩全集》第3卷20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对自己所从事的活动领域具有敏锐的历史感知能力与深刻的历史理解能     

历史艺术论——姜蕴刚史学思想评述

历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争,是近年史学界的一个热点。近代史家中,已有不少学者的论述涉及历史学的艺术性问题,其中,姜蕴刚的“历史艺术论,”是最为详备深入的。     

论希罗多德史学研究中的民族平等观

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具有“世界眼光”,胸襟开阔,从民族的观点出发,对各民族不分大小、强弱都一视同仁、把人类看成是统一的整体,即使是野蛮民族,在他的《历史》一书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各位代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大会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已经发给各位代表。我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作一些说明。二十年前,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曾经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一九五四年宪法,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用根本大法的形式,总结了历史经验,巩固了我国人民的胜利成果,为全国人民规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前     

众手浇灌 姹紫嫣红——十年来《宁夏社会科学》回族问题研究述评

回回是一个人口数居我国56个民族第4位、分布范围极广、并具有优秀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自40年代初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民族研究会编写出版了《回回民族问题》一书起,回族问题研究就被视作推动回回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手段之一。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后,人们对研究回族问题的迫切感与使命惑,由于十年动乱的磨砺进而得到激励与升华。新中国成立后,曾涌现出以白寿彝为代表的一批回族研究学者,发表或出版过《回民起义》(白寿彝,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白寿彝、丁毅民、韩道仁,民族出版社1957年)等一批重要论著,但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形成专门发表回族研究论著的固定学术苑圃。因此,当1982年秋以研究回族问题为重点之一的《宁夏社会科学》问世后,     

史学研究新趋势高层论坛

2011年9月3日,浙江大学历史系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编辑部在杭州联合主办了史学研究新趋势高层论坛。参加此次论坛的有《历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中国史研究》、《学术月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献》、《文史》、《安徽史学》、《民国档案》等国内十余家重要历史学学术期刊的主编和编辑,以及浙江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代表。各位主编、编辑针对历史学新近划分成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