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北五十年 文化大繁荣

海北民族歌舞团作为海北州惟一的专业文艺团体,自1964年成立以来创作了300多个艺术作品,涉及歌剧、舞剧、话剧、曲艺、民歌等各类剧种。在省级以上的文艺比赛中,有35个节目146人次获奖。回族“花儿”歌手马金山在1985年     

花儿唱兰州——为庆祝建国60周年而作

好花儿唱红了兰州城,唱出了,大西北开发的激情; 扯开了嗓门放开了声,唱不尽,好花儿发展的前景。 这是花儿王朱仲禄先生十年前来兰州参加一次花儿大型演唱会时,深情唱给兰州人民的一首花儿,他唱出了对兰州人民的深厚感情,也唱出了兰州在花儿传播中的重要地位,更唱出了兰州人唱花儿的热情劲儿。     

论赵宗福先生对花儿学研究的贡献

评价一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应将其置于学术史的背景下考察,从学术发展史角度,论其得失.纵观花儿学的研究史和接受史,赵宗福先生对花儿学的研究贡献甚大,促进了花儿学的繁荣和学科体系的成熟.赵先生对花儿学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五:1.提升了花儿学研究的高度,确立了花儿学研究的体例;2.确定了花儿起源的时代及传唱的民族；3.拓宽了花儿研究的领域,构建了花儿学的学科体系；4.丰富了花儿学研究的史料；5.指出了学界抢救和保护花儿的使命.     

也谈藏族文化对花儿的影响

“花儿”,是对流行于西北地区的一类汉语民歌的统称。由于民族的融合和民族间交往的不断发展,藏族文化对花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柯先生在他的《论藏族文化对花儿的影响》一文(详见《中国藏学》1997年第3期)中,从花儿的产生、音调、语法结构、词汇、比兴手法等方面论述了藏族文化对花儿产生的影响,同时也涉及了花儿的流行地区和民族等。然而拜读全文,觉得有些不尽人意之处,现述拙见,恳请指正。     

“非遗”保护下花儿表演的实践调研——以第三届大通老爷山花儿会为例

花儿会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俗文化事项,它引起的社会群体联动效应日益彰显,尤其在当下"非遗"保护的大旗下,花儿会的作用为社会广泛关注,但是,花儿会生态的急剧变化已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事实。本文以2012年6月青海大通举办的第三届老爷山花儿会为例,从政府作为、花儿生态的篡改、歌手和听众的关系、花儿群体的萎缩等方面,论述了"非遗"保护下花儿表演在当下的存活现状以及保护措施。     

论苏平“花儿”演唱的艺术特征

<正>1942年,青海省化隆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出生了一个"皇后",天生就有一副"蓝宝石"般的好嗓子——她就是"花儿皇后"苏平。幼年时,她就在"花儿"优美的旋律中接受民间音乐的熏陶。苏平说:"花儿是我的灵魂。花儿会是传统的,是去祭祀、祭庙,求神拜佛的聚会。回汉人家一堆堆、一片片在花儿堆里唱花儿,撒拉人漫少年,藏族人唱拉伊。我经常到青海沟里、洼里,再小的舞台都去。我热爱花儿演     

新疆回族“花儿王”韩生元及其“花儿”

新疆花儿是中国花儿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韩生元(1921—2012),享年90岁,回族,歌唱并创作花儿80多年,生前被誉为"新疆回族花儿王",为新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疆花儿)代表性传承人。祖籍为青海,生长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花儿,为新疆花儿歌种的形成及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     

西北花儿的文化形态与文化传承——以青海花儿为例

花儿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有其独特的地理生态、民族历史和民俗文化等传承语境,正是在如此传承语境下,形成了花儿的文化形态,如独特的基本类型、歌词格律、曲式结构和思想内容.花儿在明代生成之后,就是以这样的文化形态不断传承,而且基本上在民间以口头形式传承发展.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尊重民间文化以及文化教育普及、现代媒体变化等新语境中,花儿的传承出现了书面传承形式,著名花儿歌手纷纷登上精英文化平台,出现次生态花儿,花儿传播空间日趋广阔且多样化.因此,即使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现代化的未来,花儿这种民间文化仍然将传承繁荣下去.     

基于问题意识的"花儿"语言研究

梳理花儿语言研究的成果发现,多数花儿采录者和研究者不谙方言,往往把一些字写错、音注错、义释错,有碍于对花儿思想内容的理解,有损对花儿情趣的体味。部分学者分析花儿押韵及格律时,存在术语不专业或不严谨;研究不充分却妄下断语;不熟悉方言,分析错误或举例不当;用汉语拼音标识,不利于花儿传播等现象。此外,学者对风搅雪花儿和花儿语言民俗等问题的研究仍嫌不够。花儿语言研究依旧任重道远。     

花儿花儿

花儿花儿文／屈文摄影／胡宪国赵文广张学会“花儿”悠扬、牵心动肠的旋律千百年来成为中国西北汉族、回族、裕固族、保安族、撒拉族、东乡族、土族、藏族等各族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不仅如此，“花儿”还跨越国界，流行于吉尔吉斯斯坦——“花儿”文化跨时空谈花儿...     

基于出门人与守望者视角下的“花儿”艺术论

文认为"花儿"是一种源自出门人与守望之歌,这一特殊的艺术根源决定了"花儿"的主题、基调、风格和其历史与未来走向。这是理解"花儿"艺术的关键和钥匙。     

民歌花儿的民间指涉和文本使用

民歌花儿是一种口头演唱艺术,其文本从口头向书面转化的过程中,经过了文人学者搜集、整理、改编、创制、出版等一系列的工序,这样写成的书面文本与花儿存活的真实图景之间的距离不断的拉大。本文采用回溯的方法,对历年形成的花儿书面文本进行追寻,旨在揭示花儿演唱的民间性及文本使用中呈现出来的特殊性。     

中亚回族与口传民歌"花儿"——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回族民俗文化考察

东干族是指19世纪移居到中亚地区的中国西北陕甘宁回民及其后裔,亦称中亚回族。他们在130年前远离祖国之时,将西北地区的"花儿"民歌也带到了中亚地区。在苏联集体农庄时代,"花儿"民歌曾盛行于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回族聚居农庄,其知名歌手至今健在。苏联时期的东干语文献中也收录有"花儿"民歌。中亚回族传承了中国西北回族唱"花儿"民歌的民俗文化。在海外回族中流传的"花儿"民歌资料,是中国"花儿"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应加以研究、抢救和保护。     

“花儿”小议

“花儿”又称“少年”,是流传在宁夏、甘肃、青海三省(区)广大地区的一种民歌形式,深受人民喜爱。这些地区的群众,不但经常在田野里用高亢、清脆、嘹亮的歌喉漫唱“花儿”,而且在每年端阳节前后,夏收大忙之前,还有召开大大小小的“花儿”演唱会的习惯。这种民间“花儿”会,小的人数一般在四、五千左右,大的竟达数万之多。例如,甘肃莲花山、青海瞿昙寺“花儿”盛会,多达四、五万人以上。由于“花儿”流传的地区不同,因而语言风格、音乐曲调和演唱形式也逐渐形成了若干不同     

牙含章花儿著述校稿——花儿再序

牙含章先生是研究中国传统民歌花儿的先驱，是临夏籍知识分子中研究花儿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研究花儿的人。牙含章先生对花儿的研究著述是上世纪30年代初完成的。其中包括1篇花儿理论研究文章《花儿再序》，100多首搜集整理的花儿唱词，及1封《关于花儿地名注释的信》。其中《花儿再序》文章及100多首花儿唱词是他在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二年，即1932年到1933年写成的，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月寄给当时编辑《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的张亚雄先生。《花儿集》一文连载于当年十一月《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署名冀达斋主。《关于花儿地名注释的信》是他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看到当年九月十八日《甘肃民国日报》登载的一首花儿的注释错误后写给张亚雄先生的，随后由张亚雄先生刊登在当年十一月七日的《甘肃民国日报》上。牙含章先生以上著述后经张亚雄先生修改，收入其编著的《花儿集》中，这本书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一月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花儿集》的出版，使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得以保存下来；同时也由于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散漫于这本书中，使人难以了解其原貌。牙含章先生是一个终身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忠实的共产党员。他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家，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问题理论家、宗教学家和藏学家。花儿研究则是他早期的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展现和了解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不仅对研究他的人生轨迹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大有裨益于人们了解花儿整理研究工作的早期历史。这是编校者竭力复原牙含章先生花儿著述的根本动机。编校者在翻阅相关资料、调查相关人士的基础上，根据张亚雄先生在初版《花儿集》89—90页、148页、150页、151页、178页上的内容提示，及牙含章先生在自己保存的初版《花儿集》扉页、第89页、90页、113页、120页、148页、151页、178页、181页、199页上的批注及标示，对牙含章先生的原著进行了校勘复原。对《花儿再序》一文，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有数处提示，牙含章先生也有明确批注；《关于花儿地名注释的信》，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原文录入，这两部分内容很清楚，校勘原稿时容易确定。关于牙含章先生寄给张亚雄先生的100多首花儿，按照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点明的：“冀达斋主所录花儿，略以杨家将、三国、清朝、十二月、五更、野花儿分别次第”的提示进行复原。其中杨家将、三国、清朝、十二月、五更5部分，有72首，加牙含章先生标示的“杏花二月天”10首，合计82首。这部分是清楚的。就是《野花儿》部分，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只是点了题目，没有指示具体内容。只能推测复原。根据牙含章先生“河州花儿多为男女对唱”的主张，以及《花儿集》下编花儿选中的“雄花和雌花”下“所录各首虽非对唱，但分写起来，可见风格”的括注，这部分男唱的14首、女唱的5首共19首，似为牙含章先生所搜集整理。另外，描写牙含章先生故乡和政太子山及河州一带的花儿18首疑为牙含章先生提供。这两部分合计37首。如此，明确的82首加上推测的37首。总数119首，约合张亚雄先生“冀达斋主白拉卜楞军次寄来河州花儿一百余首”之数。以上考证，详见拙文《牙含章对花儿的研究》一文（载于《甘肃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现将牙含章先生关于花儿整理研究方面的三部分著述的校勘稿发表于后。由于查阅有关史料的困难，复原稿一定存在误差。敬请方家教正。     

论甘肃“花儿”的演唱特征

在中国西北卓越多姿的民间音乐里,有一种音乐形态以它热情高亢的旋律、耐人寻味的曲词、变化多端的演唱方法而历久弥新,它就是被称作西北之魂的地域歌种——"花儿"。在历史车轮的前行中,"花儿"的发展也因地域文化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流派。本文从甘肃"花儿"入手,了解"花儿"的起源和发展,从艺术的角度去分析"花儿"这一经久不衰的民间山歌是如何从山村田野步入学术大雅之堂的。     

青海四大花儿庙会的调查报告

青海花儿庙会作为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活动,集神圣的庙会信仰活动和极具狂欢性质的歌节为一体,并有着悠久的传承历史和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从当前的存活现状来看,花儿庙会在流布、传承、展演等方面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花儿庙会活动,体现着参与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样态.所以,本文选取青海境内能够集中体现花儿庙会特征的四大花儿庙会,运用人类学的视角,通过时空选择、花儿演唱、信仰行为、商贸活动等方面的描述,透视民众在选择、创造、享用、传承这一文化体系的过程中凸现出来的民俗特征.     

浅论花儿会的变异

商业性活动的参与使传统花儿会在现代社会中发生了变异。本文以花儿的良性发展为出发点 ,从本质上阐述花儿会在市场冲击下不可动摇的民间性     

回回音乐:历史长河成就的优美旋律

伊斯兰音乐:回回音乐的母体基因谈到回族音乐,人们不免会联想到那回荡在连绵群山中的“花儿”。那么,“花儿”究竟是回族所独有的呢,还是汉、回、东乡、撒拉、土等多民族共有的?是仅宁夏山区才有“花儿”呢,还是西北甘、青、宁、新诸省区都有“花儿”?回族除与其他民族共同占有“花儿”外,有没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花儿”?除“花儿”外,伊斯兰音乐对回族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有何影响?回族的分布特点是“大分散,小集中”,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其他少数民族—样,回族音乐文化也是我国灿烂辉煌的民族音乐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回族音乐的流传与回族在…     

试论安多藏语与河湟花儿的内在联系

早在本世纪40年代，花儿研究的先驱者张亚雄先生已注意到“所谓‘花儿’者实际上等于汉语的蒙藏歌，是接近蒙藏的部落所开创，仿蒙蔽的音节，制汉语山歌①。”（引文中的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下同）他从曲调旋律的风格以及歌词音节的角度指出花儿受了藏族民歌的影响。近20年来，花儿研究者们也已注意到诸如花儿的句式结构等“或许也同藏族民歌有什么渊源关系吧②？”“比如，藏族、回族的音乐和语言对花儿的影响恐怕是不能否认的③”问题。但是，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他们尚未深入研究这“渊源关系”以及花儿受藏族民歌、语言的影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