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教会·乡村·医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

1927-1937年,基督教在世俗和宗教因素的影响下,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形式不同的乡村卫生建设.这些乡村卫生建设从总体上可以区分为两种模式,即单一的医疗模式与综合模式的乡村卫生建设.各教会组织所进行的乡村卫生建设分布10余个省份,在西医传播与乡村改造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受制于客观环境以及教会自身在经济与人才等方面的束缚,这些乡村卫生建设只能影响有限的区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乡村社会.这不仅是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的困境,而且是当时整个中国乡村卫生建设所面临困境的反映.     

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与新农村建设的再组织化

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不同历史场景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历史形态,并对乡村社会发展产生着截然不同的社会效应.深入分析社会转型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趋势及其社会动因,有利于理解、归纳乡村权力结构演变的特性.乡村权力结构的现代重塑已成为新时期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化不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成为实现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的根本保证.     

民国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乡村建设思路及其启示

民国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了挽救乡村危机,提出了不同的乡村建设思路,并付诸实践.中华职业教育社认为适合中国实际的乡村建设思路起码应具备两点:以政权的力量推动农村经济复兴;农村建设的机构、事业必须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遵循精简、效率的原则.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借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乡村建设思路,坚持政府主导,量力而行,走科学发展之路.     

当代中国乡村互动关系的演变

纵观当代中国的乡村关系及其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乡村关系回应了不同的具体问题.建国之后的前30年中,通过人民公社体制,乡村之间以行政指令关系为主,这符合当时的国情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体制瓦解,基层政权只能通过乡村之间的利益共谋关系来进行税费征收.取消农业税后,在可支配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为了完成工作任务,乡村之间只好维系着情感协作关系.国家面临的具体境遇不同,乡村互动的表现形态则有不同.     

新农村建设中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

集体林权改革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当前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关系是目前农村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我们应当从林改后的乡村治理入手,着重从村财收入、社区组织资源、村庄社会关系和村庄稳定四个方面来考察乡村治理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不同区域的多元乡村治理模式,以期对当前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促进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的探讨

乡村振兴战略(以下简称"战略")的全面落实,为我国乡村建设指明了方向.在乡村振兴中,应强调传承、创新优秀乡村文化的重要性,致力于建设宜居且生态环境美丽的乡村.而乡村文化振兴在"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当前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境,直接影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基于此,本文将乡村文化建设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重...     

晏阳初乡村建设思想述论

晏阳初是"乡村建设派"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和实践家.在乡村建设派众多的"乡建"主张中,晏氏的乡村建设思想最具系统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内容主要包括(一)乡村建设的使命:"民族再造";(二)乡村建设的着力点: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三)乡村建设的方式:学校、社会和家庭;(四)乡村建设的步骤:调查、实验和推广;(五)乡村建设关键:农民化等五个方面.晏氏的乡村建设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并对"新农村"建设有着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西部地区乡村道路建设问题探讨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村道路问题关系到农村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应把西部地区的乡村道路建设列入各级财政预算,通过城市反哺乡村,东部地区反哺西部地区,多管齐下投资西部地区乡村道路建设.     

民国安徽的乡村建设

乡村建设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重要政治活动.这项运动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尝试,由于情况的差异,各地乡村建设或多或少地带有自己的特色.安徽也是民国乡村建设的重要地区,以往的研究并未重视.安徽的乡村建设在和县、巢县、芜湖等地均有活动内容,其特点是依托学校、一定程度的官方支持,工作重点和方法因地而异.     

乡村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论纲

当代中国乡村知识分子具有文化的兼容性、知识的实用性、政治的先导性和道德的示范性等特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乡村知识分子的科技支撑、政治参与、智力支持、道义推动和知识引领.要发挥乡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就要深化对乡村知识分子的认识、增加乡村知识分子的数量、提高乡村知识分子的水平、调整乡村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改善乡村知识分子的待遇.     

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之社会、文化因素探源

从社会、文化方面探讨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背景是一种新的视角.国民革命中农民运动促使乡村建设者开始重视农民组织和农民自觉性的问题,这是引发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最重要社会因素;中国传统的乡村情结和西方实用主义理念是影响乡村建设思想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实用主义理念对乡村建设思想的勃兴起了催化作用,并且为乡村建设实践引入了具有现代化性质的科学指导方法;始终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乡村情结",让人们试图从乡村中找到民族复兴的契机和起点,这种思路有利于创造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现代化改造道路.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社会、文化因素探源可以对当代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中亚地缘政治态势发展与中国新疆安全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缘政治地位陡然上升,世界主要政治势力在中亚地区展开了新的角逐。文章通过对中亚地区地缘要素的分析,阐明中亚地区独特的地缘要素造就了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和作用,并具体分析了主要政治势力在中亚的较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政治势力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分歧矛盾之所在,从而进一步把握相关政治势力的分化与组合情况。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机制与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有近五亿乡村人口,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当前,我国实现了全面小康,乡村的物质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要实现乡村更高水平发展,不仅要推动乡村在经济上的振兴,也要以文化产业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文化产业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动力和支撑,我们应以文化产业发展为手段、以重点领域为突破、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推进乡村文化建设,使文化产业激发乡村动力、释放乡村活力、挖掘乡村潜力,使文化产业持续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农村文化建设的内涵和视域

当下农村文化建设的目的是建设一种包涵价值观、文化认知、交往方式、乡村精神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在内的新的乡村文化形态和新的乡村文化.所以,它不仅是民族的、地域的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话与互融,是乡土文化内涵的重构与创新,而且也是"人的建设"和乡村文化生态的建设,是乡村精神与乡村文化价值观的重构和创新.     

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

解决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建国以来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不同时期,主要经历了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治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乡村治理及村民自治时期的乡村治理。不同乡村治理方式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与效率产生了不同影响,而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单中心体制,法律在政府间责权分配的规定上模糊不清,投资不足和融资渠道不明等。韩国、美国及欧洲等国家的乡村治理与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验将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带来有益的启示。     

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启示

20世纪20-30年代,以梁漱溟为主的乡村建设派在山东邹平进行乡村建设实验运动的过程中,以恢复中国传统道德为主要内容,以道德建设为重点进行乡村建设,对乡村建设运动产生了双重影响,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一定的启迪.     

民国时期三大乡村建设模式:比较与借鉴

晏阳初创造的“平民教育——乡村科学化”模式、梁漱溟创造的“文化复兴——乡村学校化”模式和卢作孚创造的“实业民生——乡村现代化”模式,为民国时期的三大乡村建设模式。三位先生的生平及文化思想背景不同,其有关乡村建设的使命、步骤、内容及动力的基本理论和主张也各具特色。但他们的乡村建设思想都为解决当代中国“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乡、村组织变革与创新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切实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和条件,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谐与繁荣是当前的工作重心。而长期以来,乡村组织在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环节上作用不明显,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一度成为乡村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因此,后税费时期发挥乡村组织在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成为今后乡村发展的根本任务。本文从乡村公共产品的角度,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分析了乡村组织在不同时期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认为须打破传统上我国乡村组织在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监督失衡等方面的弊端,重视乡村组织特别是民间组织的建设,通过构建对乡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够有效制衡的乡村组织,促进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创新。     

数字乡村战略下农民数字化素养的价值内涵与提升路径

建设数字国家已成为全球共识,推进数字乡村战略已成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农民的数字素养水平直接关系到数字乡村建设的底色和数字中国建设的成效.通过全面分析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困境和农民数字素养普遍偏低的深层原因,深入阐释农民数字素养的价值内涵、生成逻辑和内在要求,进而提出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的综合性实践路径,依托数字信息技术搭建乡村治理数字化智慧平台,持续双向赋能以加速乡村经济文化产业迭代升级,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