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泰勒的多元文化主义及其现代价值

查尔斯·泰勒针对自由主义的缺陷,以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多样性和城邦共同体学说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分析为理论基础,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在区别普遍主义政治和差异政治的基础上,力图克服文化中心主义,构建起以承认和宽容为核心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现代政治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自我认同、承认政治与政治认同——查尔斯·泰勒的政治认同理论新探

如何包容文化差异,寻求共同价值,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是所有多民族国家在推进政治认同时必须面对的问题。查尔斯·泰勒立足于加拿大的政治实践,敏感于认同与承认的关系,剖析了平等承认的政治的两条进路及其政治认同危机,进而在完整刻画自我认同的基础上,回答了"国家是为了什么/为了谁"的问题,确立了他独特的政治认同理论:一方面,国家被视为一种集体能动性,其成员把它认同为自由得以辩护和实现、共同的文化认同及共同善得以表达的地方;另一方面,与之相应,成员既达成自由共识(国家容许"第一层次的多样性"),又以多元的归属方式获得政治身份(国家容许"第二层次或深度的多样性")——或直接作为个人权利的载体或作为民族共同体的成员而成为加拿大人。泰勒的政治认同理论为我国广泛凝聚共识,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提供了有益借鉴。     

社群主义自我观的理论结构及其现实关照

情境式自我构成社群主义自我观得以展开的理论前提,成员资格是联结个体自我与社群的纽带,个体美德是自我归属社群所必经的德性修炼,社群构成自我的天然价值归属,而共同善则是社群主义自我所欲的理想境界,这些构成了社群主义自我观独特而系统化的理论结构.个体自我在经过现代性的洗礼之后急需向社群复归,以寻找生存的厚重感和使命感.     

社群主义视域内的共和主义民主的复兴——基于查尔斯·泰勒的共和主义论题的分析

自由主义民主因其导致社会成员的原子化与政治共同体的分裂这一现代民主政治危机而面临社群主义的严厉批评.在社群主义视域内,民主政治根基于政治共同体的建构及其成员的具有强势内聚力的政治认同,根基于与政治自由相结合的爱国主义认同.惟有如此,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才能够得以取得并延续.因而,针对自由主义所导致的现代民主政治困境,社群主义主张复兴关注公民自治、视参与自治为共同善的共和主义民主.主张在公民参与自治的过程中逐步培育和提高共和主义所需的公民美德.     

道德空间的拆除与重建——鲍曼后现代道德社会学思想探析

鲍曼是继迪尔凯姆之后道德社会学研究的一位里程碑式人物,道德空间是其后现代道德社会学理论的重要范畴。一方面他看到了现代社会道德空间被拆除的事实,原于人为建造的认知、美学和道德三个空间的矛盾与冲突、理性化模式使得人类的道德本性让位于遵守规则、知识分子由立法者变为阐释者致使道德权威旁落,由此造成了伦理时代走向终结;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返魅"带来了重新面对人类道德能力的机会,对他者负责、走向无伦理的道德自治才是重建后现代道德空间的基础。     

人性善恶的情感脉络——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兴起与道德之善的科学化

在“人性科学”的范式下,十八世纪的英国启蒙思想家逐渐发展出一种仅仅基于人类官能的情感主义伦理学。这一伦理学理论不仅不依赖于超自然的外在预设,而且还隐含着一条伦理理论科学化的内在脉络：起于从“性恶”到“性善”的人性论视角转换,发轫于“科学心灵哲学”和“实践伦理主张”两大基石,完成于以“同情机制”为核心的道德剖析。由此,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家把道德之善从“彼岸世界的救赎”拉回到“此岸世界的公共生活”中。对此有关人性善恶的情感主义启蒙逻辑进行梳理,不仅有助于理解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在整个道德哲学史中的独特地位,还可为理解现代道德观念体系提供一个重要切口。     

基于道德法则的善——康德在道德哲学中的革命

大多数哲学家认为,道德探讨必须首先从善的定义出发。而康德却另辟蹊径地指出,善作为意志与行为的关联,如果它的确立是先于道德法则的,并且它决定我们的欲求能力,那么它只能是一个经验的、偶然的概念,根本无法承担起道德评价所需要的确定性,也不可能支撑起需要确定规范性的道德哲学体系。相反,道德法则因为具有先天确定形式而成为普遍的评价标准,因而能够支撑起有规范意义的道德理论。所以,道德探讨的起点首先是寻求普遍的道德法则并进而通过道德法则确定作为意志对象的善。然而,对于道德生活而言,基于确定性的道德原则和基于欲求能力的幸福同是我们生活意义之所在,只考虑其中之一是有失偏颇的。     

作为道德方案的城市空间生态

在城市空间的规划和配置过程中,国家应将城市化本身建成一种道德方案,作为道德方案的城市空间生态,意味着城市化过程必须从所有城市居民和国家整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高度来考虑对城市空间的开发和利用,维护城市空间的生态平衡和城市空间消费过程中的生态道德,使城市主客体之间达成空间的一致与和谐,使之合乎城市整体利益的分配和协调。     

权利优先还是公共善优先--流行病伦理的社群主义视角

流行病危机导致流行病伦理的产生。目前的医学伦理无法解决流行病中的伦理问题,因为流行病伦理与医学伦理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流行病防控中伦理问题的核心是个人权利与公共健康这种公共善之间的冲突。流行病防控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健康,而社群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善,公共健康是一种公共善,因此,社群主义能够为解决流行病伦理中的个人权利与公共善之间的冲突提供理论资源。     

大众传播的道德性解读

大众传播活动不仅仅是单纯的信息传播活动,它还具有“至善”的道德价值追求。大众传播活动作为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互动行为,既是传播道德的活动,又是道德的传播活动;既对社会整体的道德建设和个体道德品质培养发挥作用,又受到社会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个体的影响和制约。实现大众传播的道德性离不开科学的社会道德体系和优良的制度保障,同时更是所有参与大众传播活动的道德个体的共同责任。     

道德信仰化与信仰对道德的本体论价值

对道德现象的研究只有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寻求道德的终极根源和精神依托,从根本上恢复道德的权威,才能发挥道德维持人类整体生命的作用。本文认为,道德的本质属性在于其实然性背后的应然性,道德应然性通过对人类文化背景中的总体精神———信仰的依赖并通过扩展信仰的形上神圣性实现对实然性道德的支配,这个过程意味着信仰在实质上构成了整个道德的精神本体,信仰既内契于精神生活,统摄精神生活,又通过它的本体功能体现出它对道德的价值     

冷战时期的国际道德论战——道德犬儒主义与非道德至善主义

冷战时期的道德论战主要发生在现实主义学派内部.沃尔弗斯和霍夫曼等以非道德至善主义挑战摩根索的道德犬儒主义,他们虽然指出了摩根索强权学说中存在的许多缺陷,并给予了严肃的批判,但却未能从根本上揭示出摩根索强权思想的反动性及其危险性.     

道德自我：青少年道德人格发展的核心

从青少年道德人格发展的过程和结构看,道德人格教育实践应改变绕开道德自我的现状。道德自我是青少年道德人格发展的核心,它是青少年道德人格发展诸要素的整合力量,也是青少年道德人格同一化发展的关键。     

以道德摄存在——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之证立

道德的形而上学之创构是牟宗三重建传统儒学之具体理论型态的展示,本质上,这一形上学体系是在康德哲学架构的理论背景下、以天台圆教思想为参照,通过以道德摄存在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同时,其亦可被视为在存在与价值二分的现代思想背景下,传统儒家智慧对如何确立道德与价值的普遍根据与个体安身立命之本等问题的积极回应.本文试图通过具体分析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中道德与存在的必然性关联以及道德本体、智的直觉等相关概念,揭示此一形上学体系之证立的内在根据,并阐明其理论意义及所面临的理论困难.     

道德自我的确证及其价值意蕴

康德以意志自由为核心的道德世界观将形而上学的超验对象从认识的领域转移到伦理学领域;黑格尔以精神现象学揭示了客观精神的伦理、法权、道德的内在生长逻辑以及相应的伦理自我、教化自我、道德自我,确证了道德世界观与道德自我的超越性价值.唐君毅把道德理性和道德自我作为文化宇宙意识的主宰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冯友兰人生境界说中的道德境界也指向超越性道德自我价值.道德的本真精神在于克己和为他性、理想性、创造性;道德自我是将伦理德性、法权德性有机统一和升华,以良心和义务作为行为动因,体现个体道德自主性、自律性、自由性、同一性、超越性的完善人格精神实体.     

伦理问题及其他——过程分析的视角

李泽厚与杨国荣以对话的形式,对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之分、伦理与道德的涵义、权利与善、经验与先验、历史与理性、心理与本体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转识成智”中的“智”等问题,作了理论上的讨论.杨国荣认为宗教性道德中蕴含着个体性的人生取向,这种取向不能完全等同于道德,由此,他更趋向于考察道德与政治、法律的关系及两者的相互制约,李泽厚则坚持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之分.对伦理与道德,杨国荣关注两者的共同内涵,李泽厚则突出两者的区分.关于权利与善,杨国荣主张区分以一般价值原则等形式呈现的形式层面的“善”与表现为对人的合理需要满足的实质层面的“善”,由此侧重于权利与善之间的互动,李泽厚则强调权利优先于善.李泽厚提出“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三个著名命题,杨国荣在充分肯定以上命题的重要理论意义的同时,主张以“先验返经验”、“理性渗历史”、“本体存心理”来延伸和扩展以上命题.对李泽厚提出的“金冯学派”传统与“转识成智”中“智”的涵义等问题,杨国荣作了简要回应.     

论优先性之争中权利与善的辩证统一——基于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析

若要使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论更具现实意义,则不能脱离善作为特定观念提供的价值指引,尤其要对权利优先的绝对化保持高度警惕,否则权利本位论发展到极端就会造成分裂和僵化,以致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权利背后总有善作为支撑,善会对权利产生深刻的内在影响,但却不可据此对善的价值和功能有所夸大。善对权利的影响有其限度,切不能以善为名侵犯权利。原初状态对权利与善的预设源于理性建构,但权利相比于善而言并非完全形式化,两者均带有实质性的面向。在优先性问题中,权利与善并非处于彼此对立的两端。理解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必须从权利与善这两个概念入手,发现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内在一致性,找出其相互间暗含的共识与默契。     

道德自我、道德情境与道德判断--试析杜威道德哲学的一个侧面

杜威的伦理学是他的哲学的最有创见、最具活力的部分之一。他对道德自我、道德情境和道德判断的分析不仅体现了他的“彻底经验主义”的基本主张,而且在道德哲学领域开辟了新的前景。本文主要考察杜威如何看待道德自我与行为选择,道德自我与道德情境,道德判断与道德知识的关系,看看他如何将道德作为一种生活经验,揭示他对道德哲学的特殊贡献。     

道德优位、道德自主与反向思维中的现实主义、消极主义——波普伦理思想解析

波普的伦理思想可以视为其全部思想的根基,主要有以下一些需要关注的地方:其一,道德在全部人的世界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道德不能以科学为基础,恰恰相反,科学应该以伦理学为基础;其二,我们的道德决定是人为的,道德的终极权威是人的良心,我们应该为我们的道德决定负责,不应该以各种名义推诿道德责任;其三,合理的道德决定,应坚持现实主义和消极主义的态度,应注意对实践结果进行理性论证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