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理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德性内涵就一直变动不居,传统理性、现代理性、后现代理性交互影响,彼此渗透,直接带来了德性内涵的多种指向与流变。德性内涵渗透到作家主体意识,与其生命体验、审美感悟交相影响、碰撞与呼应,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多种样态,进而制约甚至决定着其发展流变的走向,表现在婚恋文学中尤其如此。     

浅谈文艺典型的理性与合理性构建

在理性与合理性的关系发生转变的情况下,文学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尤其紧密。西方艺术"典型"学说的流变及其与理性之间的关系,说明人们对于艺术"典型"的观点与理性观念的变化息息相关。艺术"典型"的崛起需要理性的支持,新的"典型"的再崛起同样伴随着新型理性的构建。     

至善——西方古典哲学的宗旨

古典哲学是"德性"之学,而"德性"于世实现就是"至善",因此哲学的宗旨便是"至善".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西方古典哲学,并且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例,认为苏格拉底、柏拉图皆以"至善"为其哲学宗旨,而接近、臻于"至善"的方式是理性.但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理性展现为不同的内涵--对话式辩证法、"哲学王".     

中国传统自然主义文学精神的消亡——从陶渊明之死谈起

陶渊明是中国传统自然主义文学精神的代表,随着"自然"的价值与意义在中国文学思潮中的流变,陶渊明的文学地位也在随之变化。20世纪以来,在现代启蒙理性与革命政治理念的双重挤迫下,陶渊明已经渐被时代遗弃。依据德里达的"幽灵学"理论,本文作者仍期待陶渊明的精神遗传能够对自然生态惨遭破坏、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的当前人类生活产生微妙的影响。     

19世纪欧美文学中的＂欲望＂主题探析

主题学研究的是主题跨文学之间的流变,"欲望"主题及"理性"与"原欲"的矛盾是文学的基本母题之一。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人的物欲的膨胀直接催生了人类心底的欲望,失去了理性规约的欲望往往导致人格的扭曲和心理的分裂。然则,人之为人关键在于人有理性,"欲望"下的"堕落"表现了本真的人性,"欲望"深渊中的"理性"之火又彰显了人作为理性动物的存在,"理性"之光永远昭示着人对完美人性的追求。     

历史语境中的20世纪中国人道主义话语流变

20世纪中国人道主义文学走过了独特的话语流变之路。文学功利化的政治文化心理,极大地制约了人道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的发展历程,使其呈现出显隐起伏的流变形态,及理性与非理性思维下独特的诗情结构。     

理性的两难及出路

理性是哲学的最大特点,理性不断推动自己,外向地形成哲学的文化系统,内向则不断追问自己的合理性。现代西方哲学,尤其实证主义,虽然有其肯定经验和客观性的合理的一面,但从哲学之为人学的角度讲,这远远不够,忽视了人是作为道德与价值主体的存在。中国哲学的核心是"道",理性是"道"作为规律系统的应有之义。中国哲学强调理性与德性统一,理性为德性的基础并最终被德性所统摄,而这就是理性的出路。     

马基雅维里的新德性观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对政治与道德关系的论述,被视为开创了一条通向近代政治科学的新道路。而且,不同于主流的国家理性学说的解读,马基雅维里的新政治科学之建立并非以牺牲政治领域中的道德为代价;相反,马基雅维里通过将政治与道德的标准安置在流变的经验世界的界限之内,超越了以超验的终极实在为根基的古典政治哲学:一方面解构了以终极实在为依据的永恒不变的古典德性,另一方面重构了以流变的经验世界为根基的德性。马基雅维里通过区分政治事务中的"显得好"和"真的好",弥合了旧道德观与新政治科学之间的张力,重新安顿了道德在政治领域中的位置。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人性与德性结构研究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对于人性与德性的内涵界定有所不同,但是,在人性与德性的关系上,他们的认识是一致的,都认为人性与德性是统一的。双方的人性与德性结构特色最能显示出中西文化的差异。思孟学派的人性论继孔子而来,其人性与德性结构恰似一个突出球心的混合网状的球体,显示出中国天人合一、强调德性的文化特色;亚里士多德的人性与德性结构恰似一个突出锥顶、层级分明的锥体,显示出西方二元相分、注重理性的文化特色。     

20世纪中国婚恋文学的道德叙事样态

由于道德理性对主体意识的规约与引领,作家在20世纪婚恋文学的叙事中基本采取了道德叙事的策略。这种叙事策略制约着婚恋文学的深层叙事结构,使20世纪中国婚恋文学呈现为道德叙事样态。道德理性在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的流变形成了婚恋文学中个性主义婚恋叙事、革命道德主义婚恋叙事、传统道德理想主义婚恋叙事和审美快感化的后现代道德婚恋叙事四种基本形态。婚恋叙事样态的更迭衍变又形象地展示着道德理性流变的脉络。     

汉魏六朝游艺赋的文化意蕴

游艺历来是赋体文学表现的重要题材之一,游艺赋在汉魏六朝有大量留存。汉魏六朝游艺赋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包括民俗价值、哲理内涵与伦理意蕴。     

康德伦理学体系中的“尊严”问题

康德整个批判哲学体系以自由为基石，强调理性本身的终极目的和意义，在理性被工具化的启蒙时代凸显人的尊严和价值是其思想体系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康德认为人作为理性存在者，与其它非理性存在者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有基于自由的道德法则。道德法则的存在以及相应的道德责任的追究是人的尊严的体现。所以，人的尊严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普遍立法，人是目的和意志自律。     

新时代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指南——论十九大报告中的文艺思想

十九大报告提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思想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它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时代文艺精品为创作目标,用发扬民主推动文艺创新,用中华美学精神涵养文艺价值观,用德艺双馨的标准加强文艺队伍建设。它不仅为新时代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文艺创作中现存问题进行了匡正与纠偏,而且还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民族化、时代化的最新发展。     

阮籍《咏怀诗》“佳人”试析

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中有两首写到了“佳人”,但历来论者对其意蕴众说纷纭,且少有人触及这两首诗所具有的内在关联性。阮籍《咏怀诗》十九中的“佳人”和《咏怀诗》八十中的“佳人”,在内在意蕴上是一致的,是阮籍根据魏晋人特有的审美标准构建出来的理想人物。她融和了庄、屈精神,体现了个人仪态形貌之美与内在才能、气质、人格之美的统一,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体现。不同的是,《咏怀诗》十九写的是这种理想的构建,《咏怀诗》八十写的是这种理想的破灭。     

新式教育下的教师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主要由第二代学生组成,他们接纳的新式教育使其在文化心理结构上具有同质同构性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他们所学西学中的自然科学科目上基本相近,而且还体现在他们在接纳“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在启蒙思想上也基本相似,这就为他们创建五四文学提供了可能。而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教师角色,使他们的“立人”或“树人”文化目标获得了实现的同时,也使他们进一步强化了对自我社会文化角色的认同,实现了从当初的非自觉到自觉的文化角色转换。这在客观上既促成了他们是新式教育的推动力量,也规范了他们文学启蒙的实现方式,从而为他们最终创建五四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康德哲学中至善理念研究的再思

在康德哲学中,至善概念源初的涵义是纯粹实践理性之对象的无条件的总体,其派生的具体内涵是道德和与之一致的幸福相结合的整体。在更具体的层次上,宗教的至善和尘世的至善这两种至善概念贯穿在整个康德思想中,都是富有实践意义的理念。至善的理念作为一种实践的理想,为道德行为提供了指导;作为一种信念,至善能够促进道德意向,对持久的道德生活起必要的作用。     

儒家山水自然观与魏晋山水诗的演进

儒家山水自然观偏重阐释人化自然的伦理道德意蕴,包含三个层次：一、将自然山水人格化、道德化,在观山临水过程中体味人生智慧与从政技巧;二、将自然山水作为儒家自我精神独立的象征,赋予其永恒不竭、奋发自强及遁世无闷的超功利的内涵;三、在对山水自然的文学化表现过程中,多将山水意象作为寄寓兴谕的媒介。这三方面均在魏晋诗坛得到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在理论认识上出现从阮籍、嵇康的＂旧自然说＂到陶渊明＂新自然说＂的嬗变,在诗歌创作方面则逐步弱化山水意象的兴谕功能,逐渐将其作为独立的审美客体来观照,为晋宋之际山水诗的成熟、定型奠定了基础。     

个人主义与"五四"文学

“五四”新文化先驱对个人主义的推崇 ,是同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五四”文学精神的生成、题材与主题的取向、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的取舍与变化 ,都同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随着中国文学出现“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方向性转变 ,个人主义思潮受到了集体主义思潮的猛烈攻击 ,中国文学中的“个人”和“我”也开始受到质疑 ,逐渐为“群众”和“我们”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