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的机遇、挑战与路径选择

商事调解因其具有能实质高效解决争议、维持友好关系等独特优势,日渐成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通行方式。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事争议解决需求不断增长且日益多元的趋势,国家适时出台《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为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提供了巨大机遇。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当前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仍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唯有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方向指引,重塑“一带一路”商事调解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并通过培育现代国际商事调解组织,建立国际商事调解职业队伍,明确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机制,构建国际商事调解信用体系,方能有效应对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的现实挑战。     

在线调解与传统调解制度之比较

网络技术为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调解作为传统纠纷解决方式之一自然也不例外,即调解也可以在网络上进行。从在线调解技术手段和实践情况入手,可以对在线调解进行一定的价值分析,并对传统的调解方式能否在线进行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劳动争议仲裁程序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可以概括为“一调一裁两审”,即在我国解决劳动争议,主要是通过调解、仲裁、诉讼实现的。其中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是世界各国及地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但同时也是备受争议的一个制度。     

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跨国争议解决的调解机制——以土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争议解决为视角

调解机制的中立性、保密性、灵活性等特性使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跨国争议的解决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实践中已有过多起成功运用调解机制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跨国争议的案例。目前现有的国内、国际调解机制对于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国争议总体上是有效的,但也存在一些不适应方面。有必要从建立专门调解机构、健全调解规则等方面对其加以完善。     

论行政调解——以社会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为视角

与社会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相比较,作为行政解纷机制基本内核的行政调解具有便利、高效、经济等优势;正视行政调解在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激活其化解社会矛盾之机能、加快行政调解立法之进程,不仅是中国行政改革应当考量的议题,也是司法改革必须关照的课题。     

从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到单独调解

2008年《北京仲裁委员会调解规则》的实施，意味着中国仲裁机构运用调解的方法解决争议不仅有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还有单独的调解。依前述规则，调解的采用费用低、时间短，即使调解未成功也不至拖延当事人解决争议的时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固然获得成功，但单独调解理论上更有优势。     

中国传统调解模式探微——兼与现代调解相比较

作为一种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传统调解制度在我国社会历史进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调解制度在具体模式上与现代调解存在很大差异,如调解员的介入方式和主持调解的过程。此外,中国传统调解模式并非都是以当事人为主导,中国传统调解员在很多时候会对调解程序及实质问题进行主动掌控,比如给出实质性建议等。     

调解制度在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中的适用

调解制度以其灵活、便捷以及节约成本等特点,在劳动争议解决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中调解制度仍存在不完善之处。完善我国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应设立专门的劳动争议调解机构,贯彻落实"三方原则",组建专业性的劳动争议调解员队伍,赋予劳动争议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我国传统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主要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信访等,这些机制主要属于事后救济和"根据决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作为法治社会建设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开阔了行政争议的解决机制的新思路,也提出了新要求。在完善传统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同时,需要关注新的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比如行政调解、首长接待日等,以建立多元化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     

论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发展

长期以来,受制于行政争议的特性,行政争议解决机制致力于正式化,努力建立以法院中心、严格法律主义的解决机制。但在现代社会中面对纠纷和矛盾的增多和发展变化,以及人们需求的多样化,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不再固守于判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唯法院是瞻,而着眼于快速、有效处理行政争议,扩大了非诉讼化解决途径,消除不得和解和调解的做法,逐步形成了多元的行政正义实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