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学到政治科学--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难题与范式转换

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最大难题是学科界限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根本矛盾是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冲突。要解决这一难题和矛盾,中国政治学必须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从注重人文因素的政治学转向注重科学因素的政治科学。就其与政治的关系而言,应当从"准官方代言人"转向"独立学术人",从注重于对法律、政策的注解转向质询,减少政治学研究的"过重启蒙倾向",增加"民间性"和"冷漠性"。就其在政治人共同体中的地位而言,应当从"点缀性"、"修养性"转向"首要性"、"必需性"。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应当从"模糊性"、"随意性"转向"严格性"、"严肃性",从注重理论转向注重实践。     

政治学·政治哲学·政治科学——《中国现代科学全书·政治学卷》总序

作为<中国现代科学全书*政治学卷>的总序,从比较分析的视角,对政治学学科发展、演进的脉络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总结,对政治学、政治哲学、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特点、基本内容、研究方法及其在各发展阶段上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     

风险政治学:价值重估、过程再造与制度重构

风险政治学的建构意味着对现有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的重新审视和重新改造。风险政治不同于现有"正面价值——利益权威性分配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体系和政治框架,风险政治对"负面价值——风险的权威型分配过程"的探讨与考察,也就意味着对现有政治体系中的政治价值进行重构,政治过程进行再造和政治制度进行重建,从而在部分继承的基础上,生成一个完全不同利益政治体系的全新政治体系——风险政治体系。     

政治学跨国比较研究述论——对现代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反思

就不同国家的政治科学发展进行比较研究,对于评估这一学科的现状与未来是有益的。这一研究初步揭示了各国政治生活与文化传统对学科的制约,同时也揭示了学科自身演进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包括与制度化的联系、概念变量的选择和跨学科间的合作。     

从政治资源研究到资源政治学——一项新的政治分析范式的探讨

政治资源研究滥殇于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中国学者对政治资源的研究和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从学科贡献和指导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和构建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的紧迫性来看,根据政治资源的基本理论,发展一种具有重要现实价值的资源政治学很有必要,应该从构成体系、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进行探讨.     

政治学与实际政治

当前人们在发展经济条件下忽略政治 ,不论是出于何种考虑 ,其结果都可能会丧失政治的部分功能或全部功能 ,导致对时局和形势判断发生错觉 ,对前进方向的确定发生偏差。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悖论——兼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启示及教训

行为主义政治学在20世纪中期的兴衰，反映了政治学研究方法内在的矛盾性、特殊性和复杂性，这集中体现为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之间的矛盾、研究目的与研究手段之间的矛盾、科学方法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两难关系。为此，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论，必须正确处理好这几对矛盾关系。这种新的方法论，应该是多元的、开放的。就其理论主张而言，它既强调政治学研究的政治性，又强调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既能客观反映现实政治生活，又能倡导政治生活的理想。     

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范式转换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创新应该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意识中获得阐释。由古希腊奠定传统的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意识是哲学与政治的矛盾张力;就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整体而言,哲学的政治是它的基本取向,其实质是通过哲学遮蔽实践的政治意义,通过神化和物化自然使政治世界神秘化和侏儒化。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创新实现了从哲学的政治向政治的哲学的转换,具体表现是:通过实践哲学解放了被古典政治哲学遮蔽的劳动者,使自然与人的劳动实践建立起有机联系;清除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赋予政治国家由神秘的自然而来的形而上学特性,清晰地展露出政治的历史性和历史哲学本质。     

略论新社会风险及其与传统风险的区别

当代社会、经济和科技产生了许多新发展,而现代社会的这些进步也同时带来许多风险与危机。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工业社会逐步进入后工业社会,“新社会风险”作为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个新视角逐渐兴起。新社会风险视角不仅给社会政策理论带来了新的转变,而且对各国的福利改革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工业国家都开始强调在知识经济和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应该重新审视福利保障制度原则,加强社会包容,建立一个以应对“新社会风险”为主的福利国家。基于此,研究新社会风险的概念内涵及其与传统风险的区别,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西方发达国家福利改革的新动向,而且对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也将为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诸多借鉴。     

哲学与政治:对柏拉图政治哲学的解释

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乌托邦理论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一个方法论设计,这一设计是为了协调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化解两者之间的张力。乌托邦将最终实现哲学与政治的完满结合。但在乌托邦被建构起来之前,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持续存在。柏拉图建议哲学家学会运用意见来设定标准和建立规范,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最高的人类活动是哲学而非政治。     

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构建和谐政治的基础

政治参与是特定体制框架内普通公民或公民团体试图影响政府人事构成和政府政策制定的各种行为,有序的政治参与是社会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支撑点,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构建有序的政治参与秩序是现阶段我国政治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尊重现行宪法和法律,拓展政治参与渠道,提高公民整体素质,建设服务型政府.     

人格与政治：政治心理学领域核心关系分析

人格与政治是政治心理学领域中的一对核心关系。有关人格对政治行为影响的假设，可以追溯到柏位图有关促进对政体具有支持性作用的人格成长的关切之中。这一假设经由拉斯韦尔的开创性的政治学阐释而获得了普遍的专业认可。然而政治学的一般研究却往往忽视人的因素对政治过程的影响。阐明人格与政治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政治学的研究。醉从基本概念的分析入手，对这一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研究。     

情绪与政治:理解政治生活中的情绪

情绪是一种重要的人类心理现象。情绪虽与政治如影随形,但在政治学研究中却被长期忽视和边缘化。随着现代社会人们日益善于释放和表达情绪,社会已日渐获得情绪社会的特征,而情绪的政治意义也逐渐为人们所关注。在社会流行的诸多情绪中,焦虑和怨恨是两种重要的和容易辨识的情绪。情绪具有重要的信息价值、沟通价值和适应价值,并常常成为理性发挥作用的前提。关注和认识情绪,有助于发现尚未被充分关注与认识的社会问题,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拓展政治审议的公共空间,探索社会问题的务实解决方案。在这种意义上,情绪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     

“回到政治本身”：对墨菲政治哲学的解构主义政治现象学解读

按照墨菲的理解,政治应该有独立的实践空间和场域。政治实践不能还原为党派和集团之间的阶级经济利益之争,政治领域是独立的抗争性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不同话语都在进行领导权的争夺,这些话语都在争夺一个并不存在的政治主体位置。在这种不同话语的抗争中,每种话语都在与其他话语发生竞争性对抗,并把对手作为“构成性外在”构造自己的认同和身份,获得自我的偶然同一性和暂时的稳定性。这种不同话语之间的对抗性竞争活动就是墨菲所说的“政治性”和政治存在本身。这种政治存在是正在发生的抗争活动,是政治现象学的、活生生的 “生活世界”。它需要墨菲所说的解构主义的“再激活”和由“政治回到政治性”现象学还原才能获得,它们打破了现有的政治哲学体系和政治理论所形成的概念“沉积”,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统政治理论、新自由主义传统政治哲学对“政治性”和“抗争性”的生活世界即“政治本身”的遗忘。     

从协商政治到协商民主——基于政治发展维度的思考

基于政治发展的维度,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协商政治传统和当前的政治协商制度,既为中国发展协商民主提供了本土资源,同时也更容易形成路径依赖。指出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更可能走协商民主先于选举民主,前者带动后者,从而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道路。事实上,从协商民主的视角看,当前中国还处在从协商政治向协商民主的过渡阶段。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该共同推动这一转变的实现。     

政治哲学的后现代视域:游牧政治学

在激活尼采哲学的过程中,德勒兹创立了一种以力本论为基础的新型政治哲学--游牧政治学,其中心旨趣是实现社会、国家和主体的彻底"解辖域化",呼唤一个还不曾存在的"新地球"和"新人类",因而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德勒兹的游牧政治学是一种在思想中进行的"政治革命",追求的是"不合时宜性"和"乌托邦性"的政治效果,因而实质上是一种游牧式的政治试验.     

政治发展的关键:政治秩序--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政治秩序是政治体系良性运行的重要条件 ,比较毛泽东和邓小平政治发展思想中关于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观点 ,可见制度化的政治秩序对于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民主化建设之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