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几点思考

汶川地震是破坏性极强、波及范围较广的一次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目前抗震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重点转向了灾后恢复重建。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作者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汶川地震灾区利用BOT重建某些城镇基础设施的思考

汶川地震灾区采用BOT方式重建城镇基础设施,有利于减轻灾区重建中的财政负担,加快城镇基础设施重建速度,提高城镇基础设施的技术管理水平和营运效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协同作用,吸引民间资本与海外资本投入灾区城镇基础设施的重建。为了积极推动汶川地震灾区利用BOT方式进行城镇基础设施重建,必须构建相应的配套政策与举措。     

汶川灾后企业重建的思考与对策

汶川特大地震灾害之后,百废待兴。重建家园必将产生新的投资和新的消费需求,这在客观上提供了巨大的发展动力,也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内在条件。把当前救灾与长远建设结合起来,把恢复生产与调整结构结合起来,建立新的制度安排,才能卓有成效地促进灾后企业重建。     

企业捐赠中的锚定效应研究——基于“汶川地震”和“雅安地震”中企业捐赠的实证研究

锚定效应在经济活动中广泛存在,并对企业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采用A股上市公司在汶川地震和雅安地震中的捐赠数据,分析企业的捐赠行为是否存在显著的锚定效应。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汶川地震捐赠中,仅存在外在锚,企业捐赠存在显著的外在锚效应,如果同行业其他企业的捐赠比率越高、捐赠金额越多,则企业越有可能捐赠、捐赠金额也越多;在雅安地震捐赠中,外在锚和内在锚同时存在,内在锚效应占优,如果企业在汶川地震中进行了捐赠、捐赠金额越多,则在雅安地震中也越有可能捐赠、捐赠的金额也会越多。本文还发现,捐赠的锚定效应在现金持有水平高的企业中体现的更为显著。本文的结论对企业的捐赠决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启示。     

汶川地震凸现整合的精神价值与经济资源及利用

在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时期,汶川地震这种纯粹自然意义的地震,也相当程度地是我国社会精神的一次闪耀和经济资源的一种整合。认识把握抗震救灾凸现的精神价值,以及灾后重建整合的经济资源。不仅直接决定汶川灾后重建的速度、质量和效益,而且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和应对当前流动性问题的政策选择等,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高层管理团队中家族权威与创新能力研究:以家族上市公司为视角

基于我国家族上市公司2001～2005年的面板数据,对高层管理团队中家族权威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环境对家族权威的调节作用进行了统计检验。结果表明,家族权威与家族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显著且稳健的倒U型关系,过于强化或弱化家族成员在高层管理团队中的权威都不利于家族企业的创新。此外,家族权威的这种作用在不同的组织环境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在动荡的经营环境下强调家族权威具有更显著的消极作用;在经营规模相对较大的情况下强调家族权威更不利于创新能力的培育。     

地震灾区大学生心理重建的调查分析与对策管理

地震灾区高校应高度重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工作。本文从地震灾区大学生心理重建重要性、心理健康调查分析与对策管理方面进行了重点讨论,对心理健康重建进行调查分析与对策管理,为地震灾区大学生心理重建提供有益的实践探索。     

志愿者精神的道德价值——基于汶川地震救灾活动的思考

志愿者精神具有不可估量的和道德价值,尤其在物欲横流,道德滑坡的今天,志愿者精神给予我们诸多希望和启示。同时我们还应该理性看待和科学发扬志愿者精神。     

从家族企业到企业家族:基于分家的多案例研究

分家经常会导致家族企业被分拆或败落,这使得人们对其存在一定成见,认为分家对于家族企业发展总是负面的。对我国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企业分家案例的分析表明,家族企业"分家"并不必然导致企业衰亡,尤其在战略创业导向之下,可能通过分家相互构建起战略性的产业联系和竞争合作关系,从而使得家族企业演变成企业家族。从裂变创业视角,更有助于揭示分家对家族企业创业和持续成长的正面价值。     

基于汶川地震的震后交通受损评估研究

震害发生后．快速而准确地掌握及评估因震灾而引起的交通受损状况对于抗震救灾工作至关重要。本文针对5．12汶川地震对四川交通运输方面造成的损失，提出了基于区域交通可达性的震后交通损失改进评估方法．采集并整理了四川省什邡市震后的交通流量数据进行实例分析．验证基于区域交通可达性的震后交通损失评估法中各评价指标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为震前防范及震后交通疏导提供更为可靠的理论及实践依据。     

家族成员组合与公司治理效率:基于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家族成员内部的组合是家族治理安排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同的家族成员组合模式将对家族企业治理效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假定家族成员具有利他主义动机、趋同性与行动一致性,但也具有自利动机、目标与偏好差异性.基于此,本文将家族成员的组合模式分为核心家庭成员主导型、远亲家族成员主导型、复合家族成员主导型,并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以家族持股成员作为分析对象,对这些家族成员组合模式的功效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1)不同家族成员组合内部,其冲突与代理问题是存在差异的,核心家庭成员内部的冲突与代理问题最低,这种组合能够创造最优的治理效率;远亲家族成员内部与复合家族成员内部存在显著的矛盾与代理问题,这种组合明显不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2)家族成员为了其自身的家族财富最大化能够凝聚在一起,采取一致性的监督管理者或侵占其他非家族股东利益的行为.但家族成员的一致性行为主要体现在核心家族成员内部以及以核心家庭成员为主的复合家族成员组合中,而远亲家族成员很难采取一致性的决策行为.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探索家族公司治理机制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汶川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经验及其借鉴教训的总结与思考

汶川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经验是我们今后应对巨灾和进行社会经济建设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集中体现。同时,汶川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经验也为国际社会抗震救灾提供了有益与成功的借鉴。另外,在汶川地震灾害发生、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值得吸取和借鉴的教训。在汶川地震发生周年之际,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对汶川抗震救灾、灾后重建经验与借鉴教训加以总结与凝练。     

现象、弊端、根源与治理:农村选举中的家族拉票行为——基于鲁西南×村的经验调查

村民自治以来,参选人拉票现象开始以各种形式在村庄选举中出现,并且在实际运作中与农村复兴势力——家族相互交织,在一定程度上活跃农村政治、推动村民民主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诸如非法拉票、拉票目的狭隘以及压制少数群体的问题。就其原因而言,主要由于竞选人文化水平偏低、普通选民的趋利性、乡镇的选择性参与以及法制规范的不完善造成。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提高村民素质、完善农村财务制度、加强村选法制建设等方面进行治理。     

家族控制与对价支付——一项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随着家族上市公司的数量不断增多,对家族企业的研究也越发显得迫切和重要,然而目前在我国,对于家族控制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发展,理论界始终没有形成统一、全面的评价.本文借助股权分置改革的契机,以"对价"这个囊括公司表现、市场评价、投资 者预期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指标为切入点,利用该指标的综合性与预期性优势,重新审视家族控制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影响.以2006年底进行股改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家族控制有利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发展,市场给予良好的评价,其在全流通过程中支付的成本较低;对家族分样本进一步分析得出,直接上市的家族企业比买壳上市的家族企业总体表现更好;聘请职业经理人管理的比家族成员直接参加管理的上市公司市场评价更高.     

灾后重建与就业促进——“8.8”九寨沟地震灾后重建研究

本文分析国外灾后重建和国内汶川地震、芦山地震灾后重建后,认为产业重建是灾后重建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产业重建特别是崛起型产业的发展带动就业。本文重点研究了"8.8"九寨沟地震的灾后重建与就业促进的关系,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家族涉入、社会情感财富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实证研究

民营企业普遍采用家族拥有的形式,家族在企业慈善捐赠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了家族涉入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情感财富(传承意愿,包括企业主的交班意愿和子女的接班意愿)对这种影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家族所有权比例、家族成员进入董事会和家族控制持续时间对企业慈善捐赠有显著正向影响,子女接班意愿对家族涉入与慈善捐赠间的正相关关系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相比企业主的交班意愿,子女接班意愿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更大。研究表明家族涉入赋予的权力和保存社会情感财富的内在驱动力促使家族企业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探索创业家族的成长之路——第三届“创业与家族企业成长”国际研讨会侧记

本文从创业家族的成长发展的角度综述2007年11月在浙江杭州-慈溪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家族企业往往起源于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的创业活动,成功的家族企业在其成长过程中逐渐转变成为创业家族,探索中外创业家族的成长轨迹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性事实,其中包括家庭—家族结构与人际关系网络在家族企业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家族企业组织与治理结构的转型,家族企业向创业家族转化过程中的制度创新与组织学习等。迄今为止,中国家族企业成长依然是一个尚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     

地震保险基金的国际比较——基于筹资与风险分担视角

为应对频发地震灾害,分散地震巨灾风险,我国亟待构建地震保险制度,建立地震保险基金。本文考察了国际上三类主要地震保险基金模式的基金筹资和风险分担选择,根据我国现实需要,提出我国适宜建立公私合营、政府与市场共担风险的地震保险基金模式。     

家族、地缘与“城中村”的选举——湖北省武汉市一个城中村换届选举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中国中部一个“城中村”的选举换届过程为研究对象,详细地考察了村委会的选举过程。由于一份旨在争夺主任职位“传单”的出现,彻底撕裂了平静的选举过程和村庄权力格局,家族、地缘和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年轻者和年长者相互竞争,致使城中村的选举异常激烈。在确定村庄最高掌权者无望后,竞争的重点开始转移到3位成员之中的委员一职位。本文结论认为,从城中村的政治生活来看,虽然选举的村民是原子式的,但选举权利的表达却是组合式的,组合的方式主要有家庭式、地缘式和组别式。虽然选举是法律赋予农民的权利并且每3年就可享受一次,但对经济发达的村庄而言,它将常常阻断村庄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进程,选举的周期变动必将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发展,村庄的社会结构与权力、权威结构呈现出同步震荡的社会特征。并且,选举需要成本,在农村社会输入法律制度并唤起农村自主权利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考虑到,要创造条件来实现农民个体权利自主意义上的村庄选举。     

经营期望与家族内部的权威配置——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尤其是业绩反馈理论对家族成员内部的权威配置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1)在企业实际业绩未达到经营期望水平时,业绩的落差越大则家族企业主越倾向于采取拯救行为而不是放弃对家族企业的控制,同时倾向于砺练最有能力的核心家庭成员.2)在企业的实际业绩超过经营期望水平时,超额收益越高则家族企业主越倾向于将权威配置给经营能力最强的家族代理人以实现家族王朝梦想,同时还会产生一种亲缘效应,即对核心家庭成员而不是远亲成员赋予更多的权威.3)制度环境对家族成员内部权威的配置产生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在制度环境不规范情况下,家族企业主出于仁慈倾向于将具有“负产品”性质的权威配置给有能力的远亲成员而不是有能力的核心家庭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