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是不是单干?——对德保县那甲公社包产到户情况的考察

包产到户是不是单干?这是农村部分山区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以来,人们关心和议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求得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我们于七月间到德保县那甲公社进行了考察。那甲公社是该县一个中等经济水平的公社,地处土石山区,人多地少,长期以来生产发展缓慢。当地的党组织和广大群众,为了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虽然作了艰辛的努力,但由于多年来“左”的政策的反复折腾,社员思变无策,思富无力。1979年12月,公社党委根据中     

实行“双包”生产责任制应重视公共积累

一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如何从理论上论证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其中的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以下简称“双包”)的经济性质问题,是一个突出的、急待解决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双包”实际上就是分田单干,具有单干时的优点和缺点;有的同志认为“双包”后,其社会主义性质没有改变,并作了较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例如,对于“双包”,从分析生产过程中联合劳动的性质,直到分析分配上以产量为衡量劳动的尺度,因而能够成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在农业中贯彻按劳分配的较好的具体形式;还分析了承包户通过生产队而与代表全民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改变。     

包产到户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正> 目前,包产到户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已经成为农村各种形式责任制中的主要形式。但是,包产到户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方向,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倒退还是前进,在一些人的思想上还有疑虑。这里,谈一点我的看法。一、包产到户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包产到户责任制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三定一奖惩”制。这种形式的作法是,生产队把部分或全部农活包到劳、组,或包到户,实行定工、定产量、定开支,生产队给承包者记工分,按工分分配个人消费品,超产奖励实物,减产罚工分;第二种是“包干到户”。这种形式的作法是,全部农活都包到户,不记工分,其分配方法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业合作化初期和三年困难时期以及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阶段,多数是实行第一种形式。1980年后多数改为或者实行第二种形式,现在我们谈的“包产到户”,就是     

南宁市农村推行联产到户责任制20周年的回顾与思考

一、南宁市农村改革20年的回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村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开始清算农业工作中“左”的错误思潮,明确提出要“加强劳动组织,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并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等形式.至此,南宁市农办组织工作队深入到郊区亭子公社富德大队抓点开始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时,一些乡村干部的思想不够解放,认为包产到户是“单干”,是“倒退”,把它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因此,在部分村队只可以包产到组、包产到劳,不准包产到户.个别大队,如郊区亭子公社的白沙大队、平西大队仍继续坚持“三级所有、队为     

一种较好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今年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我们到宜春县、市十个公社调查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宜春县实行联产到劳和部分联产到劳责任制的有2428个生产队,占总队数55.7％。我们重点调查了三阳公社泉桥生产队、蔺坊大队、新田公社新陂生产队、柏木公社下洋生产队、温汤公社上榨生产队等五个队的联产到劳责任制。这五个队中,有实行联产到劳两年多的新陂队,也有去年实行联产到劳的蔺坊大队等队,在农业生产上,有生产力水平较高的蔺坊大队,新陂队,也有生产力水平较低,原来吃粮靠返销的上榨队;有以     

几统一的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责任制形式

<正>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省农村因地制宜地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包干到户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开始,只在一些贫困的“三靠队”实行它,经过一段实践,随着生产的发展,有些经济条件中等水平和比较富裕的社队也有的实行了这种责任制。对包干到户的显著经济效果,人们都是承认的。但对它的性质认识并不一致。大多数同志认为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责任制形式;但也有些人认为这是“倒退”、“分田单干”。对包干到户的性质如何认识,是个原则问题,这关系     

包产到户不能算是一种生产责任制

<正> 包产到户算不算一种生产责任制?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部分困难单位实行包产到户,已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根据实践来研究这个问题,有积极的意义。包产到户在那些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统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确实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它使群众得到了温饱,给国家减轻了负担,使集体通过包交提留也有了一点积累,使干部摆脱了终年忙于统销、救济的困境,为恢复发展生产赢得了一个起点。在我们省,实行包产到户的单位,大约只占基本核算单位总数的百分之七多一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占了绝对优势,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因此,在那类集体经济多年没有办好,群众已丧失了信心     

全国有关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讨论

关于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性质问题 一年来,针对联产计酬各种不同形式的性质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探讨,特别是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问题的认识,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归纳如下: 对联产计酬的性质,有些同志曾经提出:是不是倒退,会不会背离社会主义大方向,是不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有什么区别等等。许多同志认为这些问题的提出,还是对联产计酬责任制产生的必然性和它的性质,作用认识不清。同时,联产计酬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能一概而论。他们对几种主要形式的特点及性质进行了分析: 1.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这种责任制有两个特征:一是按专业组织劳动进行承包;二是对产量负责,联产计酬。有的同志指出:“这种责任制,既能充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又能发挥集体经济统一经营、分工协作的优越性,把两方面的长处结合起来,无疑是农业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上的一     

“大包干”的办法好

我县在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中,在农村逐步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主要是“大包干”责任制。现全县三干七百一十个生产队,实行这种责任制的有三千○九十八个队,占百分之八十三点五。“大包干”办法的具体内容是:坚持队为基础,实行分组作业,土地、耕牛、农具所有权归队,固定到组管理使用;农业机械,集体茶、林场和队办工副业以及当家塘坝水利设施,由队统一经营和     

论我国农业集体化的新发展及其广阔前景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目前我国农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业政策的指引下,有越来越多的生产队因地制宜地实行各种生产责任制(其中包括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这是一种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农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它标志着我国农业集体经济已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开始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向前发展。由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基本核算单位的自主权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和尊重,从而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劳动生产率成倍地甚至数倍地增长起来。如有些地区水稻单产许多年来一直徘徊在500—600斤的幅度内,包产到户后增长到1000斤以上;有些集体鱼塘长期亩产只有80—90斤,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     

也谈“双包”责任制的性质和公共积累问题——与陈力同志商榷

陈力同志在《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5期上发表的《实行“双包”生产责任制应重视公共积累》一文,对提留公共积累的重要性作了一些论述,值得学习。但我认为其中有的观点欠妥,现提出来和陈力同志商榷。陈力同志认为,坚持提留公共积累与否,是区别“双包”生产责任制经济性质最终是否改变的主要标志之一。即凡坚持提留公共积累的“双包”,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生产责任制,否则,就与分田单干没有多大区别。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的现代化取得成功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说要“改造党”、“改革党”,怎么改呢?他们竭力鼓吹“多党政治”。他们认为共产党是“黑的”“堕落”了,似乎只有“多党政治”才是灵丹妙药,“多党制”才能引导中国现代化成功。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观点。对“多党政治”的实质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多党制”等问题作认真的思考和分析是必要的。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政党。大家知道,当今世界上各国几乎都有政     

农村人民公社的“劳动日”初探

我国当前农村人民公社中貫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則,是通过“劳动日”来实現的。对“劳动日”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我們对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經济內部人与人之間的經济关系的认識,对巩固与壮大农村人民公社,会有实际意义。在現阶段,我国的农村人民公社一般实行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的三級所有制,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因此,本文对“劳动日”的研究,只以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一个生产队的范围为限,至于从更大的范围来考察“劳动日”的問題,則留待下一步研究。一劳动目的經济职能社会主义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必須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則来发展生     

新的农业联合体赞

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说,清除左的流毒,克服主观主义,最好是到农村去看新变化。 今天农村的新变化,确实是既大而又快。一些实行“包产到户”和“责     

再谈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若干问题——兰州市农村的调查

兰州市农村因地制宜实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对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包干到户,包产到户是多种生产责任制形式中的两种。去年,许多社队的实践说明,这两种办法增产效果是很显著的。今年,实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总队数的百分之四十一,其中包干到户的占百分之九十八。去年和今春的实践说明:     

论较富裕社队的经营管理问题

巴彦淖尔盟农区自一九七八年试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以来,在国家提高农牧产品收购价格,减轻农民负担,初步调整农业内部结构的情况下,社员有种植自主权和分配决定权,穷困的“三靠队”大幅度增产增收,迅速改变了面貌,有的已经赶上甚至超过较富裕社队的人均收入水平。 据统计,一九七八年全盟人均收入一百元以上的生产队有五百八十一个,只占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其中,人均收入一百五十元以上的较富裕队仅有七十四个,还占不到百分之二。经过近三年的调整,一九八○年人均收入一百元以下的队增加到一千四百七十九个(占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点六),增加一倍半。其中,人均收入一百五十元以下的队有六百个,猛增了七倍,占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十六,而且有十八个队人均收入达到三百至四百元之间,有两个队突破五百元。     

男生好还是女生好

周末的上午,风和日丽。我们几个要参加作文竞赛的“特别集训队”队员集中在教室里。田老师笑容满面地走进来,说：“今天,我们要举行一场小小辩论赛。辩论的话题是：男生好还是女生好。”“耶!”听了老师的话,我们的欢呼声响成一片。“两个男生为男生队,七个女生为女生队……”田老师还没说完,大家就一阵爆笑,两个男生组队,这下他们可势单力薄啦!     

治螟工作也要坚持辩证法

做任何工作,都必须坚持辩证法,防治螟虫工作,也不能例外。得与失花山公社陈豆腐生产队和小魏生产队,是相邻的两个生产队。这两个队各种五亩多糯谷,靠在一个垅里,土质、水利条件都差不多。但在防治螟虫的问题上,由于两个队的认     

革命的“退却”与前进——读《论粮食税》札记

重读列宁的《论粮食税》及前后几篇文章,深有感受,觉得它对于肃清“左”的影响,进一步理解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特别是关于农村的经济政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921年苏共在列宁领导下,实行“新经济政策”,用征收“粮食税”代替“战时共产主义”的“余粮收集制”。这对当时苏联来说,是党在方针政策上的一次急转弯。这一急转弯,使不少党员和干部产生疑虑和意见,为什么要这样改变?这样改变对不对?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列宁列举了大量的事实,作了深刻的理论分析。     

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澄清“四人帮”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制造的混乱

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喊得最响的口号之一是“阶级斗争”。只要是搞“阶级斗争”,工厂可以停工,学校可以停课,粮食“颗粒无收也不要紧”,“几十万人武斗也可以”,死几个人也“无啥关系”。他们责骂一切搞生产建设和科技文教等业务的同志是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是走“白专道路”。他们给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几乎所有问题都贴上“阶级斗争”的标签,“左”得出奇,“革命”得要死。阶级斗争真是“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先于一切”,家底可以斗光,八亿人民可以同归于尽,也要斗!斗!斗!其为祸之烈,其危害之大,胜过一场大战的破坏,胜过几次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损失,全国上上下下,男女老少,都有切身的感受,毋须赘述。人们都知道,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实质是极右,为什么它的路线的表现形式、它的手法又是极“左”的呢?这就需要我们作一番历史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