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五代史·外国列传》考实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亦称《梁唐晋汉周书》,是北宋初年薛居正等人奉敕修撰的。至欧阳修别撰《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以后,薛史(《旧五代史》别称,下同)在五代史领域的垄断地位始被打破,学者亦不再专习薛史。有清以降,学术风气昌隆,研习薛史者益众,如邵晋涵、钱大昕、赵翼等辈,均尝用力于是;吴兰庭及今人陈垣,继而     

徐无党生平学术考略

本文通过考证,认为欧阳修、徐无党二人虽非甥舅关系,但师生交游亲密,情谊浓厚;徐无党《新五代史注》虽出自欧阳修授意,却不达欧阳修的史学旨趣。     

《新五代史》编修献疑

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欧阳修去世,其家人将《新五代史》(当时名为《五代史记》)表上,熙宁十年,诏藏于秘阁,而后盛行于世。欧阳修是《新五代史》的作者,自然无庸置疑。宋晁公武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皇朝欧阳修永叔,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实,重加修定,藏于家。永叔殁后,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     

欧阳修《五代史记》的修撰与《史通》理论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字永叔,是宋代学术大师、文坛领袖、史学名家,所著《五代史记》(后人称《新五代史》,以别于薛居正监修之《旧五代史》),及与宋祁分撰之《新唐书》,均被列入封建时代之“正史”。     

论《新五代史》的文学艺术功能

《新五代史》严谨的结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寓意深刻的议论和简洁生动的语言均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和审美功能。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成功地实现了文学灵动性与史学真实性的有机结合,使其产生了雅俗共赏的社会效果。     

司马迁与欧阳修传世观论评

针对司马迁及欧阳修在显身扬名、垂传不朽传世观方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问题,以司马迁《史记》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及其他墓志碑铭散文为中心,结合历史时期其他学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从思想意识、著述宗旨、创作方法等方面进行论评。研究认为,司马迁和欧阳修都传承了父亲的理想与夙愿,有着光大家族文化的责任意识与求“立名”、惧无闻的共同心理;司马迁和欧阳修都极为重视君子的道德品质修养,信奉并推崇彰明良善的创作宗旨,并具备为自己及他人传扬不朽的文才能力,司马迁主要通过《史记》纪史传人,欧阳修则撰写了众多亲人友朋、名流重臣、仁人志士的墓志碑铭佳作及《新五代史》,二人各以其创作实践了不朽的传世观;司马迁和欧阳修都以求实取信为原则前提,采用纪大略小、突显主旨的创作方法以保障文章传世不朽价值的实现,司马迁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为实录精神,而对事实的信守也是欧阳修作文的前提。     

欧阳修《新五代史》有关问题探讨

欧阳修的史学成就卓著于世。其中，《新五代史》以弘扬道统自居，追求简约，讲求《春秋》笔意，编纂体例借鉴《史记》。其有关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欧阳修的史论

欧阳修自撰《新五代史》,写了五十多篇序和论,还有二百多条小注,其中有不少也是论的性质。后来,他奉勅与修《新唐书》的本纪、志、表三部分,又写了序、赞二十余篇。这些序、论、赞所涉及的问题虽然很多,如《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赞》论唐之兴盛,卷十《昭宗本纪赞》论亡国不必皆愚庸暴虐之君;《新五代史》卷二《梁太祖本纪论》论不伪梁,卷四《唐庄宗本纪论》论沙陀世系,卷十《汉高祖本纪论》论即位改元,卷十三《梁家人传序》论女祸,卷二十四《郭崇韬传论》论枢密使之沿革,卷二十     

《伶官传序》用史的艺术

《五代史伶官传序》录自欧阳修编修的《新五代史卷三十七·伶官传第二十五》,是《伶官传》开始的一段作者议论,题目是后人加的。把它拿出来单独成篇,不失为一篇短小精悍富有特色的议论文,被前人誉为“千古绝调”。     

欧阳修思想倾向浅议

欧阳修的思想倾向究竟是什么?有的同志说:欧阳修的学术思想实践,是始终继承了王(充)、吕(才)等反谶纬神道说教的斗争传统,其反谶纬的思想基础是他对自然现象变化的物质性认识。他把天认为是无意志精神,而自有其运动规律的物质实体,从而认为一切自然现象变化乃是属于物质的流变。这样的评价,我认为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欧阳修的思想中包涵有一些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因素。例如,“夫日中则昃,盛衰必复”(《新五代史·司天考》);“吉凶在人不在物”(《居士集》卷九,《鬼车》);他论述了天。     

“文章太守”欧阳修与扬州

欧阳修积极参与“庆历新政”而受到攻击、诬陷，扬州是其贬谪的第二站。宋仁宗赏其忠而用其才，但同时惑于浮议，也抑其傲而贬其党。欧阳修在扬州，政宽民安，以“文章太守”建立了历史文化名人与历史文化名城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当以主要精力从事《新五代史》的编纂。     

一篇名副其实的“过唐论”——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浅说

本文将贾谊的《过秦论》和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加以比照,阐明了二者在写作背景、撰述目的、思想内容、写作手法及语言特色上的异同,指出了其间的传承关系,并断言欧阳修之作堪称一篇名副其实的“过唐论”。     

试论《史记》与《新五代史》的文章

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座巍峨的丰碑,后世史家对它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真正学有成效,差不多可以和《史记》相抗衡的,除班固的《汉书》外,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所以从南宋以来,文史学家就经常将欧史与《史记》相提并论,予以称赞。如罗大经说:欧阳修“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陈师锡说:欧史“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吴德旋说;“事外远致,《史记》处处有之,能继之者,《五代史》也。”赵翼也说:“盖薛(居正)则仿宋、齐、梁、陈书之例.欧则仿《史记》之例也。薛史于各国僭大号者立《僭伪传》,其不僭号而自传子孙者立《世袭传》.欧史则概列为世家,亦仿《史记》也。”又说:“欧     

一千年前中国人进探北极圈之行

中国是各大文明古国中其北疆最靠北的国家，最北边缘曾长期包有西伯利亚南部，并一度远达北冰洋。然而中国人向北面进探的记载在历史上则缺如。这是一个大疑问。欧阳修在其《新五代史》中摘录和撮述了胡峤《陷虏记》，其中有“契丹……遣十人……北行……行一年”，至“北荒之极”始返回的记载。这当为千年前中国人进探北极圈的一次长途之行，值得充分重视。     

《五代史伶官传序》浅说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北宋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出身比较寒微。青少年时代,孤苦而好学。二十四岁(1030年)中进士。仁宗庆历初年为谏官,正直敢言。庆历五年为范仲淹等被排挤出朝,上疏分辩,被贬滁州,又迁扬州、颖州任知州,晚年回到。朝廷,任翰林学土,官至枢密副使(主管军土的副长官)、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死后谥号“文忠”,撰有《新唐书》、《新五代史》,世传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略论诗僧贯休及其诗

(一) 僧贯休(832—912),俗姓姜,字德隐,婺州兰溪(今浙江金华兰溪)人。后梁开平元年(907)入蜀,力王建所重,署号禅月大师。关于他的生平,史书记载独略,新、旧《唐书》及《五代史》皆缺传;只有《五代史补》、《十国春秋》以及保存在诗话、笔记中的零碎材料,不能稽全貌。但从诗人遗诗,及其与诗友、僧从的唱酬中,也可知其大概。     

《五代史平话》成书考述

《新编五代史平话》是现存最早的“讲史”话本,在我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今本共十编,梁、唐、晋、汉、周各分上下二卷,梁、汉二史俱缺下卷。元明以来未见著录,传为常熟张敦伯家所有。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曹元忠游杭州时得之,曹氏《跋》定为“宋巾箱本”,称“疑此平话或出南渡小说家所为,而书贾刻之。”此说大体符合事实。现存影印本为清宣统三年(1911)武进董康所刊,题《景宋残本五代平话》,新排印本皆从董本出。(一) 北宋时期,讲说五代历史故事,成为说话人重要科目之一,宋人孟元老曾列举一般讲史艺人“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外,还提及专说《三分》的霍四究和《五代史》的尹常卖。这里的《三分》和《五代史》就是指《三国志平话》和《五代史     

《资治通鉴》长编分修再探

关于《资治通鉴》长编分修的具体分工问题,历有争论。学者多惑于《宋史.刘传》谓专职汉史,及受传统叙述中“魏晋”连书的影响,忽略了《通鉴》之魏纪、晋纪长编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的可能性。而实际上两汉、魏纪长编由刘完成,两晋南北朝至隋之长编成于刘恕之手,范祖禹除了编修唐史长编外,还整理了刘恕遗留的五代史长编。     

忧劳可以兴国——写给而立之年的母校

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曾经说过 :“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 ,自然之理也。”这真是千古不变的至理名言 ,即以我们的母校湖北师范学院三十年的发展历程而言 ,也始终体现着这一点。回想三十年前 ,在当时的黄石一中那块范围不大的土地上 ,竖起了一块新的校牌———华中师范学院黄石分院。与此同时 ,从武汉等地调来了2 8名教职工。随即 ,1 973年 9月 1 5日 ,70名年轻的工人、农民、复员军人、下乡知青以大学生的身份来到了这里。再加上 60 0 0平方米的房间使用面积和数百本破旧的图书 ,以及 2 4 0 0 0元的开办经费 ,这…     

义法史学与中唐新史学运动

蒙文通先生曾经指出,在中唐天宝之后,经学、史学、子学、文学等领域同时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更新运动.本文进一步指出,这一更新运动之产生除了外缘性的社会-政治原因外,更重要的则是士大夫精神领域的变化,可称之为"师道复兴运动".这一运动在史学上的变化,则是"义法史学"的兴起,其基本取向是用新经学的标准来衡量史学,进而讲究"春秋义法"便成为其主要特征.它在理论上的鼓吹者是隋朝的王通、唐朝的萧颖士、韩愈、皇甫NCA4E、李翱;在实践上最重要的代表作则是宋代欧阳修《新五代史》、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晚近有关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义法史学"不仅在价值判断上多置贬词,而且对其学术渊源亦多有未审,本文试图对此作出一定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