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粲生平、创作中两个问题的考辨

王粲生平、创作中两个问题的考辨王怀让王粲是文学史上建安时期的一个重要作家，被刘勰称之为＂七子之冠冕＂。他的《七哀诗》和《登楼赋》是文学史上久为传诵，很有影响的名篇。关于王粲离长安去荆州的时间和《七哀诗》第一首的创作时间问题，是王粲生平和创作中的两件大...     

王粲赋论

建安时代不仅是一个文人五言诗成熟与繁荣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抒情小赋成熟与繁荣的时代。当时的赋家,以曹植、曹丕、王粲、徐干最负盛名,留存至今的作品也最多,大抵都是抒情咏物小赋。四人中,王粲作赋较早,成名较早,对曹丕、曹植的小赋创作有直接影响。曹丕《与吴质书》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又在《典论·论文》里推赏他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等作“虽张(衡)、蔡(邕)不过也”;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在《诠赋》中,又将他列为“魏晋之赋首”的八家之首:从这些与王粲同时及稍后的著名文论家的评论中,不难看出王粲在当时赋坛所具有的特出地位和影响。     

《汉志·诗赋略》分类义例新论

本文清理了清代以来《汉志·诗赋略》分类研究最有影响的观点,从题材内容、形式体制、学术源流方面进行探讨。认为:《诗赋略》分类义例出自汉代主流意识的诗学思想,前三种赋可视为风体之赋、雅体之赋、颁体之赋,杂赋一种,附录而已。这是因为赋为“古诗之流”,要“侧隐古诗之义”,因而取法孔子删诗正乐,使“《雅》《颁》各得其所。”这就是班固《两都赋序》论述“孝成之世”向、歆父子校理诗赋“稽之上古则如彼”,给予我们的启示。     

“成于乐”索解

一、一个发展失衡的传统《论语·泰伯》篇有几句非常著名的论断：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孔子不仅认为“诗”“礼”、“乐”各有其用、不可偏废，而且明确把“乐”摆到了“诗”和“礼”的上位。其对“乐”之重视可见一斑。这是否是偶然的呢？回答是否定的。仅《论语》这部原典就至少有两点可以为证：第一，《论语》之《述而》、《八佾》、《泰伯》、《阳货》、《宪问》、《子罕》、《卫灵公》等篇中都直接写道了孔子好乐、赏乐、奏乐、正乐、歌吟的故事。而且，这些记载还可在《礼记》之《檀弓》、《庄子》之…     

上博简《关雎》七篇诗论研究

论文考释了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有关《关雎》七篇的记载，指出：《诗论》之“ ”即孔子，简文主要是孔子之论；孔子与毛《序》论《诗》都强调礼义教化，其论《关雎》《甘棠》《燕燕》之义或相同，或相合，但论《 木》《汉广》《鹊巢》《绿衣》却各不相同，很难从《诗论》简文里找到毛《序》为子夏所作的直接证据；简文对好色、求福、有爱、有恶、溯本的“民性”，看不出有明显的否定倾向，强调的是利用，是“反纳”和“喻”。     

风诗新解（十三）

风诗新解（十三）晏方蜉蝣若欲明了此诗之旨，必须与《有狐》诗参伍比较。《有狐》诗云“心之忧矣，之子无裳”，此诗云“心之忧矣，于我归处”，同是心忧。《有狐》诗之心忧是因为“之子无裳”，此诗的心忧是什么缘故呢？“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衣裳采采”...     

浅论王粲的人格心态

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在建安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人格心态的角度探讨王粲的创作风格，一方面，积极的用世精神和深重的忧患意识使他的诗歌不依傍经典，直抒胸臆，“发愀怆之词”；另一方面，浓重的客寓意识和“躁竞”而举棋不定的政治态度，加之身体先天的不足，共同导致王粲其人其诗的“自伤情多”、“文秀而质赢”，在某种意义上开了太康文学“情多气少”、悲而不壮的先声。     

明代曲论中的当行论

当行，就字义而言，即内行。宋赵令　　　《侯鲭录》有：“黄鲁直间为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是著腔子唱好诗。”来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谓：“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这是拿“当行”一词论词、论诗；拿“当行”论曲的最早当属明初的朱权，朱权《太和正音谱》云：杂剧，俳优所扮者，谓之“娼戏”，故曰“勾栏”。子昂赵先生曰：“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良人贵其耻，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优扮者谓之‘行家’；失之远也。”或问其何故哉？…     

论明清之际宗唐派诗歌选本对七子诗学的继承与修正

明清之际,在诗坛占有重要地位的云间派、西泠派均在诗学主张上皈依明代七子派,推尊汉魏盛唐之诗。其流派选本《云间棠溪诗选》和《西陵十子诗选》在诗学倾向上一方面秉承前后七子之衣钵,一方面也对七子派的诗学传统加以修正,开启了清初宗唐派诗选本的序幕。此外,尚有吴伟业编选的娄东派诗选本《太仓十子诗选》、魏耕所辑全国性诗选本《今诗粹》等,其诗学倾向上也是对明代七子诗学的批判性继承。由此我们认为,从诗歌选本角度审视明清之际诗坛对明代七子诗学的接受情况,也是一种省察清初诗学风尚的有效途径。     

论任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正> (一)在齐梁文坛上,任昉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当时人看来,他的成就并不亚于谢朓、沈约,所谓“沈诗任笔”(《诗品》)或“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文章”(《梁书·沈约传》),是当时人普遍的看法。梁简文帝萧纲在给湘东王(元帝萧绎)的信中曾称:“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梁书·文学·庾肩吾传》)。即使在北朝,人们也认为他是梁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如北魏济阴王元晖业说:“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我(温)子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魏书·文苑·温子升传》)。所以北齐文人邢劭和魏收,一个爱慕沈约,一个     

张炎词艺术二题

张炎是宋季词坛一位重要词人和词论家，有《山中白云词》与《词源》行于世。张炎论词以“雅正”为本，《词源》的《杂论》云：“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赋情》又云：“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若邻乎郑、卫，与缠令何异也！……若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之遗意。”就是说：词写风月、性情，因而较诗要婉媚得多，但词所抒之情并非“为风月所使”、“为情所役”而与郑、卫之音为邻的浮艳之情。其“志之所之”，意趣高远，“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既遵温…     

何以言《诗》——基于文本发生脉络的“绘事后素”新释与经典诠释再思

对《论语》“绘事后素”进行基于文本发生脉络的梳理,认为“绘事后素”的理解应包含子夏对《诗》的征引的内文本、《论语》中的对话文本、儒家诠释文本三层文本发生的脉络;三层文本发生的脉络内蕴着轴心时代所面临的“原生”传统、轴心时代所“创生”的文化传统与“生生”不息的经典传统三种传统。以“绘事后素”为例,由《诗》这一经典出发,可以引发出对艺术之诗、真理之思与经典如何与生命共在的哲学诠释学再思。     

从上博简《诗论》第25简看孔子的天命观——附论《诗》之成书的一个问题

上博简《诗论》第25号简提到“《肠肠》小人”,其中的篇名应当是《大雅·荡》篇,而非《诗·君子阳阳》篇。《荡》篇首章与后七章在辞语、文意等方面皆有重大区别,后七章系汉儒混入者。其首章方是真正的《荡》篇的一部分。从这章内容看,它抨击和咒骂天命,正是孔子所谓的“不畏天命”的“小人”之貌。简文为判定今传本《荡》篇的后七章属于另篇提供了重要旁证,并且,对于认识《诗》的成书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辨体：许学夷论汉魏六朝诗歌流变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以精于辨体著称,其《诗源辩体》通论先秦至晚唐诗之演变。所论汉魏六朝诗部分,力求调和七子派宗汉魏黜六朝与六朝派嗜好“偏奇”、公安竟陵“诡诞相尚”之间的理论对峙,通过对诗歌体制中俳偶、声韵等因素的详尽考察,把握汉魏六朝诗歌的流变轨迹,并对此前“诗溺于陶”的辨体命题予以修正,为该段诗史研究确立了系统的辨体认知方式。     

“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有关《国风》的两种阐释

同是以“我”为主人公的抒情诗，实际上又有作者自言、代言之分，其甄别结果，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对诗的把握。《诗经·国风》中有一批语涉男女的抒情诗作，汉代《毛诗序》全以代言视之，进而以为是“刺淫”之作；宋代朱熹《诗集传》又全以自言解之，进而以为是“淫奔”之作，由此生出《诗》学史上汉、宋之争的一大公案。其实，这乃是他们对《风》诗本身所具有的自言、代言双重层面不同理解的结果。而这种不同理解，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刺诗”“淫诗”说的对峙，则是由他们作为接受主体“先在”因素、条件的差异性所制约的。     

试析义山诗的词化特质

缪镇先生在其《诗词散论·论李义山诗》一文中曾提到：“晚唐诗人，温庭筠与李义山齐名，温之诗不及李，而于词则颇努力，建树甚卓；义山虽未尝作词，然其诗实与词有意脉相通之处。”下面我要谈的，是关于义山诗的“词化”问题。在此之前，先要明了诗、词二体的特质及其区别。诗在很早就形成了以言志为主的传统。《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孔颖达疏曰：“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哀乐之情动于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见于言。”可见，诗是表达人内心意志和情思的，属于人显意识中情志的活动，而中国传统诗歌的情志又常含有一种伦…     

韩愈《山石》诗系年一证

韩愈《山石》一诗的写作年代,诸家考证纷纭,迄无定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诗选》据方世举《韩昌黎诗集注》说,谓“本篇当作于贞元十七年(公元八○一年)七月,时作者在洛阳。”或谓作于客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中之时。王元启《读韩记疑》曰:“按此诗当是独游而作,公在徐,所视无一相从者……今此诗卒章又复云云(按:指“嗟哉吾党二三子,亦得至老不更归”之语),是以知其为在徐作也。”王鸣盛《批韩诗》则谓:“观诗中所写景物,当是南迁岭外时作,非北地之语,但不知是贬阳山抑潮洲,不能定也。”     

论刘桢

一建安七子之名来自曹丕《典论·论文》。但孔融比曹操还大两岁,胡应麟认为:“文举自是汉臣,与王、刘辈迥异,列之邺下,其义未安。”(《诗薮》)《王粲传》里也未列孔融,所以实际上只能算是建安六子。曹氏父子罗致这些文人,或以之夸示文苑之盛,或以之代行书簿之劳,或以之交流文章乏乐,主要目的不在培养干练之士为政治效力。吴质与六子同时,就曾说过:“凡此诸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     

中国现代派诗与接受美学

中国现代派诗与接受美学吴晟一“诗无达估”说的胚胎，最早见诸春秋时代，《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卢蒲癸语“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论语·学而》记孔子言“赐也，始可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易经·系辞》：“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但这...     

初唐诗杂考(二十七)

“周三甲子旦”历日考《全唐诗》卷九十六沈桂期《奉和洛阳玩雪应制》一诗首句：“周王甲子旦。”连波、查洪德的《沈桂期诗集校注》说：“周王，指周武王。”又引了《北堂书钦》引《太公金医》中甲子平旦，四海之神与河伯两师受命武王之事。此注误。如按此注，则不知此与本诗有何关系。其实，“周三甲子旦”一句既点明此诗的写作时间，又有其政治内涵。“周王”，当指武后。既称周王，说明是在武后称帝的天授元年之后。《通鉴·则天后天授元年》载：“壬午，御则天楼，赦天下，以唐为周，改元。乙酉，上尊号日圣神皇帝—……丙戌，立武氏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