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诗病说猜想（下）——揭秘大韵、小韵、旁纽、正纽

关于永明诗律八病后四病"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的内涵,本文的基本结论是:1.永明律体的"纽"不是指"声纽",更不是诗病,而是文人诗歌最高最完美的声律艺术."旁纽"和"正纽"的区别是:"旁纽"是指一句诗内平仄的相"黏"(求同).具体说来,就是要求"平平平仄仄"或"仄仄仄平平"两种句式中的第三个音节(单音步)必须与前面一个双音节(双音步)的平仄相同,即"仄"黏"仄仄","平"黏"平平";"正纽"则是指下联出句与上联对句的前两个音节(双音步)的平仄相同,即"平平"黏"平平","仄仄"黏"仄仄",如果违背了"旁纽"或"正纽"的平仄组合规则,即胃犯失黏诗病.2.永明律体的"韵"也不是诗病,而是文人律体诗歌押韵的原则及其规范."大韵"是指律体诗正韵的钾韵原则,即只限押平声韵,且同一首诗只能押同一个平声韵,不得出韵;"小韵"是指律体诗起句入韵也只能押与正韵相同的平声韵,不得借韵.     

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文学生态学途径

陈玉兰在《文学评论》2 0 0 4年第 5期撰文认为 ,文学是一个生态系统的存在 ,文学生态系统是指以文学活动为中心 ,创作主体、作品本体、接受主体诸生态因素彼此关联、共振互动的一个整体。因此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 ,无论是诗人主体研究、诗作本体研究还是诗群流派研究 ,都应该杜绝封闭自足的单一思维 ,而将之一一纳入特定时期的诗歌生态“互联网”中进行。文章通过具体例证 ,分析了诗歌生态诸因素的互动关系 ,并择其大端 ,结论为 :要把握作品本体内在意蕴须以作者之生存状态和精神心态为参照系 ;反之 ,要具现作者的个体生态 ,则须从文本所体…     

论还原思维

还原思维是在人类寻根、探源的还原意识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其特点是把事物返回到其所在的整体系统与原初状态中去进行考察,以获得对事物的真实把握。在这一点上,系统论与全息论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写作中的还原思维是为了求真,具有解蔽、定位、透视等功能;还原思维具体在“物本体”、“物背景”、“物—文化”、“物—心理”四大系统中进行。     

关于船山诗歌评价答陈广生同志

<正> 广生同志:《船山学报》编辑部把您的信让我读读,并希望我谈谈看法.现仅就您信中的主要之点,谈一点意见,聊供思考。拙作说船山的诗歌创作。在唐宋之下”,即是说船山的诗不如唐诗,诃不如宋词(船山没有曲流传下来)。您的文章也正是这样来理解的,对于船山的诗,钱钟书先生曾这样评价它:“船山诗乃唐体之下劣者。”又说:“船山识趣至高,才力不到,自作诗闷涩纤仄,试以‘仿体诗’三十八首较之原作,真有夸父逐日之叹”(见《谈艺录》).我是同意钱先生的意见的.我觉得除“仿体诗”外,他的“遣兴诗”、“雁字诗”等亦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因此,尽管李白的诗“并非皆为上乘之作”。“既是清高的又是     

关于“以议论入诗”

<正> 对宋诗的评价,多少年来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则是在于所谓“以议论入诗”。 “以议论入诗”,历来被视为宋诗的大病。早在南宋末年,严羽就提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见《沧浪诗话》)因此,他认为语虽工,却非古人之诗。明人屠隆则更进一步地说:“宋人好以诗发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宋人又好为故实组织成诗,……用故实组织成诗,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见《由拳集》卷二十三《文论》)     

本体的追问和本体的内容

人类具有反思能力之后就在追寻生存事实背后是否有某种状态是"本体".从"我"本体到"上帝"本体以及一切独断的、本质主义的本体,都是人类生存的情感追求和理性希冀.各种各样的"本体论"都在相互比照中否定了自身的本体性,所以没有普遍可接受的"本体".因此哲学的"本体"定义困难,"终极本体"的追思在一步步澄清中来到生活本身.真正的"本体"不是事物,不是可指认之物,而是日常世界的单纯和坦露着的"是".所谓的"终极"只是借生存的在场之物寄托不能出场的"是",引领我们看到它的无形大象.     

《诗经》颂体诗新考

在诗经学史中,"颂"被视为"体"甚早。但时至今日,对《诗经》中的"颂体诗"的文体特色仍缺乏现代文学理论语境中的总结与概括。《诗经》中约有"颂体诗"40首左右,是一种以歌颂先祖为主旨和主要特色的亚诗歌体裁。在题材类型上大致可分为:天子举行禘袷郊类大祭乐歌之诗;春(禴)、夏(祠)、秋(烝)、冬(尝)四时"宗祀"祭祀乐歌之诗;天子"巡守""告成"之祭的乐歌之诗;农事祭祀活动乐歌之诗。在艺术特色上,除以"四言单章"为代表的主流结构形态外,广泛运用了"形容"修辞格,通过"形容"实现对"神"的赞美;突出运用了报告与祈祷的修辞方式,展示出"与神交易"的功利心态;"镶嵌"与"叠字"的手法交相为用,对诗歌韵律节奏的形成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诗之新声与学之别体——论20世纪的中国学人之诗

学人发生的两个条件即“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学人之诗的第一重内涵可称之为“诗之新声”。学人之诗的远源在于宋代的“才学诗”或“议论诗” ,其近源则在于晚清民初的“不专宗盛唐”而以“宗宋”为主旨的同光体。同光体诗“喜用冷僻故实”和“寄托遥深”这两个特点 ,恰好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学人之诗奠立了基本范式。学人之诗的第二重内涵可称之为“学之别体” ,即学人之诗是作为其学术之一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其表层结构即“诗中有学” ,其深层结构则为“诗中有人” ,由此出发可建构出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学人之诗不仅从一个深层心理层面再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过程 ,同时也以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试说《诗·小雅》与《易·卦爻辞》之间的关联

<正> 《诗》与《易》之间有某些关联,这一点,多少年来我已经受到过不少的启示了。尚秉和先生在其《滋溪老人传》中说,“始吾以《易》象失传,故易说多晦;乃浏览《毛诗》新旧各说,其晦黯与《易》同。”闻一多先生在其《说鱼》中说:“隐(言隐)和喻一样,而目的相反。‘喻’训‘晓’,是借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的不明白点”。他又说,“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的‘象’和诗的‘兴’”;“……占卜家的语言中少不了象。诗人的语言中尤其     

汉乐府的浪漫主义色彩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有着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 首先是具有寓言性的乐府民歌,这些诗借他物倾吐心志,使所借之物人格化、形象化、有思想有感情,极富浪漫情调。如《雉子斑》、《枯鱼过河泣》、《战城南》、《白鹄行》等。 其次是幻想、游仙类的乐府民歌。这些诗借描述幻境、仙境以寄托作者思想感愤,写得如游丝随风、浮萍逐水,虚杳游忽、空灵缥缈。如:《长歌行》、《步出夏门行》、《王子乔》等。 三是畅表奋烈奔放之激情的诗。诗人常常抒发出一种热烈奔放不受羁绊的思想感情,表     

"辩体"不"辩意"--许学夷论"体制为先"

体制为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观念.许学夷<诗源辩体>的核心内容即为诗歌辨体批评,而"体制为先"是<诗源辩体>最基本的思想."体制为先"强调体制的重要性,重视艺术形式的规范要求,但其理论的对立面并不是性情、声气,"辩体"与"辩意"相对而言,许学夷反对的是以理学的思维方式来观照诗歌,故其评诗摒弃种种"辩意"的因素,以把握诗歌本体特征的辨体批评为中心.     

文本概念及其特征:基于哲学诠释学的一种理解

语言、思想与事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存在论的语言结构关系,事物因此可以被语言化为能被理解的存在,人们可以像阅读书籍一样“阅读”事物,理解事物就是解释文本。文本概念遂成为哲学诠释学的中心概念。伽达默尔通过考察文本概念进入现代语言的两种方式,揭示出文本概念的两个内在规定性：以真理为内涵的经典性和意义诠释的无限延展性。文本不是预成物,先于诠释直接给予诠释者。文本在诠释中生成,表现为一种可被带入不同语言并不断被赋予新说的语言意义整体。哲学诠释学的文本概念具有“历史性”“非成品性”和“可读性”三个基本特征,它们揭示语言与被理解物之间的诠释学关联,映现被理解物的存在状况,显明诠释学的普遍性。     

袁枚的讽谕诗

<正> 清代乾隆诗坛泰斗袁枚倡导性灵说诗论。性灵说诗论缺陷之一是不提诗反映社会人生,只倡言诗写个人之“性情遭遇”(《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小仓山房诗集》有大量这类性灵诗。但是在创作实践上,袁枚却有相当数量的借古喻今或揭露社会弊端的诗篇,其大部分可以纳入讽谕诗范畴。这就以实践补救了他理论上的偏颇。首先应该重视袁枚的咏史诗。他认为:“咏史有三体:一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左太史《咏史》是也;一为隐括其事,而以咏叹出色……;一取对仗之巧……。”(《随园诗话》卷14)袁枚当然推崇第一体,借咏史而对社会人生发表看法,间接反映当代社会现     

论"元和体"之形成与接受学的关联

“元和体”是诗史上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唐元和年间诗歌的一种重要体式。本文在详细解读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白氏长庆集序》的基础上,对“元和体”称谓的产生,创作与传播、接受的时间,形成的过程,传播的范围、方式和接受者的层次、态度,元、白的两面心态及其趋于自觉的接受意识等,予以考订、辨析。认为:“元和体”与接受学具有紧密关联,其接受过程犹如一柄双刃剑,既在接受者与原作者间形成有力的双向互动,又因拙劣的仿效而导致大量庸滥作品的产生。而从终极意义上讲,没有接受者,元和体诗就难以形成完备的规模和传播的高潮,也就没有从唐代开始一直传到今天的“元和体”的称谓。     

绝句文体批评考论

唐前有绝(句)之题,用以指称五言四句体诗,而未指称七言四句体诗。早期五言四句体尚有断句、联(连)绝、短句等多种称谓,南朝梁代文人用绝(句)字入诗题并将其确立为一种诗体专名,这与汉译佛经四句之绝(偈)的体式为时人所认同和绝字能形容意蕴之精简妙绝等因素有关。绝句作为诗体名,传达出其四句成篇、讲求文辞意境精简妙绝之文体特色。唐代以来,那些从长诗中截裁出来歌唱的四句之辞,也被称为绝句。宋元以后流行绝句即截句的文体论,是歌诗传播中截句成绝现象在文学批评上的推衍。绝句体确立的时代正当诗歌声律审美风靡文坛,绝句诗总体也呈现出近体的风貌,因此后来又有绝句截律之说,这是绝句独特的传播文化与文体风貌的共同反映。     

许学夷《诗源辩体》清代流传不广探因

对<诗源辩体>清代流传不广的原因,研究者一般概括为两点:一是清人认为该书基本承袭严羽<沧浪诗话>的诗学观点,属复古派、格调派一类,故对<诗源辩体>评价不高、重视不够.二是作者身为布衣,<诗源辩体>的影响因而受到限制.笔者以为另有三个因素可加以考虑:第一,<诗源辩体>作为总集,选诗部分失传,影响了诗源辩体>的完整性;第二,<诗源辩体>的流传与乾隆年间的禁毁书有密切关系;第三,许学夷的诗人地位清代以来一直未得到确立,从而影响到<诗源辩体>的流传.     

简论古典诗词的“形似”与“神似”

文学是现实生活形象化的反映。对它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塑造艺术形象。古代文论家说:“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黑格尔论述《艺术美的概念》,称:“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都认为社会生活和自然界里客观存在的种种事物是文学创作的物质基础,经过了作者心灵的筛选熔铸,被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带有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 诗当然也如此。锺嵘说:“指事造形,穷情尽物”;刘勰说:“诗人感物,连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窥意象而运斤”。王昌龄谓:“搜求于象,入于心境,神会与物,用心而得”。遍照金刚指出:“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     

比喻论证与类比论证的不同

比喻论证与类比论证有五点不同。 一是构成特点不同。比喻论证中构成喻体和本体的两个事物具有相似之点而又本质不同,“凡喻必以非类”。类比论证中构成类体和本体的两个事物必须有几个类比之点,属于同一范围,而且本质相同。不属同类事物,其相同属性虽多,也不能作类比论证。喻体与本体的关系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     

简论诗话体制特征

<正> 诗话是我国古代诗歌评论的一种主要形式和独特的论诗之体。这种笔记体的评诗短札,在记载诗坛轶事、评论诗人诗作、推溯流派渊源、考辨名物故实、品藻名篇佳句、研讨诗论诗法等“论事”、“论辞”方面,其表述形式多是画龙点睛的方式,是诗意的而非哲理的,是具象的而非抽象的,是直观性的而非分析性的,这就形成了它体制上的种种特征。第一,随意性。诗话的体制是一种随笔,作者兴之所至,率尔操觚,“纵笔所至不检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按西方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家的观点,人类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即     

王阳明关于“动静”的几种用法——从工夫面向的视角来看

宋明理学关于"动静"有丰富内涵、用法,阳明学所论即是一个典型。从工夫之不同面向来看,可将王阳明及其后学有关动静之用法,归结为工夫之着力处、工夫之处境、本体(作为工夫之根据、动力等)以及工夫本身等四大类,并进一步细分为十二种:居行之静动;身(体)之动静:身为动、心为静;心之意念为动,心之本体为静;意(念)之动静;气(质)之动静;事(物)之动静;时(境)之动静;时之动静:本体之动静;本体为静,发用为动;本体为生生、动;不可以动静为体用;工夫之动静:循本体为静,从欲念为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