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盐铁论》——西汉中期儒法两家的一场大论战

在我国历史上,儒法两家的斗争从来是很激烈的。公元前八十一年(即年幼的汉昭帝继承汉武帝皇位的第六年)召开的盐铁会议,就是儒法两家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所进行的一场大论战。桓宽的《盐铁论》一书,是根据会议的记录整理而成的。盐铁会议斗争的实质,是坚持还是改变汉武帝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路线的问题。斗争双方的代表人物,一边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另一边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霍光没有出场,他用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贤良、文学作为他的炮筒子。桑弘羊是一位杰出的法家,他在汉武帝身边工作了几十年,参     

西汉一场儒法大论战的纪录——《盐铁论》选注

汉昭帝始元六年,即公元前八十一年,西汉朝廷召集了一次有名的盐铁会议。会议以封建政府的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为一方,以打着来自“民间”旗号的贤良、文学等六十多人为另一方,双方在有关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调节贡物运输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围绕着盐铁等业官营政策这一议题,还在有关政治、边防军事等问题上展开了多方面的争论。这是西汉时代一场激烈的儒法大论战。在这次会议上,贤良、文学代表着汉代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利益,运用孔老二的儒家学说,疯狂攻击汉武帝为加强封建政府的中央集权,打击奴隶主残余势力而采取的法家路线和一系列的经济、政治以至边防等政策措施,并对法家的先驱者,进行了恶毒的诽谤。他们为奴隶主残余势力搞复辟大造反革命舆论。而桑弘羊作为处于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以法家学说为武器,对贤良、文学的谬论和他们所贩卖的孔孟之道,作了针锋相对的、有力的回击,对孔老二和他的徒子徒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商鞅、秦始皇等法家作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歌颂,有力地维护了汉武帝所推行的法家路线和政策。现在,我们回顾一下这场两千年前的儒法大论战,对于进一步认清孔孟之道在历史上的作用,彻底肃清其流毒,和认识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很有教益的。《盐铁论》这本书是汉宣帝时人桓宽根据当时盐铁会议的记录“推衍”、“增广”而成的。由于桓宽是站在儒家的立场,所以他在编排双方辩论的问题时往往有意让桑弘羊一方处于被动的地位。虽然这样,但却仍然掩盖不住桑弘羊鲜明的法家思想所放射出来的灿烂光辉。我们这次选注时没有完全按照原书的次序编排,并另加了标题。     

西汉一场儒法大论战的纪录——《盐铁论》选注

汉昭帝始元六年,即公元前八十一年,西汉朝廷召集了一次有名的盐铁会议。会议以封建政府的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为一方,以打着来自“民间”旗号的贤良、文学等六十多人为另一方,双方在有关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调节贡物运输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围绕着盐铁等业官营政策这一议题,还在有关政治、边防军事等问题上展开了多方面的争论。这是西汉时代一场激烈的儒法大论战。在这次会议上,贤良、文学代表着汉代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利益,运用孔老二的儒家学说,疯狂攻击汉武帝为加强封建政府的中央集权,打击奴隶主残余势力而采取的法家路线和一系列的经济、政治以至边防等政策措施,并对法家的先驱者,进行了恶毒的诽谤。他们为奴隶主残余势力搞复辟大造反革命舆论。而桑弘羊作为处于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以法家学说为武器,对贤良、文学的谬论和他们所贩卖的孔孟之道,作了针锋相对的、有力的回击,对孔老二和他的徒子徒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商鞅、秦始皇等法家作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歌颂,有力地维护了汉武帝所推行的法家路线和政策。现在,我们回顾一下这场两千年前的儒法大论战,对于进一步认清孔孟之道在历史上的作用,彻底肃清其流毒,和认识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很有教益的。《盐铁论》这本书是汉宣帝时人桓宽根据当时盐铁会议的记录“推衍”、“增广”而成的。由于桓宽是站在儒家的立场,所以他在编排双方辩论的问题时往往有意让桑弘羊一方处于被动的地位。虽然这样,但却仍然掩盖不住桑弘羊鲜明的法家思想所放射出来的灿烂光辉。我们这次选注时没有完全按照原书的次序编排,并另加了标题。     

在历法问题上的一场儒法论战——读《驳议》

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儒法两家起着截然相反的作用。法家主张前进、革新,因此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儒家守旧倒退,压制新生事物,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绊脚石。历史上一些重大的科举成就,往往是冲破了儒家的束缚和阻碍才取得的。南北朝 进步科学家祖冲之创制新历法《大明历》的过程,就是一个这样的事例。 祖冲之(公元四二九—五○○年),字文远,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人,他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大科学家。在数学、天文、历法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他曾计算出圆周率的近似值,准确到小数点后七位,即π=3.1415926,而这个结果,欧洲数学家在一千多年以后才算     

论“朱陈之辩”并非陈亮的“免死之计”——与汤勤富同志商榷

本文就汤勤富同志提出的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辩”乃陈亮“免死之计”的观点进行了商榷：“汉唐之辩”是朱熹首先发难的；陈亮有关“王霸义利”思想是一贯的；当时陈亮与理学的境遇并非困厄。     

屈原社会理想与儒法两家的关系

本文从屈原“美政”社会理想与儒、法两家思想关系入手,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屈原社会理想的性质、内容和意义,指出“美政”的主旨在于以先王盛世为蓝本,恢复领主贵族制度的秩序之“礼”。这种思想具有鲜明的儒家色彩,而与法家则是基本对立的。文中还揭示了这一主旨与其社会批判精神的内在联系,及其倡导廉洁政治、主张举贤授能的历史意义。     

评封建末世的“儒法斗争”

儒法斗争是“四人邦”在大造篡党夺权舆论中,鼓吹得十分起劲的题目。一九七五年第二期《北京大学学报》抛出署名柏青的《<红楼梦>与封建末世的政治斗争》,便是其代表作品之一。该文武断地宣称,直到封建末世的清代,不只存在儒法斗争,而且是“更为深入地进行”。这是极其荒谬的,既在理论上毫无根据,也缺乏起码的历史材料可资证明。     

儒、道两家“不言之教”思想的现代价值

儒、道两家都将“不言之教”作为教育的最高境界,在教育过程中强调个体自身的“体悟”与“内省”。文章通过对“不言之教”内涵的分析,探讨了它的现代价值。     

宋代理学的历史形上说——兼谈朱熹、陈亮"义利王霸"之辩的实质

宋代理学家在其论政、著述和讲学中对历史和历史发展的问题多有论述。通过梳理理学家的这些论述,可以发现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极表关切,对前朝和前人往往自出机杼作出恰当的评价;然,不让先贤的自信却充溢字里行间。这表明他们的历史观是积极、进步的。但是,他们的历史学说中存在着观念化、绝对化的现象,这便使他们的历史学说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科学合理地认识和解释宋代理学家的历史学说,还理学家以卓越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面目,有助于认识宋代理学家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     

如何认识儒法两家的思想——敬答李锦全同志

拙作《封建专制主义不是孔孟之道》(《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有幸得到李锦全同志的关注,不远千里殷勤赐教,十分感激。遗憾的是,李同志从拙文中竟得出这样一种谬误的“印象”:“似乎儒家尽讲民主,唯有法家才讲专制;在中国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及其上层统治的帝王,实行的是民主体制,到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进入封建社会后,     

朱熹哲学中的天与上帝——兼评利玛窦的以耶解儒

朱熹哲学中人格神的成分常被人们所忽略乃至否定,实际上他的天的三种含义中的＂主宰天＂即是对周初宗教的＂上帝＂的继承。朱熹的主宰天具有鲜明的内在性,这使其常被义理天和自然天所掩盖。然而,朱熹仍承认神人间的人格性的交流和沟通,但由于＂绝地天通＂的神权垄断,这主要是通过孔子信仰的中介来实现。利玛窦虽然看到了主宰天、义理天和自然天的不同,但他将儒家的主宰天、上帝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无疑犯了简单化的错误。     

“文革”时期“尊法批儒”的文化现象分析

毛泽东发动“尊法批儒”运动的直接原因在于利用法家厚今薄古的思想为“革命”进行辩护.“尊法批儒”运动的深层原因在于人类文化演进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尊法批儒”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一方面必须捍卫其现代性指向,另一方面应当追求现代化与传统文化资源的完美契合.     

“军阀”治下之“军阀”学理研讨——以北伐战争前夕一场政治与学术论战为中心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伐战争即将爆发之际，在一批学人和社会政治活动家中间爆发了一场关于谁是“军阀”，以及怎样定义“军阀”、如何改造国家与社会武装力量等问题的激烈论战。论战虽由时事问题所引发，其影响却超越了政论范围，推动了“军阀”话语体系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有关中国政治与军事问题的学理研讨。     

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之几点异同——一个法理学角度的比较研究

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和法家,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两大家。从思想核心、法律与道德、对民众的态度和治国方针等角度对~4J＇l的法律思想进行的法理学式的比较可见,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既有着较大的差异,也有着相同之处,这也是儒法两家在传统中国能发生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     

朱熹的“小学”之教与“成人”之道

“成人”教育是传统儒学教育的基础和根本,成德、成圣都是从成人中展开出去的.朱熹做为教育家以教授初学者“做人的样子”为目的,根据其理学思想的新内容和特点编订了《小学》一书,以完成“小学”“大学”一体的教育体系.特别是贯穿于《小学》的“敬”思想,赋予了儒学德性教育更为鲜明的个己意识,在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中发现、认定自身,在“成己”中才可实现明德新民的“大学”之道.《小学》“为己之学”的立教理念和方式对当今教育仍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评所谓“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路线斗争理论的铁证

所谓“儒法两条路线斗争”,是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四人帮”的一大发明。他们曾经挥舞着这根魔杖,把古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搞得混乱不堪,把马克思主义路线斗争理论篡改得面目全非,把广大革命人民的思想搞乱。罪恶累累,为害极大。“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炮制者“四人帮”一伙,曾大言不惭地宣称过,他们这个观点     

灾害记忆·时间——“记忆之场”与“场之记忆”

灾害记忆会随着社会成员的死亡形成代际中断,随着现代性而被淡化,与此同时,灾害经验也正被所谓科学主义所取代。然而,面对仍不断出现的灾害,地域社会为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尽快重建恢复社会生活及秩序,总会通过各种方式动员灾害经验、灾害记忆,以进行灾害文化的建设。在这其中,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灾害记忆,都早已成为了博物馆、纪念馆永久性的主题,形塑着整合意义角度的"集体记忆"。民俗学及文化人类学所确认的地域社会时间观念的复杂性呈现出集体记忆"解释共同体"内部的复杂性,并表明这种复杂性在生成多样的灾害文化以应对自然灾害时具有积极意义。     

辛亥革命时期南社社友手中的两大法宝——“报刊”与“诗文”

辛亥革命时期,南社社友以报刊与诗文为武器,宣传革命,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旧文化,在近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协商”与“选举”之辩——兼评“协商民主优先论”

在协商民主研究热中,众多学者提出并论证了协商民主优先论,这种以中国非竞争性集权体制、多元化的利益关系,传统文化土壤为由,而倡导的避开选举民主而优先走上协商民主发展之路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协商民主优先论既曲解了协商民主本身的观念,也背离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之间的内在逻辑。作为代议制核心架构的选举民主是现代政治民主的标志,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没有选举民主及其所维护的代议制,协商民主会因为缺乏公民平等政治权利的保障而丧失有效运行的制度空间;而没有选举与投票环节,协商民主将议而难决。选举民主是一条无法绕行的必经之路,只有同时推动选举民主,其他民主形式才可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