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地机制下的人地矛盾及其缓解

包产到户以来,根据人口增减频繁均分土地已经成为很多地区的一个惯例,而这种机制却使得人地关系不断恶化。本文以罗村为例,通过对罗村的考察与分析,认为农地产权的模糊性与不稳定性是调地机制得以存在与延续的制度根源,因此主张明晰与稳定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缓解人地矛盾创造根本的制度前提。     

中国农村人地矛盾的新状况及其治理

自20世纪末以来,我国新的农村人地矛盾凸显,具体表现为建设用地扩张与耕地保护的量性矛盾、劳动力与土地资源配置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土地细碎化与发展现代规模农业的技术性矛盾以及土地资本化需求与产权安排的供需矛盾。从目前形势看,这些矛盾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化解并系统推进对农村人地矛盾的治理是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农村结构性人地矛盾及其治理——以湖南省益阳市X村为例

人地矛盾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社会公平和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基于湖南益阳X村的调研数据发现,农村土地数量和质量的分配均存在结构性不均。人均耕地资源在同一村落不同村民小组之间土地分布不均,同一村民小组内部农户劳动力与土地资源之间分配不均。这与洪涝等自然灾害导致农地面积减少,农村人口更新换代、婚嫁、人口迁移、农户耕种能力和意愿背离以及农地政策对农村土地使用权的长期稳定导向不无关系。因此,需要从推动土地流转、保障妇女土地承包权益、落实现有政策三个方面积极治理。     

论农地平分机制向市场机制的整体性转轨

建国后的50多年来,我国对农地制度进行多次变革的实质都是平分土地。这种带有行政强制性的农地分配机制产生了“村社集体成员权”平均占有土地的严重倾向,直接刺激了农村人口快速增长;反过来,人口增长又降低了农民的人地比率。目前在我国大多数农村社区,农户承包地细碎化的趋势十分明显,使许多农户失去了依靠土地生存的基本保障功能。《农村土地承包法》虽然从法律上切断了农地继续细分的制度路径依赖,但是,由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模糊,在人地矛盾日益紧张的压力下,今后很难阻止农民继续要求平分集体土地的机会主义动机;而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为了满足多数农民的强烈愿望违法调整农村承包地的行政行为也会经常性发生。因此,从宪法和法律上明晰农地私有产权,用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是我国21世纪农地制度创新的惟一的正确方向。     

华兹华斯的人地观及其根源

华兹华斯的人地观主要体现在他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影响的认识上。他从自然予人快乐和人性指引以及人予自然“生命的敬畏”两个方面,即自然环境对人的情感、性格、道德、生活和劳作等方面的影响,以及人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和顺应,表达了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地观。他的人地观既受到孟德斯鸠等人提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也为20世纪的“人地或然论”和“人地和谐论”奠定了基础。其形成既离不开那时的社会环境和希伯来文化中的生态保护思想,也离不开诗人对自然环境独到的认识和把握。     

论农地平分机制向市场机制的整体性转轨

建国后的50多年来,我国对农地制度进行多次变革的实质都是平分土地。这种带有行政强制性的农地分配机制产生了"村社集体成员权"平均占有土地的严重倾向,直接刺激了农村人口快速增长;反过来,人口增长又降低了农民的人地比率。目前在我国大多数农村社区,农户承包地细碎化的趋势十分明显,使许多农户失去了依靠土地生存的基本保障功能。《农村土地承包法》虽然从法律上切断了农地继续细分的制度路径依赖,但是,由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模糊,在人地矛盾日益紧张的压力下,今后很难阻止农民继续要求平分集体土地的机会主义动机;而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为了满足多数农民的强烈愿望违法调整农村承包地的行政行为也会经常发生。因此,从宪法和法律上明晰农地私有产权,用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是我国21世纪农地制度创新的惟一的正确方向。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三同”流转与农地矛盾转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即“三同”）.分析了我国农地流转收入分配的制度基础,农地“非三同”流转的收入分配及其矛盾,探讨了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三同”流转的收入分配及其矛盾.认为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三同”流转后,征地比重将下降,由征地诱发的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官民矛盾会减少,但随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的增加,乡村干部和农民之间有关流转决策权、流转收益风险分摊、收益分配和争地的矛盾将迅速增加.主要农地矛盾将由农民与政府（开发商）之间的官民矛盾转化为农村内部乡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干群矛盾.     

农地流转制度创新的逻辑与步骤

农地规模经营需克服土地细碎化,这以农地流转制度创新为前提。自发土地流转难以克服土地细碎化,“行政干预市场”又损害了弱势农民自主交易权利,这启示制度创新需在满足保障农户自主交易前提下供给低成本整合细碎化土地产权的机制。皖中宣州县经验表明可行的制度创新步骤是：首先建立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离”新制度,重构土地集体所有制;其次建立自下而上的农地流转组织和规范体系,形成“农户主体、村社中介”的农地流转新模式。我国完全可以利用集体所有制优势,创新农地流转制度,克服东亚小农国家共同面临的土地细碎化问题。     

对农村土地调整制度的解析

目前我国对农村承包土地的调整制度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其性质、利用等方面,主要关注土地的经济性,极具经济学话语。而农地调整制度除应具有经济效能以外,还有稳定农村与保证农民生活等社会价值,有利于化解人地矛盾、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和农民实行新的合作。目前农地法律制度在下乡过程中又与农村实际显示出一定的不协调性,在调整被国家严格控制的同时,农村对农地的调整需求却还是不少,而且调整制度在当下成为解决土地困境的渠道之一,使得对农地调整制度进行解析尤为重要。     

农地优化利用与福利功能的矛盾及其对策——以陕北地区为例

现阶段,陕北地区力求实现农地高效配置、优化利用的目标与农地尚有福利功能的现状之间存在着较为深刻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对策应当是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逐步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逐渐改变农民的"恋地"心态,以弱化农地的福利功能,建立健全明晰而有效的农地产权制度和农地流转机制等,以实现农地高效利用的目标.     

土地开发与耕地保护

人地矛盾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农业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农业结构调整和加入WTO的背景下,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要求从土地开发与耕地保护两方面着手解决。土地开发应遵循土地稀缺原理、地租理论、人地协调理论、动态平衡原理与系统工程理论等。我国的人均土地资源较少,质量不高,后备土地资源不足,决定了应加强耕地保护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其主要措施有:严格贯彻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拓展耕地保护思路;重视系统和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开发;明晰和稳定土地开发产权制度以及加强土地开发制度建设与项目管理工作。     

论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制度之完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公共设施的增加,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与补偿已不可避免,土地征收关系到国家、集体及个人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平衡,如果征地补偿制度不公平、不合理、不规范,征地不仅会造成财富的损失,还可能激化矛盾。鉴于目前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通过对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探析,着重分析我国集体土地征收的条件、程序及征地补偿制度等问题,尤其在完善我国集体土地征收的基本构想方面,就"公共利益"范围的可行性思路提出见解。如何在现行法律制度下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制度,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土地法》中的一个矛盾--论《土地法》对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缺失

《土地法》中有一个矛盾,即一方面规定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另一方面,又取消了它,这导致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处于无司法保护的状态,也间接地导致了我国耕地资源的快速减少。这一矛盾是与《土地法》的立法理念相关联的。     

地块尺度农地城市流转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武汉市和黄冈市的问卷调查

协调好经济发展和农地保护的矛盾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农地城市流转是这一矛盾的焦点。土地的空间异质性决定了地块尺度农地城市流转驱动机制研究的必要性。通过调查数据，分析了土地异质性对农地城市流转的影响。研究表明：（1）家庭土地资源禀赋的大小是影响农地城市流转最主要的因素；（2）面积较大的地块是农地城市流转的首先对象；（3）质量较好的菜地较易流转为城市用地；（4）处于城市规划区内、到市中心的时间成本较低且交通较发达的农地相对容易流转为城市用地；（5）平原地区的地块比丘陵地区和山地地区的地块更容易流转；（6）农地城市流转具有交通指向性，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展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距离城市主干道较远的农地也逐渐会成为流转的对象。     

均田制述论

均田制始创于北魏时期 ,历北齐、北周、隋朝和唐朝前期。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这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土地制度 ,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 ,由于这种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以及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等原因 ,均田制在推行了将近三个世纪之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辽宁省城市化进程中土地集约利用问题研究

分析了辽宁省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土地利用短缺和土地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的集中表现：在城市扩展侵占耕地现象严重,城市快速扩展造成旧城存量土地利用不合理,土地利用效率低,房地产开发用地数量较大,不切实际的＂大城市化＂和城市化步伐加快,在土地集约经营过程的一些政府行为。提出了编制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建立健全辽宁省的土地使用制度,健全和强化土地利用监督反馈机制,完善城市土地储备制度,强化土地市场管制,对土地集约利用并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公平与效率：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中的博弈——兼谈土地规模经营

中国目前“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只能在保证公平的基础上追求效率,即在“平均地权”保证农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追求土地生产效率。目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对农民来说是一种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制度安排。家庭作为基本的农业生产单位,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既适应于传统农业,也适用于现代农业,家庭的土地规模经营从国家战略上讲应当是一种趋势,当前中国农业效率追求的路径选择应是在农业生产经营环节的“统一服务”上做文章。     

中国土地政策目标的障碍与现实选择

我国土地政策目标是以整个农业发展目标为基础 ,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基本出发点的。然而 ,由于受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客观规律的作用及内外部环境的制约 ,土地政策目标在现实生活中频频发生矛盾或错位。具体表现为 :( 1 )土地使用权与产权异化的矛盾 ;( 2 )土地资源保护与比较利益的冲突 ;( 3 )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与外部环境的矛盾。因此有必要重新选择我国土地政策的中心目标。我国土地政策的核心目标应是以效率优先为原则 ,扩大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边界 ,以全面提高土地产出率。而具体的实现途径包括 :( 1 )推动土地承包的物权化和产权持有 ;( 2 )增加投入与激励相结合 ,提高土地集约化利用水平 ;( 3 )培养土地市场与价格体系 ,促进土地合理流转 ;( 4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优化外部环境。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与农地可持续发展

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已步入可持续发展的今天,中国农地矛盾的日益突出以及耕地资源的下降,致使我们不得不寻求出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农地可持续发展途径,而农地产权制度是农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本文就从对农地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入手,分析了我国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对农地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进而提出可持续发展要求下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对策。     

理想与现实之间——宋人的井田梦以及均田、限田和正经界

以授受为特征的中国古代各种“田制”崩溃之后,代之而起的是“田制不立”的宋代社会。“不抑兼并”的国策使宋代土地矛盾十分严重,“井田制”成为挥之不去的梦。统治者和士大夫们寻求“渐均贫富”的良方,经历过均田、限田和正经界等各种尝试。朝廷(国家)与官僚地主阶层在经济上无法解决的利益冲突使企图缓和社会矛盾的种种努力终归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