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三类猪肉进口市场的SPS措施分析

该文根据SPS措施的严厉程度,将世界猪肉进口市场划分为三个类型进行分析,认为一类市场的进口标准高于国际标准;二类市场遵循国际标准;三类市场的标准一般低于国际标准,对价格更为关注。对于中国而言,进入一类市场的遵从成本太高,中国猪肉目前还难以达到,二类和三类市场是中国猪肉出口的主要选择。因此,我国应努力利用区位优势,切实加强生猪的疫病预防和控制,加强生猪屠宰加工厂的卫生、环境和猪肉品质检测,确保出口猪肉达到国际标准;应努力巩固俄罗斯和香港市场,积极拓展韩国市场、日本市场以及东盟市场。     

中国农产品SPS保护水平评估的实证研究

随着农产品进口增多,外来疫病、虫害和危险物进入的概率加大,导致的经济损失大幅提升,考验着中国卫生与植物检疫（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SPS）“防火墙”的安全性。采用科学方法评估中国农产品SPS措施的保护水平,探寻并强化中国SPS保护的薄弱环节,为构建科学有效的防御系统,保护消费者食品安全和国家生态安全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以中国进口量最大的农产品大豆为例,采用层次分析和灰色模糊评价方法,选取转基因大豆谨慎程度、大豆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土壤重金属最大残留限量以及SPS规制数量4个方面87个评价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和降维处理,最终组成23个评价指标,以国际法典委员会标准和国际平均水平为参照体系,评估中国大豆的安全保护水平。研究认为:中国大豆SPS措施处于中等保护水平,与国际水平持平;转基因大豆谨慎程度、农药和重金属残留均处于中等保护,而SPS规制数量则处于较低保护水平,应重点强化;中国SPS保护水平受国情历史、经济水平、科技实力及管理机构的效率等因素影响。     

SPS对我国典型农产品的作用机理探析

卫生与植物卫生（SPS）措施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农产品、食品贸易的最主要障碍。文章分析了SPS对水产品、蔬菜、禽肉和茶叶四种典型农产品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动植物疫病往往导致贸易禁止,是最为严重的SPS措施; 生物性污染主要通过影响产品的上市数量,达到数量控制和价格控制的目的; 化学品残留也是通过控制数量和成本作用于农产品; 物理性污染通过影响产品的数量进而达到贸易限制的目的。我国应针对不同类别SPS措施的作用原理,做好预防和应对工作,以减少贸易的损失。     

健康与贸易,孰轻孰重?——SPS措施的保护目的探讨

卫生与植物检疫（SPS）措施是各国以科学为依据制定的保护消费者健康和环境安全的法规标准。随着SPS措施在国际贸易中的广泛使用，其保护目标常常被质疑是为了保护贸易，而非健康。本文基于2001—2018年WTO成员针对农产品的SPS通报数据，分别选取代表“健康保护”和“贸易保护”的指标，采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ZINB），研究SPS措施的保护目的。结果发现，与健康相关的变量与WTO成员的SPS措施通报数显著相关，SPS措施主要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健康，但也存在贸易保护的嫌疑；发达国家SPS措施保护贸易的嫌疑更大；加工农产品SPS措施相比初级农产品更具有贸易保护倾向。     

基于关税等值的SPS措施贸易保护水平测度

卫生与动植物检疫(SPS)措施是农产品贸易领域使用最多、影响最大的非关 税壁垒.准确度量SPS措施的贸易保护效应可以为农产品出口策略的调整以及自由贸易 区谈判提供依据.基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 OECD国家和中国共３７个国家 HS２位编码农产品 贸易数据,采用局部均衡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测算 SPS措施对农产品进口 数量的影响,将SPS措施的数量效应转换为价格效应,在计算各类农产品进口需求价格弹 性的基础上估算关税等值(AVE).研究发现:样本国家农产品 SPS 措施关税等值介于 ４．６％~６０．６％之间,平均关税等值达２１．０７％,是农产品加权平均名义关税的２倍;从产品 加工程度来看,初级农产品SPS措施的平均关税等值比加工农产品高出６０％,其中疫病风 险最高的活动物类产品的关税等值为６０．６％.因而,出口商在选择出口市场时应综合考虑 关税水平和SPS措施的关税等值.     

SPS措施：贸易壁垒还是贸易催化剂————基于发达国家农产品进口数据的经验分析

与食品安全、动植物健康和环境安全密切相关的卫生与植物检疫（SPS）措施成为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农产品贸易的主要保护手段。将农产品细分为24章（HS01-24）,从进口国的视角分析其针对每一章农产品实施的SPS措施对该章农产品进口贸易影响的研究表明,SPS措施对农产品进口的影响呈U形,即在SPS措施正式实施的2年左右产生贸易限制作用,之后转化为贸易促进作用;SPS措施对初级农产品（HS01-14）的影响与总体农产品趋势一致,且影响幅度更大;SPS措施对加工农产品（HS15-24）的进口则产生微弱的贸易促进作用。     

生猪疫病对猪肉贸易的影响及对中国的启示——来自台湾的口蹄疫案例

用台湾爆发口蹄疫的案例实证演绎了生猪传染性疫病对猪肉贸易的重大影响。研究认为:疫病预防和控制以及国际认可、国家兽医体制的控制能力以及生猪适度规模饲养是猪肉贸易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作为养猪大国的中国,必须吸取国际经验,完善生猪疫病预防和控制,促进猪肉贸易发展。     

SPS措施对中国水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SPS措施是入世后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面临的主要障碍,而水产品是农产品出口的第一大类。从水产品出口的现状出发,详细分析了SPS措施对水产品贸易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SPS控制标准的提升抬高了市场准入门槛,达到了贸易禁止或贸易限制的目的;检验认证项目的增多推高了遵从成本,使得利润流失,企业退出;SPS负面消息的扩散放大造成了长时间和大范围的贸易限制或贸易禁止。提出中国应尽早修订相关标准,完善预警机制,建立从＂池塘到餐桌＂的全程质量控制系统,提升企业的质量安全竞争力,减少SPS措施的负面效应。     

SPS措施对福建省农产品出口影响分析

通过对福建省22家重点农产品出口企业的问卷调查,详细考察了国外SPS措施对福建省农产品出口的影响。调查结果表明:SPS措施已成为除汇率外影响福建省农产品出口的最重要因素;福建水产品、茶叶和蔬菜受到SPS措施的影响较大;日本和欧盟的SPS措施对福建省农产品出口企业的冲击较大;企业受SPS措施影响的原因,既有国内外标准差异过大、国外标准过高、信息不对称等外因,也有企业出口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较低这一内因,等等。在调研基础上,从政府、协会和企业等层面提出了应对SPS措施的建议。     

食品可追溯体系建设的标准问题研究

为提升食品安全水平,中国正积极开展食品可追溯体系建设,并率先在行业风险较高、民众消费量较大的猪肉上展开试点建设和逐步推广.然而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之间实施的猪肉可追溯体系由于应用不同的标准而不相兼容,严重抑制了其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功能.2012年中国商务部陆续发布了指导流通环节肉类蔬菜可追溯体系建设的统一行业标准,意在推动不同地区或企业之间相关可追溯标准的统一.通过考察中国最大的生猪屠宰加工企业——南京H企业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标准与流程,发现H企业的猪肉可追溯标准与行业标准之间尚不兼容,在信息采集、信息存储、追溯码、信息处理与传递方式等方面均存在显著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抑制大型生猪屠宰加工企业应用猪肉可追溯行业标准的三点原因,并提出了如何率先引导大型企业将其可追溯标准与行业标准相兼容,逐步推动猪肉可追溯标准相统一,进而引领与促进中国食品可追溯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