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僧肇的般若思维方法

由于参与罗什的译经活动,僧肇在思维方法上完成了从玄向佛的转变,即从玄学的本体思维转向了具有非本体论特征的中观般若思维,包括中道思想、无分别观念、二谛理论、遮诠法和空的观念等.不仅如此,僧肇还用中国式的语言较为准确地表达了般若中观学的思想观念,对印度佛教的本真精神和原始义理做了一次"还原"的工作,从而为佛教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僧肇佛学哲理探微与新知

僧肇所弘扬的大乘中观般若学曾经盛极一时,且使具有较强理性思辨的魏晋玄学从此终结,将般若学从玄学中析分出来,同时从认识论、本体论、解脱论等哲学理论高度,为中国佛教建构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圆融体系,并对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及思维方式,以及隋唐时代的天台宗、三论宗、禅宗,直至宋明时期的中国哲学思想,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纵深发展.然而,僧肇佛教哲学理论也有其局限性,不仅运用了玄学的词句,思想上也与玄学划不清界限.     

僧肇的无分别观念

无分别观念是佛教般若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认为用世俗的言语概念是不能分别事物的本质或实相的,事物不过是假名,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过是虚妄幻想。僧肇的无分别观念得自鸠摩罗什传来的龙树中观学,同时中国传统哲学中对语言和本体存在关系的论述也必然对他接受无分别观念起到铺垫作用。《肇论》中的无分别观念是很突出的。但是,僧肇的无分别观念由于强调"无分别"而使之与"分别"处于对峙的状态,其境界不如后期禅宗。     

僧肇佛学的美学底蕴

僧肇在早期佛教的本土化过程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准确论述的般若中观理论虽不是美学 ,但对中国古典学和中国人传统的审美意识以及艺术形象组合发生了重要影响 ,形成了一种与儒、老庄道玄完全不同的美学路向。这主要体现在他运用般若中观所揭示的“空”“静”的世界观、自然观 ,涅的人生境界 ,“虚照”“妙契”的般若把握世界的方式三个方面     

僧肇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

僧肇梵华会通的之特色,集中体现在他的大乘"圣人观"上。僧肇将对中国传统圣人境界的追求,承接在了悲智双修的大乘佛教立场上,将佛教般若学问与生命境界打通。无论是僧肇著书中的语言、论证方式、文本结构还是其终极目标,处处都体现出这种杂糅。立足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是解读僧肇"物不迁"、"不真空"、"般若之圣智"、"涅槃之圣境"之佛学理论的钥匙。僧肇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体现的是佛教的立场而非老庄玄学或儒学。"圣人"、"至人"是老庄、儒家、玄学谈论的话题,僧肇承接那个时代的主题,继续谈下去。而僧肇的"圣人"更准确地说是大乘"菩萨"。     

“是”与“真”、“空”与“觉”——僧肇佛学的主题

从四个层面入手,探讨僧肇佛学的逻辑进程。第一,有无思维建立在"是"的哲学观念基础上,并试图对事物作出是与非、真与假的判断,僧肇对此加以批驳,认为如果不对"是"的思路加以反思,就无法明确大乘佛学对于"真"的认识;第二,经由对"是"的相关思维的批判,僧肇佛学使大乘佛学在"真"观念上的见解凸显出来;第三,借助于《中论》的论证,僧肇认识到大乘般若学的"真"观念与"空"的学说相联系,从而实现了"真"与"空"的辩证反转;第四,通过"空"的真相肯认与"真如实相"的呈现,大乘佛教所倡导的"觉"顺而就在逻辑与宗教悲情上获得了圆成。     

般若学与《物不迁论》

一直以来,学界对《物不迁论》中动静关系和“不迁”之所以可能的认识褒贬不一。研究《物不迁论》,需要注意《肇论》诸篇中的内在逻辑联系,更不能脱离僧肇的大乘中观般若思想的一贯体系。文章着眼于僧肇中观学的大背景,依其论学的基本特色,阐释以往对《物不迁论》的批评是不能成立的,并进而肯定佛教大乘中观思想的哲学意义。     

般若空性思想中国化之初探——以《肇论》与《中论》解空思想比较为中心

般若思想传入中国之初，僧肇大师曾被罗什大师称为中土解空第一。然僧肇大师在接受中观思想后，在其论著《肇论》的表述中并没有完全遵循《中论》中探讨空性时所用的方式。这里可以看到，般若中观学传到中土后，并未偏向纯粹、繁琐论辩分析这条路来表达、理解空性，而是有其特有方式。《肇论》里更多是从体空观契入，而且《肇论》解空天然蕴含有如来藏、心性思想的倾向，这也是后世非常自然地用禅、华严去联系《肇论》的原因。所以中土对空性的理解最初起就有如来藏、心性思想之中道空性的天然趋向，而没有止步于大乘佛教纯粹中观之境。这是般若空性思想传入中土后中国化的体现。     

论僧肇对中国哲学的贡献

僧肇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名杰出佛教思想家,以他为代表的般若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佛学的形成.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哲学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僧肇以非有非无为万物的本体,主张寂用一体,使秦汉时期的经验式的宇宙生成论走向了抽象的宇宙本质论.从知识论角度看,僧肇哲学以沤与般若两概念,讨论了知识与智慧的关系,纠正了庄学绝圣弃智的极端.从人生哲学角度来看,僧肇主张万物非有,故物我俱一,万物非无,故抱一湛然,最终体之以为神.     

僧叡般若学视域中的涅槃佛性

"实相涅槃"构成了解脱的最高境界成为由般若学向涅槃学发展过渡的理论先导.佛性论是涅槃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研究和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僧叡在深刻理解般若中观学的基础上,注意到般若学与涅槃学的相通之处,转向涅槃佛性的探讨.     

《成唯识论》中的唯识空观及其对“外道”的批判

佛教思想是在与不少其他宗教哲学派别思想的相互影响和冲突中发展起来的。大乘佛教虽然分为中观和瑜伽行两派，但它们在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对其他派别的态度也有类似点。《成唯识论》中的唯识思想实际上包含了般若中观理论的重要成分，是瑜伽行派论述佛教“空”观念的一种基本形式。《成唯识论》从佛教的唯识空观出发，对其他派别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涉及各派的核心思想，而批判的重点则是各派学说中的实有观念。通过对这方面内容的分析，可以了解佛教与许多印度古代思想派别的基本理论差别。     

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从“惑智”走向“圣智”之路——僧肇的般若认知方式探微

僧肇是南北朝时期大乘中观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他所著成的<般若无知论>、<物不迁论>和<不真空论>等著名的佛学文章中,集中对这一时期中观般若思想作了最为明晰的阐述.他提出"惑智"与"圣智"两种不同智慧,并对这两种智慧作了对比分析.同时,为了使人们能够抛弃"惑智",获得"圣智",僧肇还提出了对治方法.     

由“空”入“有”——僧叡对《般若经》《法华经》态度的转变

僧叡是中国佛教思想由＂空＂入＂有＂转换过程中的代表人物。僧叡在其一生佛教思想的发展过程中,由尊崇《般若》到扬《法华》而抑《般若》,不断突出了《法华》所呈现的实体意义。僧叡思想的转变,是由以般若＂毕竟空＂思想为主导,渐次离开,逐渐走向＂佛性有宗＂的方向。他的转变对南北朝时期般若与涅槃的合流起到了催化作用。     

僧肇《不真空论》与佛教中国化——兼论僧肇对般若学三宗的批判及其“空”论观

僧肇的著名论文《不真空论》,运用印度中观般若学的中道遮诠方法,阐述了“空”的真义.通过对般若学三宗的批判,就“有”说“无”,强调“立处即真”,在非“有”非“无”中显中道真谛,阐释了“不真故空”,“不真即空”的“不真空”道理,揭示了般若性空的根本意旨.僧肇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丰厚养料,对魏晋玄学“有”、“无”等问题加以总结,适应了当时玄佛合流的实际并把它进一步推向深入,标志着玄学的终结和中国化佛学的真正开始.     

《般若无知论》的中观思想

《般若无知论》阐述了“不落两边”、“不离两边”的大乘中观般若学说。论文的主题是“般若”。以“无知”二字为“般若”下定义,力图说明佛教般若(圣智)和通常人的认识(惑智)有本质的不同。本文重点解释“般若”之作为无相与其无知之特质与作用,从而探讨其中观思想之所在。     

读《般若无知论》

我国姚秦时代的佛学大师僧肇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素享极其豪华的声名.他留下的《不真空论》,《物不迁论》和《般若无知论》等三篇论文,是佛教文献宝库中的瑰宝奇珍.其中,《不真空论》,《物不迁论》两篇论文,是从本体论方面讲的,旨在探讨外部世界的真相,其立论对象是“所观之境”;《般若无知论》是从认识论,概念论方面讲的,旨在寻思精神的真相,其立论对象是“能观之智”.熔“境”“智”于一片,在客体与主体统一的意义上,把握整个世界的普遍根据、理由和实质,这就是僧肇造作三论的终极目的.《般若无知论》是僧肇在由西域人汉中的佛学巨匠鸠摩罗什门下从学助译时,根据     

“空”“有”与“空性” ——以龙树《中论》第廿四品前六颂为例

对"空"与"有"范畴的把握,是正确理解般若经教及龙树菩萨中观学的要点和难点。中观学对于般若经教之诠释,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以说一切有部为主的部派对于般若空义极端化的误解。因此,在考察"四谛"这一佛法基本义理的第廿四品之首,龙树菩萨即针对有部对空义的误解及其推论,提出著名的"二谛"说,为以中观理诠释四谛奠定了基础。同时,在展现有部、犊子部等部派佛教之四谛说的"人空法有"的"问题意识"中,去探索接受般若中观学空性观之际,所遭遇的与文殊法门类似的困难,从而明确了诸法以二谛圆融,即世俗因缘中的存在性与胜义实相中的空之间无碍、无冲突。     

宗喀巴对瑜伽行派的判释

瑜伽行派是由弥勒所传、无著世亲兄弟所创立的印度大乘佛教的两大学派之一,因其主张"万法唯识"、"识有境无"的观点,故被学术界称为"有宗"。但在藏传佛教各派看来,大乘瑜伽行派的学说,并非仅仅宣说唯识学,它还宣说菩萨学、如来藏学、佛性说,甚至是般若学。故瑜伽行派学说传入西藏后,藏传佛教各派对其学说进行了不同的判释。特别是宗喀巴大师,从改革元末明初西藏佛教的衰败局面出发,从正确诠释般若中观正见、建立正行信仰的目标出发,对瑜伽行派的学说进行了创造性的评判,并将其纳入自派构建的止观修行体系之中,为藏传佛教的健康发展确立了正确的轨道,做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贡献。     

论韦皋与佛教

韦皋是唐朝中期的名将,官至剑南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尹。在蜀期间,他崇奉和提倡佛教,编造初生满月时"胡僧"预言故事;归心南宗禅道,结交禅宗、华严等宗名僧;助弘律部东塔宗律疏,宣扬鹦鹉念佛和净土观念;雕造嘉州凌云寺大弥勒佛石像、成都大慈寺普贤菩萨像,在成都新建宝历寺。韦皋崇奉和提倡佛教,促进了中国佛教诸宗派的发展,推动了佛教在四川地区的传播和兴盛,有利于四川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研究韦皋与佛教,为我们观察当时的佛教与社会提供了极好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