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畏”字正解

《论语·子罕》:“子畏于匡”,邢昺疏:“记者以众情言之,故云畏于匡,其实孔子无所畏也”,将“畏”字理解为“畏惧”,其误显然。杨伯峻《论语译注》解“畏”为“拘”,译为“孔子被匡地的群众所拘禁”,意义理解虽前进了一大步,但释“畏”为“拘”,仍未属达诂。其实,“畏”应破读为“围”。“畏”属影母未韵,“围”属喻母微韵,二字音近相通。《韩非子·难言》:“仲尼善说而匡围之”,《淮南子·主术训》:“孔子……围于匡,颜色不变”,《史记·孔子世家》“索隐”引《孔子家语》:“匡人简子以甲士围     

孔子为什么要恢复“周公之藉”?

<正> 《国语·鲁语》载孔子对季康子说:“若子季孙欲其法,则有周公之藉矣。”《左传·哀公十一年》也记有孔子同样的话,惟是“周公之藉”作“周公之典”。历来评论孔子的人,多以此为据,认为孔子既然主张效法“周公之藉”,要求恪守“周公之典”,那末,他是顽固地站在以周公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妄想复辟“藉”这种残酷剥削奴隶劳动的奴隶制,该属无疑的了。这实在是对孔子思想的严重歪曲。     

先秦儒家孝论的发展与《孝经》的形成

《孝经》一书系由儒家学者综合孔子、孟子、荀子及以乐正子春为代表的孝道派的孝道理论而成。经过孔子的论述,孝道理论得以初步形成;孟子就孝理论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念,为《孝经》的形成提供了一些思想材料;荀子则将仁义作为孝的标准,从另一方向补充了儒家的孝道理论。《孝经》自成体系,言约义丰,不能将之简单地归结为儒家某一学派的著作。     

曾子领纂《论语》说

《论语》主要出自曾氏之门 ,或者说曾子及其弟子是编纂、传播《论语》的核心。它有孔门弟子相与辑而论纂、特别是曾子传授的基础 ,它起于曾子 ,终于子思。它经历了从孔子殁后 (公元前 479年 )至曾子去世不久 (公元前 43 6年之后 )约半个多世纪的酝酿传承、汰选洗练的过程 ,最终由子思补缀结集完成。《孝经》、《大学》以及大小戴《礼记》中的有关曾子篇什 ,成书轨迹与此相类。统称曾子为领衔主编 (领纂 ) ,符合先秦诸子的著述习惯。     

孔子论《韶》考

孔子论音乐,竭力推崇《韶》。考察一下什么是《韶乐》,对于理解孔子的文艺观、审美理想都是有意义的。《论语》中记载孔子曾反覆地赞赏《韶》,给予最高的评价。例如: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     

何谓孔子之道?

<正> 何谓孔子之道?《论语》中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有这么一条:“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巳矣。’”(《里仁》)孔子本人没有直接说明他的道究竟是什么,而只是指出这道具有“一以贯之”的特点。曾子的回答倒是颇为具体而自信。由于曾子的看法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曾经得到孔子的认可,所以有人就提出了怀疑,认为曾子之说未必妥当,概括孔子之道的不是忠恕而应是仁,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的意思是:我“仁”的学说贯穿着“中庸”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忠恕固然不能概括孔子之道,仁也同样不能。     

孔子的自学成才思想初探

<正> 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忠于教育事业,执教四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强调自学成才,是孔子教育思想内容之一,本文试图就此作一初步探讨。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但他“作《春秋》”。“修《诗》、《书》、《礼》、《乐》”;又“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孔子不仅是一个大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个大学问家。孔子的学问,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明确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子贡原来认为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后来,改变了看法:“卫公     

《唐勒》、《小言赋》和《易传》

<正> 孔子与《易传》的关系,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是以十翼为孔子所作。对此说表示怀疑的,始于北宋欧阳修的《易童子问》,而清人崔述作《洙泗考信录》,专有《辩作<易传>之说》一篇,论之尤详。近人论《易传》作者,多援崔氏之说,但也有加以驳正的。如日本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其《孔子世家》考证引崔述语,逐条反驳,并历引《战国策·秦策》蔡泽语、宋玉《小言赋》、《荀子·大略篇》、《礼记·乐记》、《韩非子·外储说》、《新语·道基》等篇及《淮南子·缪称》,证明《易传》流行久远,为各家引     

颜回思想的积极因素

颜回,名渊,字子渊,春秋末年鲁国人,孔门弟子之首。《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回年二十九,发尽白,早死。”其生卒年说法不一,主要有享年四十一岁(公元前521—481年)说和享年三十一岁(公元前521——491年)说。《论语·雍也》记他“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可知他家并不富裕。《庄子·让王》则记他家有“郭外之田五十亩……郭内之田四十亩。”《史记》又记他和父亲颜季路“父子尝各异事孔子。”父子二人同     

《黠鼠赋》作时蠡测

<正> 苏轼《黠鼠赋》作时,有少年、成年、晚年时期诸说。愚意为晚年儋州时期作。首先,赋中怍者自称“苏子夜坐”,“苏子叹曰”。“子”为对男子尊称。《谷梁传·宣公十年》:“其曰子,尊之也”。如孔子、荀子等。宋人文毒中自称“某子”也都指中年或晚年。如欧阳修《秋声赋》中自称、“欧阳子方夜读书。”那是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     

“虎”称“大虫”的原因

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修订本)585页说:“除了避讳之外,其他的忌讳,也可能引起事物名称的改变。古人忌虎,所以称‘虎’为‘大虫’”。这个看法对不对呢?我们不妨先从“大虫”一词的来源说起:在上古的时候,“虫”字曾经一度扩大到动物的总称。《山海经·大荒北经》:“有虫,兽身蛇首,名曰琴虫。”《庄子·应帝王》:“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韩非子·说难》:“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吕氏春秋·本(?)》:“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大戴礼·曾子天圆》:“毛虫之精者曰鳞;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论衡·自纪篇》:“人亦虫物,生死一时。”人们最初对“虎”的认识并不一致,《战国策·秦策》:“虎者,戾虫”。《论衡·遭虎篇》:“夫虎,毛虫”。可见是从不同的角度定性的。     

关于曾参之“参”的读音

孔子弟子曾参,又称曾子。曾参之“参”,一般人都读Shen.吕友仁先生着文,重提古代学者方以智、王引之等人的观点,认为“参”是“骖”的借字,当读cdn（见帖汉语研究价998年第2期）。理由是：“根据名字相应的规律,此参字只有读‘掺’才说得通。”笔者以为不然。笔者久居孔子故里曲阜,访知当地人上至饱学硕儒,下至田夫野史,都称曾子为曾参（日记卜,无有读曾参（C日一者。曾子故里山东鲁西南一带地区的百姓也都读Shgn。清代以前,也未见有读con者,不读csn倒有确证。《说文·林部》给“森”注音说：“读若曾参之参。”“参”与“森…     

孔子“三畏”释诂

《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杨伯峻《论语译注》将“畏”字译注为“害怕”,未能准确地揭示孔子言论的内涵。实际上,上古“畏”字除表“惧怕”之外,还可表“敬畏”、“敬服”。《广雅·释诂》:“畏,敬也”,《坛韵》:“畏,心服也”。《后汉书·梁统列传》“吏人畏爱之”,同书《孝明八王列传》作“吏人敬爱之”。《汉书·孔光传》引《诗经·周颂·我将》“畏天之威”,颜师古注为“敬天之威”。“畏”常常与“敬”连文,如《管子·明法解》“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敬”,《史记·鲁周公世家》“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我们认为,上引《季     

论曾子——关于历史上的曾子和曾子的历史评价

曾子原属孔门“后进”弟子,但于孔子思想领悟较深,能得其旨要。他重视仁德,提倡孝道,主张“内省”,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儒学的发展。孔子去世以后,曾子在儒家学派中所居地位发生了变化,名声大为增高,成为承传孔学重要和有威望的人物。其历史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一、与门弟子共同参与了《论语》的最后编纂;二、在儒学由孔子向思孟一派发展中的承先启后;三、战国秦汉间出现一批托名于曾子的儒学论著。     

敦煌写本《上大夫》残卷跋尾

法国巴黎藏伯·三一四五号敦煌残卷: 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二女小生八九子牛羊万日舍屯《敦煌掇琐》八一曾已据刻入。这就是世所传的“上大人”。英国伦敦藏斯·一三一三敦煌卷子《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序释》(拟)(1)写道:     

子夏氏“西河学派”初探

子夏是孔门中的高足,孔子去世时,他才二十九岁,又一直活到战国初期,其后迁居魏国,讲学西河,做过魏文侯的老师。西河成了他传播学术思想的场所。曾子曾经责备子夏说: “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这段话不但透露了子夏和曾子都在孔子死后移居西河,同时也揭示出以孔子为代表的洙泗学派及其后以子夏为代表的“西河学派”之间的亲缘和变异的关系。可见孔子死后,儒家形成鲁、魏两大派。作为魏派的子夏氏之儒曾经对儒家经典做过一番整理工作。《论语》由他与仲弓撰辑,《诗》、《易》由他传于后人,《诗序》由他写成,《春秋三传》由他传授,     

孔门后学两极——洙泗之学与西河之学产生原因述略

<正>观先秦时期的社会历史潮流,本质上是中国缓慢地走向实现统一新格局的历史运动.可是,起初的中国人并不十分清楚这一切,只能通过可能的方式为改变或争取时局的好转进行无畏的探索.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便是动机于试图改变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他致力于实现“为东周”(《论语·阳货》,下引《论语》只注篇名)的政治主张,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终于没有结果.他之后,他所培养的一批“斐然成章”(《公冶长》)的青年才俊之士,并没有因此放弃思考与探索,而是以孔子的“德不孤,必有邻”(《里仁》)互勉互进,并在相互切磋、争鸣中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本文所要论述的就是孔子殁后,孔门后学两极——洙泗之学与西河之学赖以生成的历史条件.子夏在孔子殁后,适应着战国时期争霸战争的新格局,居于魏之西河,做了魏文候的先生(《史记·魏世家》).在魏国他把孔子学说发扬光大,成为一个“与现实政治直结的子夏学派”.①曾参则居于鲁国诛、泗之间,以孔子“吾道一以贯之”(《里仁》)为使命,“吾日三省吾身”(《学而》),发展了孔子注重内省体察的思想,形成为“极度重视个人修养的曾子学派”.②洙泗、西河之学在春秋战国之际的这种分野,自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但也不能不注意到,在上述两家共同的理论源头——?     

关于康有为《论语注》的点校问题

<正> 康有为的《论语注》是一部很有特色很有价值的著作。不仅时《论语》的词语作了简明的训释,而且从经世致用方面,阐发了《论语》的义理,探索了孔子及其主要弟子的思想,可谓兼汉学、宋学之长。对康氏这部书,中华书局据《万木草堂丛书》刻本,重加整理标点,于1984年出版,可谓必要而及时。这里仅就点校方面,提出笔者浅见。整理者对这部书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康氏原著中的疏误之处,整理者也注意予以纠正。如《八佾篇》“子夏问巧笑倩兮”章,注(以下凡云“注”,均指康氏注)引《考工记》“画绘之事,后素功”,而误作“绘画”。《述而篇》“子所雅言”章,注引郑氏曰“读先王典法”,而误作“法典”。《子罕篇》“凤鸟不至”章,注引《礼·礼运》“河出马图”,而误作《礼器》。《子罕篇》“吾自卫反鲁”章,注引《史记·孔子世家》“《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而误作《儒林传》。《乡党篇》“齐,必有明衣”章,注引《既夕礼》“明衣裳用幕布”而误作《士丧礼》。《先进篇》“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     

“戊地”小考

新版《辞源》第1183页有“戊地”条。该条的阐释文字是;“古西域地名。唐时昭武九姓之一。见《新唐书》221《西域传下》《康》。《大唐西域记》一作‘伐地’。”那么,“戊”“伐”之间,哪个为确?抑或二者都对呢?我们推究的结果是,通行本《大唐西域记》的这个“伐地”,仍是“戊地”之误。研究者不难发现,《新唐书·西域传下》《康》与《大唐西域记》有着重要的因缘关系。《隋书》《康国传》以及《旧唐书》《康国传》均无“戊地”这一名称,而《旧唐书·经籍志》不曾著录但《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有《大唐西域记》。这说明刘昫等人莫能见到而宋祁等人则见到《西域记》。同时,我们看到《新唐书·西域传下·康》的内容,要比《旧唐书·西戎传·康国》多出好几倍。进而我们又从这里清楚地看出《新唐书·康》取材于《大唐西域记》的印迹来。例如《西域记》卷一所记飒秣建国(康)、捕喝(安)、劫布呾那(曹)、赭时(石)、弭秣贺(米)、屈霜你迦(何)等国名,在《新唐书·唐》中竟是一字不差的出现;此外还有一些     

《甘誓》浇说

《尚书·甘誓》记伐有扈氏事。谁伐有扈氏,经文未明言。《史记·夏本纪》说“有扈氏不服,启伐之。”《淮南子·齐俗训》高诱注说,“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以为伐有扈氏者是夏启。《墨子·明鬼下》引用《甘誓》全文,而篇名作《禹誓》,以为伐有扈氏于甘者是禹。我们认为前说符合历史实际,《甘誓》所记伐有扈氏者不是禹。禹容或有伐有扈氏事,但是这次不是他。自《甘誓》本文看来,作誓者口气严厉,态度决绝,誓与有扈氏作殊死战,显然只有杀益夺权,用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因而遭到有扈氏激烈反对的启才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