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指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在9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史料中,由于时代语境的重要变化,“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强化或质疑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多元立场,使原有的文学史定论“重新”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这就需要清理这些知识分歧,还原深层次的历史活动,讨论“重写文学史”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文学史的“重写”,实际反映了社会与文学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学科的重组和建设,将会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变化。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进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自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 “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第一次被明确提出，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核心面向之一。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重写文学史”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只是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更是自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就贯穿整个文学史而无法抗拒的历史思想潮流。广义而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文学建设者们或隐或显的文学思想诉求，或被动或自觉的文学参与姿态。它在80年代被正式赋予了学术的内涵，但却上可追溯至现代文学的源头，下可延伸至不断发展的当今文坛，既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孕育下新生，也从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汲取力量而发展。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识“重写文学史”这一问题，才能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学发展的挑战，以更客观的立场审视文学发展的调整，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发生发展的理解。     

历史感的重与轻——对撰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三点思考

文学史研究是文学研究中最具难度的领域.在分析文学史撰写规律相关的问题基础上作三点思考其一,文学史研究对象经过历史沉淀越久,越易认识得清楚;其二,应强调文学史撰写与文学史研究的联系;其三,文学史撰写应当以丰富的文学史研究成果为基础.历史撰写应注意时间的沉淀,应当把当代文学史的下限适当前移.要注重强化当代文学研究中文学批评的历史意识.     

走近与走进:两种文学史论的描述研究

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论与文学对话的文学史论是本世纪50年代至今,我国文学史界影响最大的两种文学史研究的观念论和方法论。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论将文学史的目的设立为对文学规律的揭示,力求运用主体认知功能,通过认识活动建构文学史,认识论方法和社会学方法是其主要的方法论构成。文化对话的文学史论则将文学史建构视为当代文学经验与文学史实的对话,追求在直觉、领悟和阐释的个体语境中显现文学规律,视文学史研究为在文化学方法的运作下,传达当代文化价值与文学经验的表意活动。两种文学史论各具有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又存在着重大缺陷。对它们的反思与扬弃将可能使我们产生新的文学史论。     

张资平：在“历史情境”与“历史叙述”中

在现代文学的"历史情境"中,许多研究者都将张资平与郭沫若等并称"创造社"四大金刚",而在文学史叙述中,张氏却始终无法摘去"三角恋爱作家"、"汉奸文人"的帽子.这之间的巨大裂痕,原因主要有三1.权力叙事干扰了文学史家的独立判断;2.道德至上的历史伦理观,影响了文学史家的公正评价;3.文学史研究未能把作家-作品-读者"三位一体"的文学生产、消费系统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我们还应该有一部全面考察文学接受的文学史.     

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导论

“文学”是一个包括写作、传播、接受并产生影响的过程 ,这一过程不只涉及作品的写作、传播与批评 ,还包含文学观念的演变、作家的活动与交往、社会的文学教养和时尚。对曾经发生和存在的文学过程进行历时性的研究 ,就构成了文学史学。文学史学首先是一门研究文学过程 ,尤其是文学活动的具体过程的学科。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学时代都为文学史的过程研究提供了可能 ,只有明清以后 ,丰富的历史记载几与档案相埒 ,而同时档案也最大限度地充实了历史记载 ,我们才得以从容揭开时间的帷幕 ,走进文学事件和文学史情境中去。明清两代丰富的文献材料为真正进入文学史过程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踵武前贤,张皇新见——李建国《隋代文学研究》读后

正建国兄的大作《隋代文学研究》是我盼望已久的,终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到大作,迫不及待地阅过一通,颇感新见迭出,所获良多。近年来,以朝代为断限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似乎不被学术界所认可。许多学者在进行宏观研究时,极力避免以朝代划分文学史,所持论据莫过于认为文学史是一种没有断限的流线型历史,文学的发展往往不因朝代的更迭而变换。"文学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社会制度的变化或王朝的更替,只是导致文学     

文学在场学:一种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中国话语”的观念与方法

"文学在场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出场学"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有其聚焦的问题谱系、相对稳定的研究理路、通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标识自身特质的话语体系。文学在场学对文学理论研究的最大启示在于研究思路的更新,即运用"两大地平线、四个模块"的研究方法,探析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文本如何在历史语境的转换中,重新建构其出场逻辑、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文学在场学对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在于运用其特有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在场的"反常事实"的阐释,以探寻文学史演进的相关规律。文学在场学对于文学批评研究而言,重在探寻文艺思潮的出场路径、文学作品的解读方式和文学批评家的出场形态。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文学在场学还处于探索阶段。     

第四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11月,第四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与文学史理论及方法研究、文学主题或母题演变研究、区域文学与文化研究、社会历史演进与人文话语之流变研究,各体文学演变研究、古典文学的现代阐释研究等议题,多方面发掘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术价值,取得了可喜成绩.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研讨的局限及反思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研讨者对此史观的探讨多集中在民族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范围内,没能从史学和文学史应承担的人文精神传递等层面加以审视,使此史观研讨走入了一个“误区”。事实上诸多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在民族学的研究领域中并不能得到认同,因而“弱化”了此史观研讨的理论基础和深度。民族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亟需走出自身的“圈子”,参与到中国文学研究的言说中。     

“历史”的变革与“主体”的浮现——“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再认识

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历史叙事在新时期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下遭到了质疑和挑战。“历史”本身的虚构性和文本性特征使得作家无意于再建构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放弃了对历史客观真实性的追求,从而在文本中渲染了一种非理性主义色彩;同时,作家注重自我对历史的认识和体验,在小说创作实践中关注个体的命运和价值,表征了一种经验理性的反思倾向。     

略论南朝文学史意识的自觉

随着文学的独立成科,南朝文人开始真正以文学的眼光去探寻文学发展演变规律,表现出文学史意识的自觉。这不仅表现在撰史者首创“文苑传”,更重要的是,文人开始自觉地从“史”的角度深入研究文学发展演变规律,因此,他们对文学的承传流变及其内在根源都有深刻的认识。文学史意识的自觉是“文学自觉”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     

勃兰兑斯文学史方法对文学史建设的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一直存在着机械他律论、体例僵化、形式和流变研究贫乏、对传统治史方法不能更新等问题.勃兰兑斯的洋洋六卷本文学史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综合前人各种文学史方法,强调在大文化视野中把握文学史现象,由精神之点出发透视欧陆文化和文学整体,以能够代表一定时代政治、文化本质的典型人物或事件为核心,致力于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美学分析,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著述风格.这对当代中国文学史学建设是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启迪和借鉴意义的.     

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

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至关重要，而进化文学史观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它承续了我国古文论中之进化思想因素，又自觉借鉴了西方现代进化文学史观，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进化文学史观，以胡适、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尝试运用进化文学史观研究并书写了外国或中国文学史，显示出进化文学史观的主要功能特点与突出缺欠；进化文学史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阶级论文学史观相比异大于同得小于失，同现代性文学史观相比同大于异失小于得，惟有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方可视为科学的文学史观。     

机遇、思路与方法——文学史研究与课程教学的对应思考

文学史的研究和编撰与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和十分密切的关系。兴起于上世纪末叶的文学史研究热潮,不仅推动了一大批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撰,更促发了革新文学史教学的呼声。在教学的总体原则上注意开放性与务实性的结合,在授课的思路方法上讲求全局性与偏重性的辩证,在具体问题的讲解分析上做到史料与论断的并重,不仅有助于革新文学史教学,而且有助于正确处理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教育的关系,促成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和良性互动。     

民族文学入史与“新国学”建构

在＂新国学＂视域中审视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民族文学入史也是个＂新国学＂建构的重要学术命题,但迄今在某些关键环节包括相关的学术实践仍存在着较多问题,其中,＂民族文学＂概念问题、全国性文学史忽视民族文学问题及＂新国学＂建构与民族文学教育问题格外值得我们关注,本文在对以上三个问题进行具有针对性讨论的基础上,从对策性思考角度提出了建议。     

宫廷史与政治史研究的结合试论

宫廷史与政治史研究的结合,也可称之为是宫廷政治史研究,是从政治史的角度研究宫廷史,这一带有侧重点的研究,是对宫廷史研究的深化,也是对政治史研究的补充.以往的研究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很有必要加强.宫廷政治史研究的必要性与其意义大致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古代王朝国家的皇家私属性,决定了古代政治史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宫廷;2.宫廷事关国家大政,但又具有一定封闭性、私密性、独立性,外朝难于介入,因而国政的研究必须深入宫廷之中;3.宫廷事件、政治斗争引起政局变动,乃至影响王朝的更替,对历史的影响重大,有必要作系统研究.总之,中国古代史欲做全面、深入理解,需要宫廷政治史专门系统的研究.文中着重对宫廷政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诸如：与国政相关的宫廷人物及其活动、事件,与国政相关的宫廷制度,与国政相关的皇室家法,以及每一方面对政治的影响作了分析.     

论"新史学"视域下的中国教育史研究

本文从史学观、史学方法论、史料观三个角度对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它们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主要影响,旨在揭示在“新史学”视域下中国教育史呈现的状态。     

泰纳与早期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科学转向

泰纳的文艺理论对当时和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自他肇始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在欧洲大学中成为主流,并为早期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极具可操作性的方法。他著作中体现出的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对文学史研究的科学转向起到了重要作用。对琐碎考证的过度重视,进化论中的决定论倾向,使得在他影响下的早期中国文学史写作也出现一些弊端,但泰纳是复杂的,他的影响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