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一种实践的共同体文化:公共性视角下现代人的价值理性期待

共同体的生活并不意味着相互之间生活的彼此妥协,而是意味着让每一个成员都能够过上有价值的生活。我们要追问的不是要在多大限度上来实现共同体,而应当是在共同体所暗含的公共价值中如何培育个体的共同文化的理性信念与公共品格,如何让公共生活领域走向一种具有文化价值的共同体。共同的文化理性信念和公共品格还意味着一种对现代社会的整合性认同,推崇人类社群交往的差异共识,而这种认同和共识,并不是外向的诉求,而是内向的圆融,是每个人个体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态度的选择,意味着对一种文化的良性秩序、公正的伦理道德、合理的价值意义的公共生活、情感世界的建构。     

个体理性与公共生活的关系

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家所说的理性,在本质上是个体理性.理性是有关公民个人道德能力的前提假定.在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有关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论证,完全依赖于个人是理性自律的道德主体这一假定.公共理性在本质上是公民个体理性正当运用的结果,并不是在个体理性之外存在着一个公共理性.公共生活的目的不是使公共利益或者公共善实现最大化,而是使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合理满足.优良的社会生活有赖于每个公民的道德努力.     

美好生活社会视域下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相协调机制的构建

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运动把人从中世纪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用理性取代了上帝,促进了个体理性意识的觉醒和形成,使人转向关注人本身和人的理性。理性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都极为重要,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社会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理性的作用,个体理性往往需要有效的社会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对于美好生活社会来说,理性发挥作用的机制比理性本身更重要,为了使美好生活社会建立理性发挥的有效机制,理性个体在社会行为中既要遵守规则又要合理求助,而个体理性的运用也需要有美好的社会理性环境,当个体理性地求助时,社会要有响应者和可信赖的他者,从而避免个体理性缺失与社会理性缺失相互恶性循环。也就是说,构建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相协调的机制对美好生活社会而言至关重要。     

论“理性的公共性与公共理性”之哲学意蕴及启示意义——基于康德1784年两篇文本的分析

康德指明“理性”所具有的普遍性与公共性向度,强调公民应自由且自觉地使用自己的理性进行公开辩论.而“理性”的自由且自觉是产生“公共理性”的前提,“公共理性”则必须征得大多数人同意才具有普遍合法性和实践执行力.“理性的公共性”凸显的是人的内在品质,是个体善;而“公共理性”则标识的是“公意”,属公共善,二者呈现的是“个体至善-社会至善”的互构生态.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是对民众“理性”持续启蒙的历史,也是“公共理性”不断生成的历史.对康德“理性的公共性”以及“公共理性”的理论澄明,必将对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从“他治”走向“自治”——新中国农村公共生活模式的历史变迁与未来发展

公共生活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方面,考察公共生活模式的变迁路径也是认识农村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公共生活经历了从“他治”到“自治”的模式变迁过程.“自治”的公共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村民的个体理性和农村社会的发展方向,增强了农村的发展活力.当然,“自治”的公共生活模式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促进农村“自治”的公共生活模式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健全网络化的治理机制,整合多元力量,实现多元合力;通过实现优化调控,保障“自治”的公共生活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试论集体主义与现代化价值取向

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的集体主义与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是否具有一致性?本文认为:集体主义的真正内涵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辩证统一,而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是个体本位与公共理性的对立与统一,因此,集体主义与现代化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价值理性的主体建构性特质研究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使个人成为个体,有了不同于类主体、群体主体的价值理性的个体价值理性。个体通过自主、有目的、主动、能动、自由的活动,展现他的"主体性",而个体价值理性就是在个体发挥"主体性"的对象性关系即主客体关系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得以建构的。个体价值理性的建构性特质包括从人是建构性的存在、个体是自己价值理性的建构主体、个体在生活活动中建构自己的价值理性。     

试论集体主义与现代化价值取向

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的集体主义与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是否具有一致性?本文认为集体主义的真正内涵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辩证统一,而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是个体本位与公共理性的对立与统一,因此,集体主义与现代化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儒家公共生活的反思性构建及其制度伦理取向

在儒家那里,人自身生命境界的提升与良性公共生活的构建紧紧联系在一起。公共生活不仅是人们利益的互相依存所需要的,同时它还应该具有人们内在相通的心性基础。我国需要自觉地反思、改造、发展中国传统＂公＂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内容,形成社会公共理性基础上的普遍价值原则和制度规范,实现我国社会的外在制度结构与个体道德反省的良性互动。     

儒家“公”观念的公共考量及其社会化路径

儒家之＂公＂是一种内省自律的德性理想,蕴含着儒家的公共意识和公共追求。个体的道德反省总是镶嵌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我国公共社会的发展,需要儒家＂公＂观念客观化为公共理性基础上的普遍价值原则和行为规范,也需要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参与和互动,形成外在社会规则与内省的道德意识相得益彰的公共生活范式。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民主:从投票到交往

共识是民主的规范性要求,如何在多元条件下达到共识是现代民主理论的主要难题。公共选择理论基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框架,把理性个体的策略选择当作民主的基础,强调通过投票机制把不同个体的多元偏好汇总起来并形成社会选择。商议民主理论则认为投票并非是民主的唯一内容,公共领域中的交往也是民主的内涵。它期望人们通过无强制的交往达成共识,认为个体偏好可以运用交往理性通过"更佳论证力量"的商谈而得到改变。商议民主理论在总体上虽然有些理想化,但它所提出的许多方法、观点,对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分歧包括政治分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公共生活与公民伦理(上)

资本与市场的发现及其广泛运用造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基于普遍交换之上的经济依赖性使人们愈来愈依赖于社会和所有的人,如若发展自己的能力、满足自己的多方面的需求,就得过一种公共性的生活。而公共生活则把自由、平等、所有权和利己心等这些基本价值置于公共交往的核心位置,惟其人们自觉、自愿加入和退出公共生活领域的,交往者才是有责任的个体。公民伦理构成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的文化基础,公共交往要求着同时也生成着公民伦理。公民伦理作为人们以公民身份交往时可以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乃是一种公共理性和公共价值,它们是作为合作剩余而出现的,是通过反复博弈确立下来的,在确定的边界内具有普遍有效性。     

公共生活与公民伦理(下)

资本与市场的发现及其广泛运用造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基于普遍交换之上的经济依赖性使人们愈来愈依赖于社会和所有的人,如若发展自己的能力、满足自己的多方面的需求,就得过一种公共性的生活。而公共生活则把自由、平等、所有权和利己心等这些基本价值置于公共交往的核心位置,惟其人们自觉、自愿加入和退出公共生活领域的,交往者才是有责任的个体。公民伦理构成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的文化基础,公共交往要求着同时也生成着公民伦理。公民伦理作为人们以公民身份交往时可以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乃是一种公共理性和公共价值,它们是作为合作剩余而出现的,是通过反复博弈确立下来的,在确定的边界内具有普遍有效性。     

论作为公共物品筹资方式的彩票

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使个体消费者理性地选择“搭便车” ,最终导致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 ,而公共物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又使得对公共物品的消费进行收费在理论上是一种无效率的行为。以发行彩票来作为公共物品供给的筹资方式 ,一方面可以消除个体消费者的“搭便车”动机 ,同时在效率与公平两个方面也都优于强制性的政府税收。作为一种筹资方式 ,发行彩票适用于发展对全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公益事业。     

中华民族精神的当代阐释——儒学与当代中国的人文价值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在民族社会心理和民族行为风范层面的释放和表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及其释放,源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上的多元一体基质,这种基质在思想领域和生活领域表现为“和而不同”的认知形式,是中华民族在个体层面上的自立、自强、自由和群体层面上的共生、共存、共荣,是内化为个人性格特征、民族社会心理、个人潜意识的民族思维方式。但是古代儒家“多元一体”观也存在着先天性缺陷,即内存着反“中庸”的倾向。这就需要一种现代性,主要是公共理性去克服这种缺陷。因此,当代中国的人文价值应着力从实事求是/科学理性,天下为公/公民权利,修己安人/公共权力,自知之明/文化自觉四个方面去传承和创新,从而进一步完善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代的思想内涵。     

捍卫公共理性--论罗尔斯"政治的正义"的基础

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秩序良好社会中的公民的普遍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对<正义论>的一个伟大超越就是其对公共理性的表述.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概念既是自由的概念又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完备性论说的概念,<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试图将"公平正义论"阐发为一种"政治正义论"并力图为多元化的当代西方社会寻找一种政治正义的"重叠共识".在寻找政治正义的共识中,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建构的努力正是试图为人类找到一条通向秩序良好生活的普世价值.     

公共物品“多中心”供给的内在逻辑解析

作为另一种应对公共事务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矛盾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多中心”理论一方面反思了两种传统解决即建立“利维坦”和产权变更各自的缺陷,另一方面又试图论证两种传统解决方案在逻辑上的相容性,这种相容性自然也可以表现在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安排上。在体现“多中心”特征的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安排中,在政治价值和经济手段两方面强调了公民的选择权利和选择行为,但是,这种选择模式不具有传统公共选择理论所描述集中统一的特征,由此体现了对美国立国的政治价值和原则的回归。而在实践中,公民的选择又是通过政府的民主行政来确保,这种民主行政表现为有关公共物品供给中具有自主和自发特征、分散式的决策。     

信任与公共性

当前社会转型期,信任需要走出以私人交往为背景的传统信任,并迈向公共生活。公共性交往的扩大,需要公共性信任的支持。如果公民具有公共理性下的对等性尊重,从“我之信”到“他者之信”中型塑我们的公共性信任,使得我们在公共性交往中既保有个体自主性或私人德性的同时又在公共生活中彼此尊重,共同遵循公共性基本要求。这种相互需求的信任机制,恰好为公民道德的育成提供了最好的长成的合理性。     

经济学的和哲学的理性之不同含义

李容华在《理论与现代化》2 0 0 1年第 3期撰文《经济学的和哲学的理性之不同含义》指出 ,哲学的和经济学的理性之间有着一些显著的不同。仅从含义看 ,在哲学上所反映出来的理性概念主要是就能力这方面来说的 ,而且主要指人的道德评价能力。这种道德能力是要约束人对物质的过多需求而返回到人的内心和精神世界。因而哲学上的理性往往具有形而上学的、先验的性质。经济学的理性 ,尤其是马歇尔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所包含的理性含义与哲学的理性的含义相去甚远。马歇尔认为 ,个人通过自己的理性进行选择来追求个人的利益 ,在给定偏好和约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