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与不可言说——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的话语流变

中国 2 0世纪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发轫于 1 898年的维新运动 ,此后经历了三大发展时期 :启蒙精神的激荡与确立———“五四”新文化运动 ;启蒙精神的重构与缺失———“普罗文学”兴起至“文革”终结 ;启蒙精神的复兴与反思———新时期至 2 0世纪末。启蒙精神裹挟着文学话语的强大力量 ,以背离传统的批判立场 ,实现了与西方启蒙理念的对接 ,铭刻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时代印记 ,对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忏悔录”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随想录》被誉为＂中国的忏悔录＂。《随想录》向世后受到极左思潮攻击,更受到国人广泛的赞颂。它掀起了一场反思＂文革＂教训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针对性地批判各种各样的极左思潮,延续了五四启蒙精神,进行改革时代新启蒙,拯救被文革肆意践踏的道德,为祖国的复兴而呐喊。《随想录》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通过老作家真诚的忏悔,来救赎人们的灵魂。文学救世,是巴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与良知的实践。文学巨匠冰心、曹禺、王蒙、冯骥才给予《随想录》的高度评价,知名专家陈思和、李存光等从学理层面剖析《随想录》的深远影响。《随想录》是中国历史进程中高悬的明灯,拨开了＂文革＂思想的迷雾,照亮了中国前进的道路。     

狄德罗与“自由思想者”文学

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旗手狄德罗是一个“自由思想者”,而这个名称在18世纪与“自由放荡作家”是同义词。狄德罗的启蒙哲学的确与自由放荡文学粘在一起,《泄密的珠宝》《怀疑论者的漫步或条条小径》《达朗贝尔的梦》以及《拉摩的侄儿》等作品与《哲学随想录》《对自然的解释》等哲学作品相互发明。直到今天,要搞清这类新哲人或“自由思想者”的起源,仍然是西方思想史乃至世界政治史上的一道难题。要澄清这一问题,人们就得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他的写作具有精致的“引诱”风格,这看起来承继的是古典风格,实际却开启了一种新的“反讽”模式,显示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念”。如果说马基雅维利“更新了哲学”,那么,狄德罗则证明这种“更新”的代名词是哲人品质的沦落。     

再谈"抄袭的一代"--答周祥森先生

拙文《我们是“抄袭的一代”？》闪烁登网后，《史学月刊》编辑部周祥森编审就“抄袭的一代”的界定依据发表了很好的意见。的确，这是拙文表述时用词欠推敲造成的一个疏忽，把“皆是”改成“大都”就较妥些，笔者对周先生的严谨表示钦佩。不过仍需说明一下，我真正的意思是“文革”对人所必需的宗教精神和道德精神的破坏实在太大，而我们这个时代严重的抄袭剽窃现象肯定是灾难性后果之一，殃及范围包括“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人们。老一代学者具有过去的“底子”，因而没有“蔚然成风”，“文革”中和“文革”后的一…     

论“文革文学”话语在1964年的生成

《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杜鹃山》等作品的出现和发表,以及由此总结出的一整套创作理论规范,它们互为参证、互为支持、互为依存,共同标志着“文革文学”话语在1964年的生成.“文革文学”有着自己的存在历史,它与文革政治运动的存在时间不具有同一性.     

论王安忆艺术的风格的演变

一九八四年初,王安忆从美国出访回来之后,“思想感情、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等方面都经历了极大的冲击和变化”。因此,她在“冥冥之中”来到了“小鲍庄,“看到了世界的阔大,人的众多,对自身的位置和方位有了略为准确的估价”。她发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经过“小城”、“荒山”和“锦绣谷”,人们惊喜地看到,王安忆不再是一个唱着纯情的歌的天真幼稚的少女,而是“长大了”的成熟而“真诚”的现实主义作家。纵观王安忆创作的道路,从《69届初中生》、《雨,沙沙沙》到《小鲍庄》再到“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艺术风格转变的过程。     

批判及批判的价值——对《启蒙辩证法》的解读

一、启蒙精神的批判1、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二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启蒙精神并非专指发生在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所推崇的那种精神,而是对渗透在人类文化中的根本精神的总称。在《启蒙辩证法》一书的开头,他们指出,“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说,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启蒙的纲领是使世界摆脱魔力,祛除神话,用知识来代替幻想。”(《启蒙辩证法》中译本,重庆出版社,1990年7月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康德的影子:康德说,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强加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面,使…     

论福柯的启蒙观

本文从福柯对康德《答何谓启蒙》一文的分析入手 ,详细考察了福柯对启蒙的独特理解。福柯把启蒙看作是一种不断对“现在”进行批判的态度或气质 ,拯救了启蒙精神的积极性一面。他并没有抛弃启蒙 ,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更加坚持了启蒙 ,从而使启蒙精神在当代哲学中仍然具有活力。     

李退溪人文精神的现代价值

人称“海东朱子”的朝鲜李朝大儒李退溪，通过《圣学十图》《启蒙传疑》等著述构建了具有独特性、创新性的哲学学术思维的逻辑体系，使孔孟程朱之道焕然复明于世，其哲学思想与朝鲜传统文化、社会实践相结合，成为化解现实社会冲突危机的时代精华。退溪哲学的人文精神，具体彰显为忧患精神、改革精神、性理精神、道德精神、践行精神等五个方面。在人类面临各种冲突危机和挑战的当代，弘扬这人文主义的五大精神，对营造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的新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仁者"的自得与落拓--论孙犁创作的两个世界

孙犁的文学创作体现着作者复杂而深刻的文化世界———“仁者”的世界。他的家庭出身、生活和文化经历等 ,造就了他的文化品格 ,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他在“文革”前的创作是处于“仁者”的常态 ,在创作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上 ,在艺术风格、审美特色上 ,都体现出这一文化特征。“文革”对孙犁的生活和创作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使他的“仁者”特征呈现出变异和扭曲 ,并有所缺失 ,但核心始终未变。孙犁创作的两个世界 ,折射出时代政治文化的嬗变轨迹。     

试论王安忆小悦中的性别关系

王安忆以“三恋”和《岗上的世纪》中的“性爱”主题而引起批评界的关注,不过,我认为王安忆超越了这一主题,她仿佛更热衷于分析男女两性之间的交流关系,当然,这里的关系包括性爱的物质性关系以及情爱的精神性关系,在“三恋”与《岗上的世纪》中,后一种关系是次要的。“三恋”之后,王安忆对两性关系的探讨开始具有一种观念的意义。两性关系在物质利益关系和精神渴求意识的交相作用下,变为一种带着各种规则和条件的游戏关系。这类关系里包含着性吸引力、现实的利益需要、人与人之间微妙的理解和宽容以及精神上互相沟通的深层欲求等等…     

“文革”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编辑先生：您好！近日拜读贵刊1998年第3期刊载的张是超先生的《周杨‘文革”落难现象之反思》和刘成友先生的《形式及其观念意味：对“文革’主流文学经典文本的解读》二文,倍感兴奋、激动．据我看来,这是贵刊设置“文革”文学专栏以来不可多得的佳作,可称得上是重量级拳头论文,是近年来“文革’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文革’10年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文革”文学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的部分．研究‘文革”文学对于深人把握那个令人不堪回首的时代的国人的扭曲的灵魂与贫困、病态的精神世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     

“五四”与“文革”

《湖北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发表郭齐勇的文章。指出“五四”与“文革”形似而质异,不可不辨别清楚。 一、启蒙精神与蒙昧主义。“五四”运动的主体是知识精英。他们的地位和文化素养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走上反文化的道路。他们所作的工作,主要是借助另一种文化的价值来冲垮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来拯救中国文化的衰落。文革的主体是痞子。他们也不是     

想象上海的方式和上海式的“启蒙”——评王安忆的《启蒙时代》

将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看成是一种聚合着个人与历史色彩的想象上海的方式,这部小说其实代表的是一种上海式的"启蒙"。通过赋予小说中诸多人物以及人物的生活背景和生存状况,以种种关乎日常生活话语的阐释,想象性地介入到小说所虚构的主体,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中的言说和遭际,传达他们对人生现实和生命本真的追求,以及在不断地探求中所滋生的困惑和痛苦,并最终透过隐藏在种种表层之下的城市形态、时代幻想和精神迷茫,揭示作者所表现的现实审视和人性救赎。     

王蒙“季节”系列的现代性叙事策略

王蒙在20世纪末创作的四部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和《狂欢的季节》被称为“季节”系列。作品对反讽、元小说、双声语与复调等手法的成功运用,显示王蒙对小说现代性叙事的探索和成就及其文学史意义。     

“新”文化与“新”青年：从《青年界》看193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

1930年代以《青年界》杂志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力量通过阅读世界传播现代文化,以“新”文化而“新”青年,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服务青年的平等意识,塑造青年的问题思维,开放融合的文学景观,成就青年的文学导向。返观1930年代文化语境,文化高压对启蒙空间的禁锢,对新文化启蒙的精神传承及“启蒙”与“救亡”主题的裂变成为造就时代文化启蒙图景的重要因素,也说明了“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翼”关系。     

王安忆《长恨歌》中女主人公王琦瑶析

王安忆是近二十年来 ,中国具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早在八十年代初期 ,王安忆的《雨 ,沙沙沙》等系列作品便受到公众的注意。二十年来 ,她一直活跃于文坛 ,以其独有的情悟写出了一系列“上海往事” ,从早期的《流逝》、《逐鹿中原》、《好婆和李同志》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的《长恨歌》、《妹头》 ,无一不是王安忆对上海顽强的书写。她紧紧地抓住上海———这个或许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魅力的城市 ,似乎要成为它忠实的记录人和传言者。而在王安忆看来 ,“要写上海 ,最好的代表是女性 ,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 ,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 ,让她们伸展身手………     

何谓“五四”——兼论“五四”的启蒙经验与政治误读

“五四”代表着一个启蒙的时代。它的最大贡献和精神本原在于启蒙,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彻底革新以及对传统价值的重新估定。当然,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启蒙本身也存在种种不足和缺误。长期以来,对“五四”精神存在着政治误读和简单化的抽取,这使得“五四”启蒙精神长期湮没不彰,但这并不表明“五四”的启蒙精神没有了现实的意义,甚或更强。     

论鲁彦周的短篇小说创作

鲁彦周拥抱时代,感知时代,短篇小说创作是他追踪时代的艺术足迹。“文革”以前,其主题是“歌颂”,“文革”以后则转向带有“反思性的批判”了;进入80年代以来,他更注重对时代生活和社会人生的理性审视,更注重主体选择和审美升华,因而也就能做出对时代的形而上精神实质的把握和表现。     

西西研究综述

2005年底,西西荣获“世界华文文学奖”,继王安忆、陈映真之后获此殊荣。1999年,香港作家西西凭长篇小说《我城》被《亚洲周刊》评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西西的创作独具特色,声誉日炽,研究西西的成果丰硕。本文从童话写实、本土寓言、艺文互涉、性别视角、时空浓缩和零度经验等角度,扫描梳理台港澳和大陆研究西西的论文和专著,谋求开拓新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