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国内《管子》教育思想研究动态综述

《管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典籍,是一部经邦治国的百科全书。书中包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人才思想、教育思想等内容。《管子》教育思想研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其主要研究成果可分为《管子》教育思想的宏观研究、《管子》教育思想的分类研究、《管子》教育思想的特点研究等。     

诸葛亮与《管子》

诸葛亮治理蜀汉的成功实践,在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中,是别具一格的。本文从诸葛亮思想形成、政治运作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其经世治国之方略与《管子》一书多有契合。诸葛亮与刘备、刘禅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特殊的君臣关系,以及他坚持“循名责实,信赏必罚”的法治原则,建立注重民生的法律框架,采用抑制君权的行政措施等,都能在战国齐法家的主张中找到依据。诸葛亮以《管子》作为自己政治运作的指导,是他治理蜀汉的一大特色。     

政治的"虚化"与精神的"实化"——"《管子》四篇"对政治活动中精神作用的夸大

“《管子》四篇”存在着明显的“实化”精神、“虚化”政治的问题,这一问题与中国“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政治思想传统完全契合。本文着重辨析了“《管子》四篇”将老子之“道”往实际政治的方向引领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管子》四篇”中所表现出的君主专制思想因素,也将“《管子》四篇”对政治活动中精神作用的夸大与其他思想进行了比较。     

梁启超早年国家主义思想之演变(1899—1903年)

1899—1903年是梁启超思想激烈变化的时期,也是其国家主义理论逐渐成形的时期。1899年,梁氏仍然持有戊戌时期的“新夷狄”论,这令他十分重视福泽谕吉的思想。从1900年开始,梁氏逐步摆脱康有为的理论束缚。1901—1902年,梁启超在中江兆民的影响下,信奉卢梭的《民约论》,主张以民权促进国权,这使他倾向革命。1903年,梁氏突然放弃革命立场,追随加藤弘之鼓吹“普鲁士精神”,伯伦知理取代了卢梭的思想在他心中的地位,梁氏因此转而主张国权先于民权。至此,梁氏的国家主义思想基本成形。     

管子思想法利之辨

管子法律思想较之前朝法律思想的进步，在于宣明“利”为立法之本和权用之基。立法方面，管子认为，法为实现具体利益目的之公器，擢升功用性为法的本质属性，缘利器法；法用方面，管子在以法治民、以法治德、以法治财过程中，逐步谋求到王霸之需，实现以法谋利的事功。这种法利的辩证实践体现出管子鲜明的实用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对于当代法制建设或许能有所借鉴     

梁启超管子研究之肇端——1903年《管子传》考析

1903年2月11日刊登于<新民丛报>第25号的<管子传>并非梁启超一人所撰,而是他与投稿人汤学智的"合著作品".虽然该文较之1909年的<管子传>,无论在篇幅字数,还是思想内容上,皆逊色不少,但它是梁启超将管子纳入其学术视野的肇始,亦即其管子研究的开端.同时,文中所体现的政治倾向,也是此时期梁个人思想的真实写照,故1903年<管子传>颇值重视.     

借“翻译”以“新民”——梁启超翻译思想探究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翻译家,由于身处历史转折时期,他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政治,他将翻译视为一种宣教启蒙的工具,旨在以西方思想来启迪中国民众的智慧,从而达到强国的目的。梁氏这种借翻译以"新民"的思想指导着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并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论法治是邓小平法律思想的精髓

邓小平法律思想博大精深,其法治思想是其整个法律思想的精髓,邓小平结合中国国情、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系统而深刻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实行法治的政治前提,实行法治应当具备经济、政治、思想和法律条件,法治的基本特征应当是法律的极大权威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权力受法律制约,以及法治的环节论,邓小平的法治思想,既有理论的深刻性又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十五大报告和新宪法修正案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直接理论来源。     

“独挽神州厄，一言天下惊”——论梁启超的学术贡献与缺憾

“学术独立”、“思想贵创”、“科学归纳”、“朴学文体”,可视为梁氏治学的四大特征,分别构成梁氏“现代学统”的整体构架。它是近代人文背景下的一次巨大的学术观念变革。但当我们将梁氏的学术研究置放于20世纪初,学术界普遍受欧关科学主义以及巴黎学派汉学之影响的大背景下,也显示出梁氏治学的某种不足。至于他本人所独具的那种擅长舆论鼓动的热情与办报经验,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他的治学。梁氏是一位在晚清掀起“思想界之飓风”的著名人物。他的学术研究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憾,但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吏上．粱氏以其先知先觉者的身份与过人的天赋和创造力．确曾贡献出超逾特定时代的精神财富与思想智慧。     

《管子》法治思想论析

《管子》杂糅各家学说,内容极为宏富庞杂,全书主要以“道法”为纲要,以“法治”为核心,尤其是“以法治国”思想注重法治而不否定道德教化,倡导礼义廉耻而拒绝人治学说,深邃精湛,独具特色。《管子》的法治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对法的特征、法的作用、法的制定、法的推行、德教与法并重诸方面的论述中     

《管子》对《傅子》的影响

魏晋之际思想家傅玄平生好学,博涉《管子》等先秦诸子的学说,以丰富自己的思想。所著《傅子》深受《管子》的影响,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文辞表述上都能找到《管子》的痕迹。     

《管子》的语言观

研究《管子》对语言和言语行为的看法,认为《管子》中提出的“道在身则言自顺”、“有名则治,无名则乱”、“言脱于口,而令行乎天下”、“出言必信,则令不穷”、“言不周密,反伤其身”、“违言不存口”、“言辞慢,则臣下轻之”、“以天下之耳听”、“去奇说,诘诈伪”、“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实”等命题值得今人思考和借鉴。     

制礼义可法于四方———管仲知礼说

历史上,管仲无礼的观点占上风。然而从《管子》及相关原典出发进行考察,管仲不仅有完整严谨的礼的理论,也有各方面实施礼的行动。管仲被指责为无礼的事件主要是:礼遇与君主相同、辅助纠以后又辅助小白、献戎捷,然而依据礼的原则和规定衡量,管仲并没有违礼。在多方面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管仲知礼的结论。     

司马迁、刘向对《管子》的诠释与编校

自汉武帝实行儒术独尊政策至东汉末年三百年的时间里,《管子》的研究成果不多。其间,司马迁、刘向对《管子》的探讨,如《管子》与管仲的关系,《管子》的早期流传,《管子》的思想指向、文辞特征等,在整个《管子》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刘向对《管子》的编校更是意义重大,它标志着《管子》散篇传播时代的结束和其定本传播时代的开始。由于司马迁是在为管仲作的列传中提及《管子》而非专论,刘向写的《管子叙录》又有交待未清之处,因而留给后世学者许多难解的疑团。     

全国第六届管子学术研讨会综述

全国第六届管子学术研讨会紧紧围绕管子与国学这个主题,针对《管子》在国学中的地位、《管子》的礼、法思想、《管子》的孝文化、《管子》有关边疆、资源与环境等的思想、《管子》有关珍惜人力并重视人才的思想等展开论述和研讨。     

管子与韩非人性论之比较

管子、韩非的人性论都是其著书立说的前提基础。管、韩同属法家,其人性论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经验主义人性论的代表,都是为其政治立说而服务的。管、韩在法家内部分属不同派别,其人性论也存在着相异点：首先在对待儒家式道德态度上,管子采取的是包容性态度,把道德也看作人性所趋之＂利＂,而韩非则采取的是拒斥道德之术的反儒立场,把人性所趋之＂利＂仅限定为纯粹的外在之功利;其次二者人性论所服务的执政者类型以及治国理念也存在着相异之处。总体上看,管子的人性论思想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而韩非的人性论思想更具有革命性和实用性。     

《管子》名学思想新议——从语词符号角度

《管子》的"名"并不是传统所理解的"概念",而是一种用以标记、指称事物的名称符号。在《管子》中包含了较丰富的语词符号思想,它具体探讨了"名"的生成及其作用、语词符号与指称对象的关系以及规范这种关系的意义等问题。《管子》的语词符号思想,对于当今的符号学理论研究,仍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论《管子》的道德修养思想

《管子》的道德修养思想内容丰富且逻辑严整,它基于对现实人性的体察,指出人们只有借助＂以心知道＂＂自省其过＂＂谨禁微邪＂等修养路径,方可成就＂因物之性＂＂因时而变＂＂无私公正＂的道德人格。     

论《管子》中黄老学说在西汉文景时期的实践

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政策在文景时期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帝四经》的出土不仅证实了当时黄老思想流行，且统治者实施黄老政策的文本依据很可能就是以《黄帝四经》为代表的一批黄老学著作。本文以《管子》为个案，依次从曹参治理齐地与《管子》黄老，《黄帝四经》与《管子》黄老，曹参、陈平为政实践与《管子》黄老等三个方面，论述汉初文景时期对《管子》中黄老思想的实践问题。     

房玄龄还是尹知章注释了《管子》

《管子注》或以为是房玄龄作,或以为尹知章作,历代都有争议。事实上,《管子注》为尹知章所作。《崇文总目》最早著录尹知章注释《管子》,《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尹知章传》也有记载;尹知章注释的《孝经》、《老子》、《庄子》、《韩子》、《鬼谷子》等先秦古籍与《管子》的思想和内容相关,这是尹知章注《管子》的必要条件;南宋绍兴年间科举取士,从《管子》及注疏内出题,《管子注》盛行,书商为了提高书籍的销售量,将尹注《管子》改为位高名重的初唐良相临淄人房玄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