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收录“苏、李诗”的诗史意义

苏、李诗为伪作今已成定论,但《文选》在收录"苏、李诗"时并没有将之看成是伪诗,苏、李诗非伪作并不是萧统一个人的认识,而是汉魏六朝主流文人的共识。主要表现在:一、他们对苏、李诗拟作时没有将之看作是伪诗;二、在"以体论文"为特征的汉魏文论中,李陵诗被认为是从四言诗到五言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是五言诗的滥觞。因此,被考证认为是伪作的苏、李诗,在汉魏六朝文学发展中却是以真实的苏、李诗的身份对诗歌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的。《文选》收录苏、李诗的意义在于从文章选本的角度肯定了苏、李诗对汉魏诗歌发展的诗史意义。     

"诗家律令"--"选体"三论

选体含义较复杂 ,首先 ,体裁上 ,选体与乐府、歌行、律绝是并列的概念。由于地位崇高 ,它几乎成了五言古诗的代名词 ,成为诗家创作五古的律令。其次 ,风格上 ,选体有典雅、翰藻、新创三个主要特征。再次 ,选体接续风骚 ,历跨汉魏、晋宋、齐梁。因此 ,后世学选体者主要分为汉魏、元嘉两派。至明代则衍变为汉魏盛唐派 (前后七子派 )与六朝初唐派 (杨慎等 )的斗争。从选体切入 ,或许有助于理解某些文学现象。     

求索锐气 方家器识──葛晓音教授的古代诗文研究

求索锐气方家器识──葛晓音教授的古代诗文研究葛晓音的专业方向是汉魏六朝隋唐五代文学。十五年来，她的研究范围主要分汉魏六朝诗、唐诗和唐宋散文三部分。已发表的论著着重探讨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对汉魏六朝诗歌发展中的重要环节进行系统考察，就每一历史阶段...     

王闿运与同光体的诗学取向

在晚清诗坛,同光体继湖湘派后兴起,成为主流诗派.同光体诸巨擘面对湖湘派领袖王闽运和他倡导的汉魏六朝诗,态度各异,映射出其内部不同的诗学取向.陈衍对汉魏六朝诗不甚重视,且在审美取向和诗学目的上与王闽运有很大的分歧,于王闽运坚守六朝攻击甚力,立论过于矫激.沈曾植倡"三关说",由唐宋上溯至六朝,看重晋宋诗包孕的佛学和玄学的精深义理,与王闽运所欣赏的缘情绮靡异趣;在拟古问题上,沈曾植不完全否定"明七子",这与王闿运相近,不过沈曾植要求打通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和王闽运呆守六朝自是不同.由是,沈曾植对王闽运便略有轻诋.陈三立在创作上的成就高于其他同光诗人,这和他融通六朝与唐宋、诗学上要求"能自树立不因循"密不可分.他早岁从王闽运游,于汉魏六朝诗曾深入涵咏,后虽历三唐而入宋,并不废对王闯运的推重.同光三老之间的上述差异,也显现了同光诗人为建立新的诗学范式而做出的不同努力.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乱”之沿革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承自屈原、宋玉作品,并在功能、形式、称名上有所变革,体现了诗、骚、赋三体之交融。在功能上,屈、宋作品之乱辞,并非皆为归总篇旨,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亦除归总篇旨外,还有画龙点睛、提升境界等功能;在形式上,屈、宋作品乱辞非皆"变章乱节",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则多采用与主体部分不同的骚体句,有的在句式和语言风格上还出现了新变;在称名上,汉魏六朝时期一些赋卒章有"歌曰"诗曰"辞曰"颂曰"已矣哉"等,与"乱曰"名异而实同。     

汉魏六朝咏史诗对《史记》人物意象的拓展

《史记》对汉魏六朝诗歌最直接最显明的影响即体现在咏史类诗歌题材上。汉魏六朝咏史之作，无论是侧重人、事重现的传体咏史，还是借理抒情的论体咏史，亦或是吊往伤今的怀古咏史，都在取材《史记》的过程中，通过古今时空的连接，拓展了《史记》人物意象的精神内蕴，并增加了诗歌自身的抒情厚度。     

考源辨体析流变敷理释名品诗心--评胡大雷《文选诗研究》

<文选诗研究>是一部选学专著,此书对<文选>诗歌作了比较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辨析诗体,考镜源流,剖析各类诗的主题、题材、结构、风格,以及中古诗人在此类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灵状态、抒情方式,由此探求出各类诗的总体特点及发展演变轨迹,进而从选体的研究扩大与延伸到整个汉魏六朝诗歌的研究.反过来说,从中古诗歌如此有机整体性的全面归纳和总结中,亦可加深对<文选>的理解.     

李攀龙《古今诗删》删诗标准与其理论主张的偏离

李攀龙编选的《古今诗删》,历来都因其反映了复古派“古体尊汉魏,近体宗盛唐”的诗学主张而受到重视,但在文学上还经常会看到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差异的现象。作为复古派以口号相号召的推尊汉魏盛唐,从某种程度上说,就与《古今诗删》的具体选诗情况不完全相符。从他对汉魏六朝诗的选取来看,李攀龙并未以自己的理论主张做预先的价值判断,而是表现出一种比较宽泛的诗学取向。     

《说诗晬语》与沈德潜的诗选评点探微

沈德潜的诗话《说诗晬语》在当时颇有影响。沈德潜以《说诗晬语》为中心,提出了不少新的诗学理论。在论唐诗方面,反对王士祯的"神韵说",主张"格调""骨干气魄";在论汉魏六朝诗方面,不满钟嵘对某些诗人的分品,尤推崇陶渊明诗歌的平淡之风,鲍照诗歌"抗音吐怀"的开创之功。沈德潜的诗论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最明显的是儒家诗教观念的某些局限。     

陆时雍诗境理论及其在《古诗镜》中的实践

诗境是陆时雍诗歌批评的主要标准之一。从他所选《古诗镜》零散的评语中,可以看出有关诗境本质及生成特点等方面的突出见解。《古诗镜》不仅在汉魏六朝诗歌批评中充实丰富了传统诗境理论,而且由前人对个别作品诗境的简单感悟,扩大为对汉魏六朝诗史的整体观照与崭新诠解,尽管其中慧识与偏宕并存,但其开拓性贡献仍具有不可忽视的诗学史意义。     

论清代辞赋的变革

辞赋是融合儒林与文学、介乎诗文之间的文体,清代辞赋体式变化虽已穷尽,但辞赋堪称中兴。清人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变革：一是在辞赋史内部,兼容历代赋艺,提倡以古赋为律赋;二是在辞赋史与学术史结合的层面,辞赋面向学术,以清代学术入赋,使辞赋具有现实性;三是在辞赋史与文学史关系的层面,提倡以秦汉之文、韩柳之骨为赋,清代的股文也使清赋具有新特色。     

论王船山词中的遗民情怀

明清鼎革之际,出现了大批遗民文人。自称“明遗臣”的王船山的遗民情怀表现得尤其深刻和持久。明亡以后,王船山以遗民身份致力于文学创作,留下了大量学术著作。文章以船山词为载体,联系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和船山的个人生平经验,通过对遗民情怀追溯和对船山词的分析来探索王船山深刻而坚定的遗民情怀。     

清人的宋濂文学接受

与明代宋濂文学接受经历先扬后抑再扬的波状起伏不同,有清一代,宋濂文学赢得普遍赞扬,但出现扬文抑诗现象,从初期的“明代第一文人”到清末的“文章冠冕”,人们对宋濂散文成就一致称赞,推扬极高,但由于《萝山集》失传,清人对宋濂诗歌评价不高。     

金元诗的发展

唐诗和宋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格局 ,后世常有宗唐和宗宋之争。这种“唐宋之争”最早出现于金代 ,本文主要沿着这个线索来谈金元诗的发展。本文是作者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所编选的《金元诗选注》之前言 ,提前交由本刊发表 ,有所删节。     

王维“诗中有画”的模式

通过文献分析与比较论证,分析王维以“诗中有画”形成诗与画的相互交流模式问题。研究认为,王维山水诗有继承南朝与前盛唐传统的一面,更多的是诗与画交流后的创新;王维山水诗中“二维空间叠合”,借助了山水画空间表现的形式;除了山水画的平远外,深远也见于诗中,以及暗示空间的“外”,形成了简洁精约的模式;诗与画中动静、颜色与拟人化的表现,带有颇具个性的模式化的特征,具有经典性。     

“以文为诗”之争：唐宋诗文文体观念衍变的个案

唐宋时期,在古文运动的背景下,诗、文分体观念催生了"以文为诗"之争。因诗歌观念、诗体形式的差别,韩愈"以文为诗"主要表现在古体诗而非近体诗之中。从司空图、欧阳修到北宋后期,对"以文为诗"的认识不断明确、深化。"以文为诗"之争促使人们对韩愈诗和宋诗的特色有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也促使了诗歌美学的进一步发展。     

论乾嘉之际的诗歌思想与创作精神

乾嘉之际不仅是清代历史的转折点 ,同时也是清代诗史的转折点。和清代中前期相比 ,这一时期的诗歌思想与创作精神突出地表现出几个特点 :分门别派的观念 ,特别是祖唐祧宋的争论趋于淡化 ;尊重个人情性日益成为广为接受和重视的创作原则 ;在此基础上 ,不甘比附而渴望自树风格、自创一家的理论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这几个方面互相促动、密不可分 ,而尤以尊情重性为核心 ,它构成了乾嘉之际诗歌界起伏涌动的大趋势     

"温李"齐名与唐末诗歌的演变趋向

清代以来,温庭筠、李商隐诗歌地位的巨大反差遮蔽了晚唐五代诗歌史流变的真实面貌.事实上,温庭筠诗名雄霸晚唐,他的人生遭际和倔强个性在唐末产生共鸣,温诗对唐末五代诗歌的影响远在李商隐之上.唐未不同风格流派的代表诗人普遍效法温庭筠的诗风和笔法.唐末诗歌对温李二家的不同取舍,显示出晚唐五代诗歌的走向及递嬗规律.从中唐开始的文学俗化倾向发展到温庭筠时代,已然和雅文学分庭抗礼,到唐末五代文坛终于形成整体性的时代特征.     

顺康之际台阁诗风影响下的山左诗歌

顺康之际台阁诗歌的发展对山左诗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山左诗歌在清初达到了一个高峰,不仅是时代契机下的一次爆发,也是文学自身孕育发展的结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该文试图从台阁诗歌的发展及影响、山左诗歌发展的因素、山左诗歌的发展概况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以进一步说明山左诗歌的发展脉络。     

《诗法源流》与元人诗法

诗学著作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元代诗学领域以诗法著作为主体．形成了不容忽视的诗学现象。《诗法源流》在宗宋、尊唐和复古、尚今等诗歌主张方面中允、辩证．可以视为元人诗法洪流中既有总结意味、又具创新精神的代表性作品。《诗法源流》在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史上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