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钱庄业领袖──秦润卿

文章介绍了甬籍名商秦润卿由一名钱庄学徒到上海钱庄领袖，最终成为中国钱业界元老的生平事迹。     

变革社会中的传统与现代──1897—1937年的上海钱庄与华资银行

在旧上海金融界，钱庄代表传统力量，而银行则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传统与现代之间本应是矛盾的、水火不容的，可在旧上海金融界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近代上海银行业的兴起曾经得到过钱庄业在人才和资本等方面的大力支持；银行业站稳脚跟以后，双方关系日趋紧张、矛盾不断尖锐，但彼此仍有不少合作。而三十年代钱庄业的衰落的原因其实并不完全是银行业的飞速发展，主要应该是国民党政府的金融政策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代表传统的上海钱庄业在送了银行业一程后，终于走向了没落。     

胡雪岩的求职艺术

从一个放牛娃到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真正发迹始于与钱庄的结缘。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如何谋到钱庄的职位呢？     

近代旅沪绍兴帮钱庄研究

绍兴帮是上海钱业的开创者,并在近代上海钱业发展中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绍兴帮钱庄之所以能持续发展,主要是因为有旅沪浙江商帮的强大实力作经济基础,有所经理钱庄庄东的雄厚资力为后盾,而绍帮钱业中盛行的带有"宗法制"性质的经理人员任用制度,却是绍兴帮钱庄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地下钱庄案频发的思考

以广东“杜氏地下钱庄”案和上海“罗怀韬地下钱庄”案为例,对当前地下钱庄案频发冲击金融市场及经济秩序、助长国内非法资金清洗出境、影响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等危害性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多部门配合打击、实施“疏”的手段、健全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等有关建议,以期对当前反洗钱工作有所裨益。     

上海钱庄的弊端及其资本主义化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上海封建金融机构钱庄弊端百出：外受外国银行控制，时常发生倒帐风潮；内存较大消极落后性，多行风险经营和投机经营，已不能满足上海经济现代化对金融机构的较高要求。20世纪初，钱庄面对新式银行的激烈竞争，开始向资本主义金融机构方向转化：逐渐与近代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融合；引进近代汇划制度。但钱庄的转化步伐缓慢，在南京国民政府金融控制政策下，逐渐衰落，沦为国家银行的附庸。     

太平天国运动对上海近代化的影响

太平天国在长江中下游的军事活动使江浙、苏南一带的巨大财富和充裕的劳动力进入上海,促进了上海租界的繁荣、航运和贸易的兴旺。同时,房地产、消费服务业和钱庄业也大量发展,推动了上海迅速繁荣,走向近代化。     

外国在华洋行、银行与中国钱庄的近代化

外国洋行、银行与钱庄的关系,在鸦片战争后,经历了由相对独立、各行其是,到三足鼎立、彼此倚重的阶段.到19世纪末,形成了以外国银行为中心、钱庄和洋行为附庸的局面.在三者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买办以其自身先天的双重性,充当了三者间渗透与融合的媒介.而中国钱庄也通过与外国洋行、银行的拆放关系,不仅在经营业务和手段上日趋近代化,同时也与外国资本形成了依赖共生的关系,这使得钱庄在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强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削弱了原有的封建因素,并由此加速了自身的近代化进程.     

钱庄与晚清福建经济

钱庄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在晚清福建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晚清福建商业贸易促进了钱庄的发展 ,而钱庄的繁荣对当时福建工商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当然 ,随着清末钱庄性质的变化 ,钱庄也对福建经济发展产生一些消极影响     

民间信用往事

正民国温州有过一次不大不小的金融危机。1931年瓯海关税务司周子衡(Cheu Tze Heng)在其"瓯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中点名,成康、福致、金成三家钱庄因所持巨额国债出现暴跌而破产。1937年上海钱业公会发行的《钱业月报》(第17卷第6期)刊载的"永嘉之银钱业"提及,继成康钱庄"投机失败宣     

地下钱庄行为的定性与防控——刑法与经济法互动的视角

地下钱庄并非规范的法律概念，我国对地下钱庄法律价值的判断是基于其组织的非正规性而非其行为的违法性，对地下钱庄行为更多地是借助刑法规制和执法严惩而非制度规范和监管指引。以刑法与经济法互动为视角，对地下钱庄所从事的三类主要业务进行具体分析，对相关法律法规予以细致梳理和客观评价，并结合我国金融生态环境和地下钱庄行为特点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和防控对策。提出在治理地下钱庄的过程中应当做到经济法规制在前、刑法惩治在后，监管在前、执法在后，宽严相济、疏堵结合。     

太平天国运动对上海租界近代化的影响

太平天国在长江中下游的军事活动以及受其影响而爆发的上海小刀会起义 ,使大量难民避居上海租界 ,其中既有贫苦百姓 ,亦有江浙一带的富商、地主、官僚。难民不仅带来了大量资金刺激了钱庄的发展、房地产的开发 ,而且为租界提供了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 ,成为其发展的一大契机。     

国民党统治时期汉口钱庄的衰败

钱庄有悠久的历史。最早的钱庄是产生于封建社会后期的旧式金融机构,它在货币兑换、调剂头寸、助于商业方面起到过历史作用。近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在外力压迫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封建的钱庄,其性质也象中国社会一样逐渐畸形化。它既保持着与中小商业的密切联系,也带有越来越浓重的买办性。它与封建势力有瓜葛,但也越来越注意投资于近代民族工商业。但,就其基本特性来看,近代钱庄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还是其代表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汉口钱庄亦如此。尽管出于种种原因,有些人过分夸大汉口钱庄的金融势力和作用,近代汉口钱庄一直是与外国银行、国内银行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其实,这种“一直”足不存在的。(但是,近代汉口钱庄确实有过象本世纪头二十年那     

清末民初浙商钱业市场运行的纵深考察

清末民初浙江工商业资金融通完全依赖钱庄业，钱业适应了民族工商业以及进出口贸易而获得进一步发展。从钱市交易内容观察，最初有货币兑换、现水调节、规元买卖、同业拆借，后来推出远期交易，构建了钱业市场运行的立体图景；从空间布局探讨，浙商钱市涵盖了宁绍杭温湖等地，宁绍苏杭四市场的行市以上海钱市马首是瞻，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具有强大幅射力的金融网络。本土产生的钱业市场制度对于当今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完善能够提供一定的借鉴。     

浙商钱庄演化为强大金融枢纽的原因——基于非生物环境视角的分析

浙商钱庄是在明代末期诞生,繁荣兴盛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特殊金融信用企业。以生物学的视角观察,浙商钱庄俨然是一个神奇的企业物种,全部浙商钱庄聚集成特殊的企业种群。除生物环境外,非生物环境也是生物进化的必备条件。清代初期,浙商创造性地克服了政局不稳、币制不一、同业竞争的困难,诚信经营本土钱庄并使之发展成群。     

晚近宁波的航运与金融

金融业与航运业是近代宁波的二大支柱性产业。宁波钱庄为航运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金融营养,同时,航运与贸易的繁荣反哺了钱庄。研究宁波帮的历史只有从航运与金融出发,才能窥其真谛。过账制度与航运贸易也有密切关系。     

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信用制度比较研究

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是明清时期分别由宁波商人和山西商人经营的民间金融组织。在新式银行还未设立前,钱庄与票号就已存在,它们利用各自的信用工具为社会资金清算服务,共同承担着促进商品流通的重任。甬商钱庄首创的过账制、以银元为本位的核算制、以日计息制,晋商票号施行的汇兑制、总分号制、资本营运制及分配制度等,都是有利于经济与金融互动发展的。通过这些制度对行为的有效约束,钱庄与票号在经营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信誉度。在倡导建立新型金融信用秩序的今天,对钱庄与票号这部鲜活、厚重的中国金融制度史进行深入研究,尤为必要。     

双子星座：浙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考量

早在春秋时代的越国就有一些精于经商之道的人;唐代从事商业者,有商贾之别;到明清时期便涌现出以地域联系为特征的各式商人集团,鼎足相拥的无非晋商、浙江宁绍商和徽商。其中宁绍商开设的钱庄和晋商经营的票号犹如浩瀚夜空里璀璨的双子星座。钱庄和票号的起源虽然有别,业务经营的走向上却逐步趋同,可谓＂异源同业＂,成为华夏商业发展史尤其是金融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中国最早的金融投资市场：宁波钱庄的空盘交易

不能以贷款有无投向近代新式企业作为是否为商业银行的评判标准。按照现代金融学理论,19世纪50年代在实施了过账制度以后的宁波钱庄就是本土商业银行。近代宁波钱庄的空盘交易属于纯粹的虚拟经济范畴,与现代金融投资交易相当接近,如：有固定的交易对象、交易场所;现金结算,具备复杂的交易层次与网络,信用交易特性明显;有做空机制,交易规模显著扩大;具备平仓制度、经纪人制度、佣金制度和最后交易日制度。近代宁波钱庄的空盘市场属于一种货币远期,但尚未发展到期货阶段。基于19世纪中期传统金融向近代金融转型的时空背景,可以认定,近代宁波金融市场的空盘交易是一个了不起的金融创新,它是中国最早的金融投资工具。     

古代上海市政述略

虽然现代考古已经证明上海文明史可以远溯至6000年以前,然而今黄浦区老城厢才是上海历史直接的发祥地.北宋时期,由于上海乡民善于酿酒,每逢酒成,香醇飘满十里乡垣.朝廷还专门在这里设立了负责酒类专卖的官方机构——上海务.若不远溯华亭,①上海务就是上海最早的行政建制了.南宋时期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朝廷设立了上海镇.上海镇襟海带江,原野衍沃,川陆之产兼而有之.元初由海运漕粮兴起的沙船业,沟通了南北海上航线和长江、内河航线的联动,促进了上海地区贸易和旧式金融业——钱庄的发展.元朝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中央政府批准设立上海县,次年正式建县.因而今、明两年,都是上海建城720周年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