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节先生历史观的哲学基础的剖析与探源

刘节先生在《学术研究》1962年第一期发表的《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問題》这篇文章里說:“按照馬列主义的理論处理中国思想史上的問題,已經有《中国思想通史》这部大著作做我們的榜样……我这篇論文,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中国思想史上的問題,这个問題就是‘天人合一’說。”这里,刘先生明白地把自己置于与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对抗的地位。中国思想史和世界思想史一样,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的阶級与阶級斗爭之反映,     

历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根本问题——与刘节先生商榷

今年第二期《学术研究》的“关于学术研究方法論問题的討論”专栏,发表了刘节先生的以《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为題的討論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刘先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而所有的問题又都是围繞着阶級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孔子及其思想这个中心問題的。刘先生文中还特別声明:这些“虽然是个別問題,也可“以偏概全”,‘一隅三反’”。从这个声明看来,刘先生在这篇討論文章中,显然是試图以孔子及其思想的討論来“概”和“反”及整个古代历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的究方法論問題,即:阶級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古代历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的問題。     

历史唯物主义讲座——第三章 資产阶級社会学說的批判(续)

二中国资产阶級社会学說的批判 1 西方资产阶級社会学在中国的傅播及其政治影响中国资产阶級社会学說是从西方資产阶级国家輸入的,其中有由留学生翻譯过来的,有由西方社会学家来到中国直接傳播的,有由中国人依照西方社会学的理論来研究中国社会的。資产阶級社会学在中国的傳播,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十月革命以前的时期和十月革命以后到1949年全国解放的时期。中国輸入西方資产阶級社会学最早的一人是严復。严復在1898年到1903年譯出了斯宾塞所著的“社会学导言”一書,題名     

广东历史学界就刘节的《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的观点展开讨论

本刊今年第二期发表的关于学术研究方法論問题的七篇討論文章,其中有六篇文章的作者,从不同方面論述了在学术研究中坚持阶級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对于这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性重大間題,刘节教授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中,提出:“阶級斗爭的理論用之于当前政治是切实有效的,用以解释古代历史事件,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教条化,机械地利用起来呢? 这确实成为問題。”刘节提出的实貭上是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阶級斗爭理論和阶級分析方法适用于指导研究历史的这个观点,引起了广东历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广东历史学会首先在中国思想史組方面开展了这一方法諭問題的討     

关于民族典型与阶級典型——与贾文昭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60年第一期发表了賈文昭同志的《試談文艺理論中几个爭論的問題》,将近几年文艺界討論的主要問題,作了概括介紹,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有許多论点是正确的。不过,关于典型問題的某些論点,我們有不同的看法,特提出請教。 賈文昭同志說:“共性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性,分析典型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观点”。无疑,这話是完全正确的。但作者又論述了“需要解决典型的种类問題”,却这样說: 典型是否只有阶級、阶层的典型?有没有时代、民族的典型?不少同志一談到典型,总是只     

人民民主专政学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贡献

(一) 毛澤东同志在“論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等巨著中,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說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革命斗爭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验,創造性地闡述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說,进一步丰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級专政的理論。十年来,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發展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巨大胜利,雄辯地証明了人民民主专政学說的正确性和伟大的生命力。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級专政是馬克思列宁主义中最根本的問題。自从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承认与不承认无产阶級专政     

有关太平天国革命性質的几个問題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質,这是个爭論已久的問題了。对这个問題大致有三类看法:第一类是单純农民战爭說,持之者有康右銘等同志①;第二类是資产阶級性的农民革命說,持之者有郭毅生等同志②;第三类是单純农民战爭兼具資产阶級革命性說,持之者有袁定中等同志③。第一类意見主要从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阶級成分着眼,是一种传統的看法;第二类意見主要从革命任务和客观影响着眼,同时又强調市民力量在革命队伍中的作用,这是一种新的看法;第三类意見是在两类意見展开爭論后才明确提出的,它認为:从沒有先进阶級領导这一角度而言,太平天国革命仍然是单純的农民战爭;但从反对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主义压迫及在客观上为資本主义开辟道路这一角度而言,它又带有資产阶級革命性質。这是一种比較全面的看法。以上三类意見的提出,对于我們进一步研討太平天国革命性質問題很有帮助。     

关于天朝田畝制度的实质问题——兼评郭毅生“略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一文的若干论点

郭毅生同志在“教学与研究”一九五七年第二期发表的“略論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質”一文中,对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質問題作了如下的論断: “天朝田亩制度实質上是一个彻底的反对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农民資产阶級性的土地綱領,革命性和进步性是它的基本特征,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帶有任何反动的实質。”并从而得出結論: “既然我們按照革命的任务和内容来决定革命性質,那末,現在我們便不能不肯定太平天国革命是資产阶級性質的农民战爭了”。我們認为,这些論断是錯誤的。但是本文的内容不想全面地涉獵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質問題;只想就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質,提出一些我們的看法。     

“清官”的实质和《海瑞罢官》的“現实意义”

当前所进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討論,是思想战綫上的一场极其重要的論辯,它牵涉到一系列重大的原則問題。在本文中,我們拟就以下两个問題发表一些粗浅的意见。首先,是关于“清官”的历史作用問題。“清官”是封建統治阶級的一員,而且是比貪官有远见、因而也是更能維护本阶級的根本利益的人;关于这一点,連吳晗同志也不否认。然而,吳晗同志等认为:正因为“清官”能为本阶級的根本利益着想,所以他們能为人民做一些好事,在历史上有其积极作用。《海瑞罢官》的說明中很明确地說:“海瑞是封     

再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馬克思主义的阶級分析方法,包括着許多方面的內容。要弄清这个問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在《論馬克思主义的阶級分析方法》一文(載于《学术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四期),已就阶級分析方法的一些问题作了初步的說明。在这里,拟就阶級立场和     

坚持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关于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級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問題,向来就存在着激烈的爭論。最近刘节先生在他的《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中,对此又提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能同意的論調,諸如:古代的思想家和古代的社会思想不带有阶級性;研究历史不要用阶級分析的方法,而应当采取“恰如其分地把事实說出来”的客观主义方法,等等。应該指出,刘节先生这些“理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資产阶級的历史学家历来就是反对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級斗爭观点和阶級     

老子的思想

一老子的身世二十年前关于老子的身世和“老子”这部书曾經有过热烈的爭辯。老子的籍貫和年代有問題;“老子”是一部什么时候的書有問題;老子究竟是誰也有問題。爭辯是有收获的,我們明确了許多問題,虽然不能說大家沒有分歧的意見了,究竟减少了分歧。問題所以复杂,部分由于“史記”老子本傳的离奇,部分由于“老子”一書的內容有問題。关于老子的籍貫,“史記”本身就有不同的說法,今傳流行的“史記”本文是: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而高亨先生的“史記老子傅箋証”說: 孔穎达礼記曾子問疏引史記云:“老聃,陈国苦县賴乡曲仁里人也。”……是史記一書,     

讀弗·尼·尼基甫洛夫同志“論不同國家从奴隸占有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几个共同的規律性”一文后的体会——兼評童書業先生的对“生產关系一定要适合生產力性質的规律”的認識

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号的“歷史研究”上讀到了弗·尼·尼基甫洛夫同志的“論不同國家从奴隸占有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几个共同的規律性”一文后,使我深深地对苏联專家同志的学識的淵博与态度的謙虛產生了很大的敬意。这篇文章对我們全國研究古代史分期問题的同志們來說,应該說是有極大帮助的。我个人,就曾从这篇論文中学習到了很多东西。从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全部理論問题來說,我     

从改造思想入手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读《在斗争中学 在斗争中用》

工农兵群众能不能掌握理論?这是理論战綫上近几年来斗爭很激烈的一个問題。一些資产阶級的“理論家”,他們不仅不相信广大群众能够学习和掌握理論,而且对群众学理論、用理論进行大肆攻击,誣蔑地說它是什么“一股歪风”,是“稀奇古怪的事”。那些人为什么对工农兵群众学习和掌握理論如此深恶痛絕呢?这是由于他們的阶級本性所决定的。一切剝削阶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广,历来总是实行愚民政策的,他們瞧不起群众,也害怕群众掌握理論。因为广大群众如果掌握了理論,懂得了真理,头脑里有了枪杆子,就必然要起来反对他們,就必然对旧的世界实行“武器的批判”。从我国今天     

广东史学界討論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問題

广东历史学会于三月十三日,举行了一次历史主义和阶級观点問題的討論会,与会者就史学界当前討論的历史主义和阶級观点問題,以及对在中国农民战爭史研究中如何运用阶級观点和历史主义这一问题提出的有关爭論的主要問题,展开了討論。关于起义农民有无自己的思想作为行动指南的問題 在发言中,許多人都不同意蔡美彪同志关于历次起义农民“只能以封建的綱紀、封建的理論来反抗封建     

上海学术界举行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座谈

本刊編輯部于四月八日及廿五日邀請上海学术界部分人士举行了基础与上层建筑問題座談会。 許多人同意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經典定义,即“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不同意王子野一文(載“哲学研究”1957年第一期)把生产力放在基础这个概念里面;認为如果按照王子野的論点,就会有很多問題在理論上难以自圓其說。例如,基础是有阶級性的,生产力則是沒有阶級性的,若是把生产力放在基础里,則无法解釋基础的阶級性和繼承性,且还会导至生产力也能直接决定上层建筑性質的錯誤結論。 許多同志認为,王子野一文的某些論点具有启发性,值得重視和研究。但他全盤否定斯大林的論点,把基础、社会存在、社会物質生活条件混为一談,則是以新的簡單化来代替过去的簡單化,因为社会存在的涵义比基础的涵义要广泛得多。     

对“論孔子思想”一文中錯誤观点的自我批判

“論孔子思想”一文是我于1957年上半年写的,发表在同年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四期。当时写那篇文章,是基于不滿于現在一些書刊中关于孔子若干具体問題的以及对孔子整个思想的簡單化和絕对化的解釋、看法。举例說,如解“天命”之“天”为上帝,“命”为宿命論,說“中庸”为調和、妥协,否認孔子思想中有辯証的和唯物     

批判霍松林先生“文艺学概论”中超阶级的“人性論”

阶級論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論的基础和核心。現代修正主义者搬出了虛伪透頂的“人性論”反对文艺上的阶級論,企圖从根本上挖掉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論的牆脚。他們鼓吹抽象的“人性”“人类共性”,把实际上是腐朽的資产阶級人性說成是一切文艺的“基础”,从而达到为資产阶級复辟开闢道路的目的。霍松林先生在“文艺学概論”(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以下引該書文只註明頁数)中系統地宣揚了这种超阶級的“人性論”观点。     

捍卫馬克思列寧主义关于打碎資产階級国家机器的学說

关于无产阶級革命必須打碎資产阶級国家机器的結論,是馬克思在总結了法国的两次革命經驗之后得出来的。它是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說中主要的根本点。馬克思在1871年4月給庫格曼的信中論及这个問題时說:“如果你讀到我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記’一書最后一章,那你就会看到,我認为法国革命下一次的尝試,不应如迄今以前一样把官僚軍事机器从甲手轉交乙手,而是要把它毁坏,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珍視这一重要的科学結論,以     

作者来信

編輯同志: 承蒙你們在第五期上刊登了拙作《談性格类型——典型共性中的初級本質》。但有一段文字需加以說明或更正。文章一开头有两个问句:“究竟有沒有超越于阶級性之上的‘共性’?这种‘共性’或‘普遍性’与阶級性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原稿在这二个问句之间还有一句:“如果說有这种現象,那么該作何解释?”而且指出这”正是当时(六○年)与人性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