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笛卡尔哲学的革命意义

笛卡尔的命题开主体为万物立法之近代先河 ,开科学思维 (主客体截然分离 )之近代先河 ,为近代科学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近代科学思想 ,将一切视为主体思维研究之对象 ,给予量化和确定性定义的思想 (对象性思维方式 ) ,大大促进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进步 ,使人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文从考察笛卡尔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笛卡尔哲学的出发点、方法及对当时及后世科学、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来论证它的进步意义和革命意义。     

笛卡尔问题及其解决——笛卡尔与康德哲学之比较

笛卡尔问题是"什么是真实存在的?"笛卡尔首先给出的答案是"我思故我在",然后代之以"上帝存在"和补之以"灵魂不灭"。康德对笛卡尔的论证及其答案不以为然,称之为"先验实在论"或"经验观念论",而把自己的哲学立场命名为"经验实在论"或"先验观念论"。尽管康德对笛卡尔的一些批评是有力的,但对笛卡尔问题并未给出有效的解决。为此,笔者从梦怀疑入手给出一种新的解决方案。     

从认识主体返回身体主体——论梅洛-庞蒂身体哲学视角下的“主体性”概念

从笛卡尔的"我思"而开始确立的近代哲学认识论中的主体性原则,通过排除身体经验的不确定性从而达到一个纯粹自身给予的意识主体,并进而以对象化的方式将世界客观化,在忽略身体体验的同时也将感性世界平面化,使之失去存在之深度和原初呈现的意义。本文试图对造就认识主体的"反思"规定进行深入剖析,指出其内在机制的局限性,并通过引入梅洛-庞蒂的融被动性与主动性于一体的身体视角,表明体验对于反思的优先性,因而从认识主体返回身体主体就使"主体性"获得了更为丰富和全面的内涵。     

笛卡尔哲学中“我思”的确定性

"我思"是笛卡尔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笛卡尔总是毫不迟疑地宣称"我思"的确定性,但是,"我思"确定性的根据何在,始终是一个问题。最为直接的回答是,笛卡尔持有意识透明性的主张:我能够确定地知道我的心灵状态。通过梳理和辨析对意识透明性的诸种解释,可以看出笛卡尔"我思"的确定性并不依赖于意识的透明性。另外一种回答则可追溯至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等所认为的"我思考"的作出即是其为真的条件的说法。文章将着重考察威廉姆斯将言语活动和思想活动进行类比的论证,并试图指出在这个类比论证中存在的错误和疏漏。结合笛卡尔对内含的意识(internalawareness)和反省的意识(reflective awareness)的论述,笔者将论证,"我思"知识的确定性是在思想的必然的自身关系中获得说明的。     

从《齐物论》看“天籁”的原初意义

在古、今汉语中,“天籁”一词都很常见。人们或用以指称自然界和谐美妙的声响,或用以形容来自于人的悦耳动听的声音、音乐或自然天成的文学作品,用法和意义都很明晰、确定。但若追根溯源,即把“天籁”一词放回其所出自的文本《庄子·齐物论》中,则会发现,其原初的意义和后来的应用义之间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思想的方法:从笛卡尔到现象学

笛卡尔关于"我思"的学说本身具有一定的含混性,对它的不同含义的强调,可以看作形而上学与现象学的分水岭。胡塞尔对原初直观之首要性的强调,实现了哲学方法从论证到展示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本身依然没有确认现象自己展示自身的自给予性,因此,一种彻底的现象学还应该进行第二次方法论的革新:从展示到自身展示的转变。     

灵魂概念在希腊哲学中的演变

灵魂概念在希腊哲学那里,曾以本原的形式出现,由阿那克萨哥拉奠定了心智哲学基础。这样一种思路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保持,并发展为系统化的唯灵论体系。     

从身体存在论证看笛卡尔的身体观

笛卡尔对身体的讨论是理解近代以来身体的认识论地位的关键。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首先提出身体的本质和存在是不能确定的,怀疑由身体向整个外部物质世界展开。“我思”的确定性建立之后．他始终坚持从已经获得确定性的纯粹思维活动本身展开讨论,最后扩展到身体及世界存在的论证。思维能确定认识身体的广延本性,但身体存在的确定性则是来自身心结合产生的感觉。在获得身体存在的确定性时,笛卡尔对身体的认识已经脱离了进行普遍怀疑时看待身体的方式,身体已由认识对象转变为认识主体,由持续同一的实体转变为感知的行动。这种转变颇有深义,揭示了笛卡尔开启的近代哲学主体性转向的另一个维度,同时也使身体的认识论地位得到了提升。     

我思:主体及其处境——从笛卡尔到梅洛-庞蒂

笛卡尔一方面强调思想主体,我思自我的单纯性,也就是无广延、非时间的特征,使之可以脱离身体而单独存在;另一方面,在论述身体之实存以及感觉功能时,又对身体的认知功能有所承认。梅洛-庞蒂对我思(cogito)阐释不仅否认了单纯思维主体的永恒性、将我思重新揭示为一个时空中的事件,还由此勾勒出一个更为贴切的主体形象。     

原始家族与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生

中国远古时代较为清晰的血缘关系发生于新石器时代,至文明前夜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家族体系。家族成为原始聚落中基本的社会单元与经济单位。社会分工与生产分工的家族性以及贫富分化的家族性是中国原始家族的突出特点,也是中国早期文明萌发的重要基因源,由此而形成的家族间的差异以及一个家族对另一个家族的统治与拥有则构成了最早的社会政治关系,这直接影响了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道路。     

原始酒文化的现代迷失性错位--兼论基诺族小康文明建设

作者对基诺族原始酒文化特别是现代嗜酒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嗜酒是脱胎差异的小民族在社会大转折时代出现的迷失性文化错位,是一种综合性的人类贫困问题,有碍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认为酒消费是随着时代而变迁的,基诺族现代酒消费的文化定位应是:健康节酒,并建议实施悖恩格尔系数递减法,把嗜酒问题作为基诺族小康文明建设的难题与突破口。     

论原始宗教在早期文明发展中的文化价值

原始宗教是原始氏族———部落制社会的伴生物,是氏族制社会的上层建筑。适应氏族———部落制的社会存在,原始宗教的根本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初民的生存需要和群体组织延续的需要,原始宗教在事实上从诸多方面满足了这种需要,在人类早期文明发展史上体现了其应有的文化价值。可以说,如果没有原始宗教及其文化功能的发挥,人类文明的维系、积累和传承就失去了精神的动力。     

论德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传统

德国古典哲学以其深刻的思辨和晦涩的语言而著称,与前此的英国经验论、大陆唯理论以及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德国式的思辨理性或辩证理性与中世纪以来的德国神秘主义传统有着密切的思想渊源关系。从艾克哈特的神秘的"心灵之光"到马丁·路德的内在自由的自我意识,再到雅各·波墨的深刻诡异的"神智学",都包含着一种在最高的神秘意识或认识中实现对立面的同一的思想,这种思想成为德国古典哲学中辩证理性的思想根源。     

灵魂与肉体:1900年极端情境下乡土教民的信仰状态——以直隶为中心的考察

讨论 190 0年极端情境下中国基层社会天主教教民的信仰状态及其文化含义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这种经由灵魂意识、神功崇拜和身体观念所表达的信仰状态 ,具有基督教教义和中国乡土文化诸要素交错互动的特色。它表明激烈的拳教冲突并非两种信仰体系的绝然对立 ,而是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冲突双方根植于政治和经济事实的对于本土文化资源的分别解释和重塑。     

主体形而上学解体的三个维度——从20世纪法国哲学看

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再到后现代哲学的过渡 ,就身体问题而言 ,存在着由机械的身体到身心统一的灵化身体再到物质性欲望身体的演化 ;就语言而言 ,存在着由透明的理想语言向半透明的生活语言再向完全不透明的自足语言的变迁 ;而就他者而言 ,存在的是从否定他性到相对他性再到绝对他性的过渡。这些或者渐进或者突变的趋势在扩大“主体”外延和广度的同时 ,逐步掏空了近代“主体”的内涵和深度 ,导致了主体形而上学的最终解体     

实践唯物主义的三个里程碑和经济哲学的三次提升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革命性变革的学术范式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马克思本人创立的第一个哲学形态是经济哲学.迄今为止,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已经历了三个里程碑,从而形成了经济哲学形态的三次提升.一是马克思对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逻辑架构的构建和经济哲学研究范式的确立;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实践唯物主义理论硬核的探讨和经济哲学学科的创立;三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弘扬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发展.     

马克思哲学路径中的“两条线索、三重逻辑”

马克思从追问劳动异化的根源开始,逐步走上了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解构道路。本文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中,解读出了两重逻辑:一是经济学的实证的非历史的线索与哲学外在性批判的组合,即用分工-交换这一经济学思路来展开哲学批判的逻辑方法;二是历史性的实证逻辑,即以对象化劳动、实践、生产方式等概念建构出的历史发展线索,这一逻辑缺乏内在的批判性因素。这一缺陷导致马克思不得不从第一重逻辑中来寻找批判动力,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文本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理论结构。成熟时期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扬弃了这两重逻辑方法,走向一种以客观内在矛盾运动为基础的科学的批判逻辑,这是马克思哲学路径中的第三重逻辑。     

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三大转向

哲学研究的对象由三个不同的侧面构成,即外部世界、自我、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间与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媒介物。从这一见解出发来看西方哲学史,之中存在着三个大的转向。第一个大转向是从独断论哲学到批判哲学;第二个大转向是从批判哲学到生存论哲学;第三个大转向是从生存论哲学到当代语言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