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与家庭幸福感——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和完善

计划生育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施行以来,对我国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宏观层面,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低生育率既开启了中国"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但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进程。老龄化的过快发展将带来人口红利消失等一系列经济风险;微观层面,独生子女政策也带来失独家庭、中年空巢等新的社会现象,影响家庭幸福感。计划生育政策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完善,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做好面对老龄化社会的准备是我们政策改进的方向。     

江苏省独生子女数量测算及其风险分析

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和相关部门的统计报表,根据出生总人数与该项人数之间的逻辑关系,首次系统地对1980年以来江苏省出生的独生子女数量进行了估算,并对2010年前可能新增的独生子女人数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显示,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和独生子女家庭的出现将给江苏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而由于独生子女自身的风险和家庭结构的缺陷,必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系列风险。该研究对控制因独生子女引发的新型家庭和社会风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人口政策重点转移:从人口数量控制到养老风险化解研究

当今中国人口政策的重点由控制人口数量转向化解养老风险、促进人口结构优化,是中国几十年人口数量控制目标实现之后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转移.它表现为四大重要特征:第一,中国人口政策具有现代性,适应新时代人口新常态;第二,中国化解人口养老风险政策的福利性、公正性;第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化解养老风险政策的多元性;第四,基于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及实施社会支持政策的差异性,奖励对社会贡献较大的老年人口,激发公众对社会的奉献精神.然而实现积极老龄化政策、化解养老风险,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关注:一是基于老年人生理性素质退化的问题,实施适老居建设政策,方便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提高其积极性;二是克服老年人口自组织性较差的弱点,实施服务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组织建设政策,使老年人活动有组织保障、经济保障.总之,在新时代人口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正将人口战略重心由人口数量控制转向养老风险的化解.这既是中国人口政策的与时俱进,又是有效人口政策的延续和发展,充分彰显了中国政府的公信力.     

生育政策调整及其风险规避

现行生育政策对遏制中国人口过快增长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政策本身具有阶段性和局限性,不宜长期实行,否则会因下一代人口的过快衰减而影响家庭、社会甚至国防安全。为了让公民满足在生育上的刚性需求和实现平等的生育权利以及降低政策的负面影响,建议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全国统一的“补偿一孩,允许二孩,控制三孩”,并将这一政策延续到2033年前后。调整生育政策可能会出现生育率波动、推迟和抬高人口峰值、计划生育工作滑坡、独生子女家庭总负担加重、人口与资源生态环境关系更加紧张等风险,需要切实规避。     

城市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给其父母带来的困境及对策——以北京市宣武区调查数据为依据

基于北京市宣武区的调查数据及访谈材料,分析了独生子女意外伤残或死亡给其父母带来的困境,并对其原因进行了社会学分析,进而提出要保障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把现行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推演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制度”,以有效的制度规避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     

构筑人口均衡发展型社会

人口均衡发展的科学含义是指人口系统构成要素相互匹配、互为依存、协同发展的状态,是指人口的供给和对人口的需求在数量或者结构上处在相对平衡、动态协调的状况。低水平的人口均衡是数量意义上的供求均衡,高水平的人口均衡是结构意义上的契合均衡。人口均衡发展的人文含义是彰显对生命尊严、人权保障、人类发展、家庭幸福、人口优化和社会和谐的价值追求。人口均衡发展的政策含义是确保人口的优化发展,即警惕和防止人口的逆向发展或者说负向发展,引导和促进人口的积极发展或者说正向发展。人口均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缺一不可。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路径选择包括:适度低生育是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基本保证;建设"健康家庭"是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微观基础;成立"人口与家庭发展委员会"是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体制保障;"适度生育、调衡人口、投资人口"是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理性选择和战略取向。     

论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机遇、优势、风险与挑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既是为了人，也需要依靠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这是一场激发人口巨大潜能和力量，全人口共同参与、共同发展与共同富裕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全面和最深刻的社会转型与变革。人口规模巨大一方面蕴含着人口力量大、人力资本提升、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等优势和机遇，另一方面也存在人口压力大、生育率极低、人口结构失衡、城镇化质量不高、婚姻家庭出现新问题等风险和挑战。优化人口发展，需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把握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积极应对少子化老龄化，打造全人口、全过程、全方位和谐社会，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     

中国中长期人口综合发展战略(2000-205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转变进入到人口红利期,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60%,且不断提高,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从人口质量上看,中国成功地走出了穷国办大教育的道路,初步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然而到2015年之后人口红利期开始下降,到2035年基本结束,之后形成新的人口负债期,人口老化负担日益加重。因此有必要前瞻性提出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战略构想,这是一个统筹考虑人口系统内部数量和质量,统筹考虑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战略。为了实现2000—2050年中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目标,作者提出中国人口发展目标分"三步走"的初步设想,为2050年基本实现中国现代化奠定人力资本基础。     

人口流动导引的家庭代价及发展省思—基于陇东南 Q 村的个案考察

以陇东南 Q 村为个案,在分析农村人口流动动因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人口流动导引的一系列家庭代价。 家庭功能遭致消解性代价方面,表现为儿童青少年的教育抚养和老年人养老照料功能弱化;家庭风险多发频发性代价方面,表现为婚姻和家庭稳定性下降、青少年越轨行为突出和家庭成员安全风险增大;家庭分化或衰落性代价方面,表现为空巢家庭、隔代家庭和独身家庭大量出现,家庭的空壳化和复杂分化成为部分家庭走向衰落的前兆。 代价视角的分析表明,需要将家庭置于相关制度设置和公共政策讨论的核心,明确家庭建设在中国农村社会具有的特殊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发展和守护家庭,调动家庭自我保障、自我调节和服务的功能及积极性,是政府相关政策制定中必须予以重视的关键议题。     

我国"十四五"时期的人口变动及重大"转变"

利用人口预测方法估算中国"十四五"期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动,并总结了其中的四大重要"转变".人口规模变动呈现"四降三升"态势,人口总量保持增长,老年人口增速加快,年均死亡人口规模继续提升,但劳动年龄人口、少儿人口、育龄期女性人口、年均出生人口继续下降;从人口结构变动来说,少儿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双双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升,人口老龄化由"底部"驱动转为"顶部"驱动主导,人口抚养比保持低位,但性别比失衡的问题正向适婚年龄段传导.人口结构出现的重大"转变"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包括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婚育观念的交织、劳动力的"质""量"转变.为应对中国人口变动,提出必须从生育权利、养老保障、经济转型、社会体制等方面进行战略储备.     

大龄未婚男性流动人口的风险性行为及影响因素

以西安市28岁以上的大龄未婚男性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性行为相关内容的电子问卷调查,并收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进入城市后可能产生的风险性行为信息;通过分析明确了大龄未婚男性流动人口的风险性行为概况和人群特征,用逻辑斯蒂(Logistic)回归模型探析了其行为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大龄未婚男性流动人口在多个性伴侣与商业性行为表现出明显倾向;大龄未婚男性流动人口的经济条件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对其风险性行为产生了影响;周围人群的风险性行为参与对大龄未婚男性流动人口的风险性行为参与产生带动作用;此外,无保护性行为在这一人群中的比例已经显著降低。     

农业投资项目的风险预测分析

以农业项目投资为出发点,讨论了农村金融的风险预测问题。基本假设是,项目总收益遵从一种拟正态的分布,其随机变化过程为拟正态的过程。借助拟正态分布和拟正态过程的概念,描述了投资成本与市场收益之间的随机变化关系,给出了农业投资项目风险分析模型。通过对这个模型的数字特征值的求解和分析,最后完成了有关的度量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用性研究的设想。     

企业经营者年薪制理论研究综述

近年来 ,随着年薪制在全国各地企业中试行 ,理论界对年薪制问题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专家学者们对年薪制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实行年薪制的范围、年薪的确定和构成、年薪标准的差距、经营者应当承担的风险以及对经营者激励方式这几个主要方面。     

风险社会中的马克主义大众化策略

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正在步入风险社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只有树立敏锐的风险意识,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加强对人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各项机制,大力培育民间组织,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育的社会根基,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实效。     

决策中的偏好反转研究的演变

偏好反转是风险决策中存在的一种奇怪而普遍的现象,表现为人们选择与定价的不一致。自偏好反转现象发现后,众多学者对偏好反转现象进行了实验验证,证明了此现象的普遍性,研究过程中实验者采用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并从不同角度对偏好反转现象进行了解释,从前景理论的提出,到兼容性假设、表征理论等理论的发展,再到国内学者提出的齐当别模型;影响偏好反转的因素包括个体、材料任务与情景因素等。     

证券投资三大属性理论与投资决策

证券投资是对预期收益的风险投资,具有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三大基本属性。在证券投资中,预期收益决定着投资资金的投放方向;风险性决定着投资资金的投放数量;流动性则决定着投资资金的留存时间。这三大基本属性,使证券投资成为一种极具吸引力又极具挑战性的经济活动,同时又有力地推动着社会资金不断由低效率向高效率流动。     

风险社会中的危机处理机制

现代社会的偶然性、矛盾性、不确定性越来越大,风险事件越来越多,风险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日益深刻地影响人类社会。风险固然可怕,但更为可怕的是缺乏应对风险的社会机制。“非典”的蔓延提醒我们:面对各种风险要建立相应的危机处理机制和信息发布机制;促进民间社会的发育,使民间与政府合作共同化解风险;风险的全球化表明,国际合作是风险社会中处理危机事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保证。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治理原理

人类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但是,在人类所面对的风险中,绝大多数风险是由处于中心地带的人们生产出来的.由于工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中心-边缘结构,处于中心地带的人们在生产风险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风险分配的权力,他们总是能够成功地把自己所遇到的风险分配出去,让那些处于边缘地带的人们去承担更多的风险.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打破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唯有如此,才能建立起一个合作应对风险的社会.     

再论风险投资信息不对称及政府的策略选择

当今世界各国都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经济,同时依靠风险投资推动科技创新。但由于政府的资金有限,能否充分利用私有资金成为关键问题。而信息不对称是风险投资双方的主要障碍,其大多数不能通过适当的契约安排予以解决而只能靠政府。因此,在阐明信息不对称的表现、后果及私人解决困难的基础上,研究政府解决风险投资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策略选择以及矫正其自身行为扭曲的制度安排。     

风险社会下大学生的教育价值观之审视

风险社会的不安全性、不确定性,加剧了大学生的风险意识,并对大学生的教育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面对风险,大学生的教育价值观往往会发生偏向,要么轻视教育的内在价值,把教育当作迎合市场需要的手段;要么轻视教育的外在价值,把教育理想化为一种自足的实体。这两种偏向只会加剧风险,带来更深的不安全感,我们要开展通识教育和风险意识教育,以纠正大学生教育价值观的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