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势思想的发展逻辑与梁启超学术公案再判

尚贤与重势是先秦时期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慎子“势位屈贤”的思想从政治统治的层面否定了尚贤路线,开创了重势的政治道路和以“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韩非继承了慎子的政治路线,创造性地提出了“理—势”的认识论、“缘理而用势”的方法论、“任势治国”的实践论,完成了由“势”而“治”的理论构建。在此基础上,韩非得以在国家治理层面将“贤”重新纳入重势主义的范畴之中,让“贤”服务于国家善治所需“人设之势”的创建,并最终通过“法治”的治理模式实现“势”与“贤”的统一。法家势思想的发展过程包含了一个“势”与“贤”的辩证逻辑,理解这一逻辑是破解梁启超学术公案的关键。这一学术公案的产生与梁启超对《韩非子·难势》篇中“应慎子曰”思想归属的判定并无必然关系,而是直接来自于他对法家“法治”思想的“误读”,但这种“误读”是他对传统思想创造性转化的努力,值得今天进一步思考。     

韩非的“自然之势”与“人设之势”新解

＂势＂是韩非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具有复杂的意义。韩非为了回应当时学者对慎到＂势之足以治天下＂的攻击进而论证＂贤势之不相容＂、＂势之足用＂的观点而将＂势＂区分为＂自然之势＂和＂人设之势＂。＂自然之势＂并不是学术界一般所讲的＂世袭的王位＂,而是指不可改变的事物变化的趋向,包括社会的变化趋向。＂人设之势＂存在于纯政治的框架内,指君主由于其所处地位而拥有的权力和权势,以赏罚的权力为主要内容,也就是韩非所说的＂二柄＂。     

从"势大天下从"到"执柄以处势"

对今本《老子》的“执大象,天下往”一句,两千多年来它一直被理解为:“执守大道,天下人都来归往。”实际上应该解释为“势大就能使天下归从”。这是盛行于先秦时期势治思想的具体体现。先秦势治思想有着一个从孙子兵家的“任势”与“造势”移植向韩非“权势”与“位势”的政治哲学的演进路向。     

权威管理、制度规范与权术约束——韩非子传统管理思想研究

韩非是我国先秦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他构建了一套以政治权威、制度规范和权术约束为主的管理体系。这个体系将“法、术、势”三种管理方式融合起来,形成了高效的社会行政管理机构,为先秦政局的统一,起到了现实的指导作用。文章的研究便是对其权威管理思想的梳理与剖析。这种传统的权威管理思想在今天的某些社会组织中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韩非术治理论的思想渊源摭论

继承各家对于人性“恶”的思考,韩非阐发了自己的人性论,并将对人性的认识作为其术治理论的基点;沿着荀子的思路,韩非进一步发展了“名”的客观性,将“形名”与君主的统治之术联系起来论述;韩非对《老子》所包含的哲学内蕴和政治思想进行了开掘和演绎,并从中发现和解译出符合他自己的术治理论建构的元素,并加以利用。     

论韩非“法势术”的哲学逻辑结构

韩非子哲学思想的精义在于提出了法、势、术相互统合、相互作用、集为一体的法治思想。根据“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剖析法、势、术这个韩非哲学的核心范畴,即从“法的性能结构系统”（纵向结构）、“法的功能运作系统”（横向结构）进行解析,可以清晰地展示韩非哲学三个基本范畴间的内部关系和深层意蕴,从而认识韩非哲学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导向。     

韩非思想散论

韩非以成就“霸王之业”作为君主之大利 ,这与战国时代社会发展走向统一的趋势相吻合 ;韩非思想的核心是“势” ;韩非看到了人口增长与社会物质财富增长要协调发展的问题 ,具有进步意义 ;韩非主张的极端专制主义以及阴谋权术是其思想糟粕     

韩非政治法律思想的逻辑分析

唯利论是韩非政治法律思想的逻辑起点,他认为每个人都自私自利、好利恶害。韩非政治法律思想的展开是一个历史的辩证过程,他认为随着时代由“上古”到“当今”的转变,“人民众而财货寡”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唯利”的本性恶变为“为恶”的现实。于是韩非顺理成章地得出其政治法律思想的结论:要统驭这一人欲横流的“大争之世”,必须法、术、势三管齐下。     

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问题——与袁伟时同志商榷

今年《学术研究》第一期刊登了袁伟时同志的《试评韩非的“法、术、势”》一文,这篇文章对韩非的法治理论完全采取否定的评价。作者认为“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并非韩非建立,而在韩非以前的慎到、申不害和商鞅即“明确地将‘法、术、势’结合起来论述了”。特别是商鞅“更完整地阐明了这个理论”。作者也说他并不否认韩非对“法、     

王夫之诗歌美学中的“势“论

在王夫之的诗学思想体系中,“势”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在美学维度上有其独特的意蕴。“势”的学术渊源一是先秦思想史上慎到和韩非的重“势”思想,但还是在政治学规畴中的。再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论家刘勰在《化雕龙·定势》篇对“势”的编译论述,这是建立在章学意义上的。王夫之对“势”这个古已有之的概念做了大幅度的改造,结合其原有内涵充实进丰富的美学思想素质。王夫之关于“势”的论述,都是在对一些诗作的品评     

论治理的前提、模式与体制

治理研究是关于全部政治行为的总体研究,体现了政治社会规范和制度的总体特征,因为任何一个政治社会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行为及行为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将无序状态转化为有序状态.这种变无序为有序的政治行为即“治理”,而政治哲学所探讨的是治理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非任何一种治理行为在任何一个时间、地点、条件下都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因为我们既可以通过平和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强制的方式完成治理这一政治行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序通常区分为良序和劣序,治理则区分为善治(好的治理)和恶治(坏的治理).本文以资源约束与人性假设为治理的前提,进而探讨治理的模式,最终探讨治理的体制.     

韩非政治哲学的君主本位观及其思想脉络

韩非政治哲学发挥并坚守了彻底的君主本位观,并以此构建自己的政治理论体系,在关于法、公与私、忠与奸等范畴上展现出了其独特的思想理念。韩非将这些思想理念作了面向现实的延伸,形成了君主独裁、强权为政、重农轻商和文化专制等治国设定,进而把中国传统政治引向了权势为尊的非理性之路。     

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神学纬度

霍布斯使基督教思想及其传统为其政治哲学所用,在对基督教进行去神秘化的同时又适当地对之有所保留.这种保留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充分地考虑到对世俗统治者的理论上的限制,集自然法的颁布者和法官双重身份于一身的神的理念完善了其政治哲学中的刚性原则.另一个方面是针对政治哲学的纯粹科学性的至上权威的自我修正,世俗统治权和教权的主体结合使君主和臣民的关系增加了包含政治教育方面内容在内的体现柔性原则的一面.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的构架中,这一柔性原则是对刚性原则的重要补充,它们二者都体现了对君主权力及其施行的某种理想的限制.     

《韩诗外传》经世思想发微

《韩诗外传》明显有着关注现实政治、探求治理之道的经世倾向,其经世思想体现在天道论、王道论、道势论等方面。在“天道”层面,韩婴阐发《诗》“受命而王”的天命观,指出神圣之天以灾异警示君政之失,以民心代表其意志,并决定着政权正当性,从而告诫君主“畏天之威” “敬天保民”。其王道论兼言“以情度情”之仁政与“降礼尊贤”之礼制,主张以井田制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以纲纪礼法维系社会秩序。此外,韩婴又从“道势”关系的角度,强调儒学之正统地位,挺立儒士人格,鼓励他们坚守士节,积极参与政治,以“道”的力量抗衡帝国形态下不断扩大之皇权。     

试评韩非的“法、术、势”

韩非的“法、术、势”理论,不少研究思想史的同志给予很高评价。一个代表性的说法是:“韩非建立的以法治为主的法、术、势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适应了当时封建地主阶级即将取得统一政权的形势,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政治思想的基础。”(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一七九页)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这个理论是不是韩非创建的?它真的为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吗?     

再评韩非的“法、术、势”——答孔繁同志

拙作《试评韩非的“法、术、势”》①(以下简称《试评》)发表后,引起一些同志关注。这里仅就孔繁同志《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问题》②一文提出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试评》不同意流行多年的观点,论证了是商鞅不是韩非首先创建了“法、术、势”结合的理论;韩非的“法、术、势”理论没有“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政治思想的基础”。孔繁同志认为上述看法把韩非“一笔抹煞了”;还是“韩非建立了‘法、术、势’相结合的完备的法治理论”;认为《试评》“明显地歪曲了韩非法治思想的实质”,“将剥削阶级内部的所谓团结和统一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说“秦始皇实践的就是韩非的法治学说”。这些论断都是值得讨论的。     

韩非与马基雅维里非道德政治观平议

用功利的观点解释社会政治生活，是韩非与马基雅维里的共同特点。在他们的政治哲学中，政治的目的不是道德的良善，而是统治者卓有成效的统治，君主是否具有做恶的艺术出品德的优劣更为重要。韩非与马基雅维里对于道德和法律的不同理解，使他们在政治思想史上占据着不同的位置。     

论韩非人情论的价值观意蕴

韩非的人情论不是没有善恶判断的价值中立,置于“相为”关系中就会发现,它蕴含着鲜明丰富的价值观。韩非认为“父诮子怨”的自为心是依赖相为关系而产生的,因而主张“以利之为心”的利他价值观。韩非不是将利他作为善恶的标准,而是作为维护相为关系的方法,它具有工具性价值,终极目的在于通过相为关系凝聚国力、统一天下。只有坚持长远利他,才能增进不同主体的共同利益进而巩固相为关系。富强也是相为关系中不同主体的价值观共识,君主的利他体现在满足臣民的富贵愿望,臣民的利他体现在满足君主的霸王愿望。韩非更深入地认识到自为心会导致君臣利异,根源在于臣民想获得法律制度规定之外的利益。针对君臣利异,韩非提出了公、私之分,公利是践行法治所增进的国家利益;私利不是一般意义的个人利益,而是破坏法制所获得的个人利益。君主要守护公利,要防止臣民破坏法治。韩非强调把公利作为需要维护的核心价值观。     

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历史性跨越——试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意义和关键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标志着当代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开始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人民民主的实现和发展终于辟出了一条法治化的通道;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也将随之发生深刻的变革。这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认识上突破性的发展深化。其意义不亚于我们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一、社会主义民主就是社会主义法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国家的分类是多重意义的。“人治”和“法治”所要解决的是国家的治理方式和治理形态问题,即依靠什么来治理国家的问题。“人治”是把治理国家的希望系于最高统治者或者领导者的圣明和贤能上,而“法治”则是把国家的长治久安维系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上,认为法律和制度比人的素质更能靠得住。“法治”并不排斥领导人个人的权威和作用,而是认为这种权威和作用必须置于法律之下。“人治”也并非绝然否定法律的作用,而是认为法律必须服从最高领导者的意志和权威,领导人的话就是法。     

中国之治：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主题

“治理”是中国历史上的固有词汇，大体指管理国家政务的方式方法，并非为西方学术界所发明，中国学术界在理解与使用西方“治理”概念时需谨慎辨别其中的政治底色。理解“中国之治”,须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特质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扎根中国本土实践和原生概念，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演变与具体实践，从而理解实现“中国之治”的关键在于形成“中国之制”,核心是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两个确立”作为新时代重大政治成果，镶嵌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性制度安排之中，必将有力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